姜文就像是一罈烈酒，一口下去讓你飄飄欲仙、不省人事。
1963年，姜文出生在河北唐山，父親是個軍人，參加過朝鮮戰爭，母親是名小學音樂教師。他每次搗蛋，他媽總用唐山話罵他：“我要有槍就把你崩嘍！”1973年，父母帶著姜文去了北京，住進了內務部街5號大院，那是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家屬院。
生活在大院的孩子每個都桀驁不馴，四處撒野。最愛的是打架、胡謅，一張口就是標準京腔，“誒我跟你說，我跟那誰誰是一個大院的。”
他們爬過房頂和煙囪，在屋頂上抽菸、彈吉他，也喜歡搭訕路過的女生，北京話叫“拍婆子”。後來全被姜文拍進電影裡。
《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爬煙囪
沒到一年，姜文跟他們玩得很好了，也變成了個地道的部隊大院子弟。
1980年，姜文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
為什麼？為什麼？他是整個學校最愛問“為什麼”的學生。中戲退休老教授張仁裡說：“他總是不停地在問：‘為什麼？告訴我為什麼。’我從沒遇見過姜文這樣的學生。”但就是這股勁兒，他的表演能力和理論知識是那批學生裡數一數二的。一般人別想在他面前討到好。
因為姜文的優秀，在他還沒畢業的時候，就被導演盯上了。
他人生中的第一個電影角色是在《末代皇后》中飾演溥儀。原本是要演《末代皇帝》，結果被陳道明頂替，連開拍了都不知道。他為此鬱悶了好長時間。結果陰差陽錯還是演了這個角色。姜文笑了：“看來我真是當皇帝的料啊。”
無論是溥儀還是《芙蓉鎮》中的秦書田，那時的姜文身上還是帶著沒畢業的學生氣。
而到了《紅高粱》，他開始走向大眾認知中的不修邊幅的糙漢路線。《紅高粱》是張藝謀的首部作品，那時鞏俐還是個大二的學生，編劇莫言也沒拿諾貝爾獎，裡面名氣最大的就是姜文。
從左至右：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
都說在片場是導演罵演員，演員只是在執行導演的想法。
但那時候的姜文鋒芒畢露，也十分有想法，時常與張藝謀因為拍攝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從電影開拍一直吵到殺青。也吵出一部不俗的作品。
多年以後張藝謀回憶起此事，“他的心很高，也有這個能力，他希望超過任何人。
其實哪隻是張藝謀，跟他合作過的導演大多受過他的“折磨”。謝飛在跟姜文拍《本命年》時有這麼一場戲：姜文看著女孩唱歌，得抽菸。姜文就跟導演說：“這有沒有一根柱子啊？”謝飛說他挑，但也把柱子找來了。姜文舒服地靠著柱子抽菸，看別人唱歌。然後繼續指揮：“哎，能不能別直接這麼拍我，從柱子後面繞過來拍。”謝飛揶揄他：“你這麼愛提意見，將來自己導戲得了。”
誰也想不到那時的一句玩笑話，後來成了真。
《本命年》之後，野性、硬漢成為了姜文的標籤。但他卻轉頭演了一個陰到極致的角色——李蓮英。
1991年，田壯壯帶姜文去香港宣傳《大太監李蓮英》。
主持人問姜文：“中國這麼多導演，哪個優秀？”
姜文說：“現在沒有，以後有。”
“誰呀？”
“我。”
《李蓮英》上映第二年 ，陳凱歌的《霸王別姬》要開拍了，他邀請姜文飾演男一號段小樓。
但姜文不幹，“段小樓沒什麼挑戰性，我要演就演程蝶衣。”就是後來張國榮演的那個角色。還好陳凱歌沒有依著他，不然真的很難想象姜文咿咿呀呀地唱“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
姜文試鏡程蝶衣的定妝照
沒挑戰性的角色不演，重複的角色不演。但哪有那麼多不一樣的好角色等著他？
那就自己拍吧。“你電影你能這麼拍”勸姜文當導演的是他當時的女朋友劉曉慶。
劉曉慶說：“姜文總是在每部影片中加入導演創作，並使他主演的影片成為那位導演的代表作，他的個性強，無意中會令與他合作的導演難堪，只有做導演才會真正有天地。”
他想拍電影，卻沒有好劇本，尋尋覓覓幾個月，還是王朔把他的《動物兇猛》扔給了他。
姜文看完一直感嘆：“寫得真他媽的好。”
他想讓王朔把小說改編成劇本，但王朔說什麼也不幹。姜文就找了間6平米的屋子，自己一邊學寫劇本，一邊自己改。
姜文拍電影是從不在乎成本的，這個習慣也一直保持到了現在。
用他的話說，“沒錢能拍出什麼好電影？”
當時《陽光燦爛的日子》拍攝了25萬英尺膠片，創下了國產電影使用膠片的記錄。
大冬天的演員們在澡堂裡拍了30多次，夏雨身上都被水衝得脫皮了。馬小軍對米蘭一見鍾情的那張照片拍了兩萬三千多張，最後從中挑出一張。
這種拍法也讓他們劇組後期陷入資金困難。當時不是沒有人反對，攝影師顧長衛就警告過他：“你這麼拍 ，很多都是要剪掉的！”但在拍電影這件事上，姜文不會聽其他人的。
這部電影讓姜文以導演的身份一舉成名，獲獎無數。在當時電影票房就達到了5000萬，很長時間沒人能打破這個記錄。
姜文說，他拍電影要先花2-3年的時間把劇本琢磨好，有了好的本子才會開始著手組建劇組。所以他23年也只拍了6部電影。
在拍之前，電影什麼樣都已經在他的腦子裡，最後的拍攝只是將腦子裡的情景轉化為鏡頭語言。
會遇到困難，但總能解決。
“我從不幹沒把握的事兒。”但姜文的第二部電影就讓他栽了五年。
在部隊大院長大，總是會比一般的孩子更接近歷史。姜文說：“我就覺得那些老電影怎麼那麼假呢，總跟我聽說的不一樣。”
前面的人做的不行，那他就取而代之。後來他拍了那部《鬼子來了》。這部片子拿了戛納評委會大獎、日本的每日電影獎的最佳外語片獎。但在國內，電影連帶姜文一起被封殺，他五年內都不能再拍電影。
當時電影局給的批覆是：
“影片沒有嚴格按照電影局中的意見修改劇本，並在沒有報送備案劇本的情況下擅自拍攝，同時又擅自增加多處臺詞和情節，致使影片一方面不僅沒有表現出在抗日戰爭大背景下，中國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個敢於痛罵和反抗日軍的還是個招村民討嫌的瘋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誇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不僅沒有充分暴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揚威的猖獗氣勢，由此導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現嚴重偏差。”
不只是電影局， 劇本原著《生存》的作者尤鳳偉更是直接選擇起訴。
“電影對原小說的創作主題、故事細節、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竄改。這種行為破壞了原作完整性。原著刻畫的奮勇抵抗侵略的故事，卻被提煉為了農民愚昧，戰爭荒誕”。
姜文這種對原著的叛逃也是他的個人特色之一。劇本改編通常只保留故事框架，表達的內核統統都被換成自己的。
“導演哪有不夾帶私貨的。”
這五年沒法拍電影，姜文就老老實實的當演員，偶爾當個監製，當然也少不了對導演的“指手畫腳”。
尋槍》後，被媒體懷疑架空新導演陸川，甚至有人傳陸川哭著向王中軍打電話；
《天地英雄》又被日本人中井貴一指責不尊重導演，過於自大；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被爆料和徐靜蕾在片場僵持不下。
有人說這是姜文的“黑料”，可他真沒覺得他在耍大牌，他只是想把電影做到極致
終於到了解禁的日子，姜文開始著手準備自己的第三部電影《太陽照常升起》。
上映後卻再次遭遇滑鐵盧，觀眾就是看不懂。
面對這一結果，姜文其實很平靜，他把這部電影稱作是“上帝送他的禮物”。他後來也說過《讓子彈飛》是送給觀眾的禮物，《邪不壓正》是送給兒子的禮物
電影上映總是要跑宣傳的。那時候姜文有個名號叫“採訪界的泥石流”。
03年他的那部《綠茶》跑宣傳時 ，《週末生活》一女記者剛開口說了一句“杜可風是王家衛的御用攝影師”，姜文立馬打斷並教育她：
“根本沒有誰是誰的什麼這個說法，沒有杜可風的參與，根本就不可能有你說的那個人。杜可風是出色的攝影師，也是出色的藝術家，你這樣問很可笑，也很弱智。”
而到了自己的電影，他更苛刻強勢。在《太陽照常升起》時期，“看不懂”是姜文的雷區。
一旦有記者提出這種問題，他立刻會暴躁起來，開始在哲學層面上教育記者，“你連自己都看不懂。”
姜文是烈酒，一點火就燃了。
馮小剛說過他最怕的導演是姜文，“要是他來拍商業電影，恐怕我的飯碗不保。”再連賠兩部之後，他有點不好意思了，“不能總讓老闆賠錢啊。”
2010年，姜文的第一部商業電影《讓子彈飛》上映了。他說要“站著把錢掙了”，他做到了。票房累計6.27億，電影也獲得多項大獎的認可。
這次觀眾都說看懂了，網上分析的小論文一篇又一篇。姜文卻說：“這寫的都是啥啊，我是這麼想的嗎？”
但觀眾們剛看懂了姜文的電影，他又拍出了《一步之遙》。
在電影剛上映的時候，第一批觀眾的反響不太好。
說電影“看不懂”還算輕的，有微博“大V”直接說他“自戀”、“自信心高度膨脹”、“精神病作品”……
“你說那些大V不就是王天王嗎？”姜文對於影評人的解讀很是不以為然。
王天王，是電影中王志文扮演的上海灘名角。電影的主角馬走日因為“花域總統”完顏英之死逃亡兩年，在警察那裡，完顏死因不明，案子不能了結，而王天王和其他的娛樂業者，在上海灘大大小小的劇場裡，不光把“案情”揭了個底兒掉，還演得活色生香，看臺上的觀眾連聲叫好。
有了這麼一層隔閡，在他最新的電影《邪不壓正》中有一個“華北第一影評人”潘悅然的角色，就被解讀為是在諷刺影評人是太監。
姜文怎麼可能為了懟影評人專門創立一個角色？
他電影的每一個角色都有存在的使命。
無論出現多少質疑的聲音，姜文也是斷不會懷疑自己、改變自己的。他對於電影的內容非常堅定，沒有故作高深，整個作品的呈現就是他想表達的內容。觀眾看不懂是導演和觀眾之間有距離。
荒誕的就是現實
從《鬼子來了》到《邪不壓正》，姜文的作品充滿了黑色幽默。
故事的走向總是荒誕、反套路的。
道理從不會平攤在觀眾面前，他會拐八道彎藏在主角的一句臺詞裡告訴你。
他說他拍的電影不是白開水，而是酒。酒是需要品的。
很多人問過他，為什麼他的作品總是在諷刺現實。
但在姜文看來，現實就是荒誕的，他的電影一直在尋找真相，而不是拍一些假上加假的故事。
很多人很難體會到姜文電影裡的內容，因為這與他們的認知是不符合的。
觀眾不知道抗戰時期的農民們是怎樣的，不知道真正的體面人是怎樣的。姜文就拍給他們看。
他對生活沒有任何惡意，他只是就那麼拍了而已。
曾有個說法叫“部隊大院子弟撐起了北京半個文化圈”。
王朔、陳凱歌、鄭曉龍、葉京、管虎、姜文都是部隊大院子弟。
而馮小剛則是那時他們的小跟班。
馬未都曾回應這個說法，“因為部隊大院子弟的父母都是聰明人。”
聰明人的孩子都不太笨。
同為部隊大院出生的崔健曾這麼形容這幫人：
沒吃過什麼苦，也沒享過什麼福，我們是在陽光燦爛下生長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隊的，沒有受到文革的衝擊，在這一點上，我們更願意說我們的直覺受到了保護。你從王朔和姜文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一個人自然成長的精神狀態，他沒有被磨掉稜角。
在這樣的環境下，姜文身上的靈性和野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他太聰明瞭，他的“狂妄”是看透了一切之後的真實。
他看不慣現在人的虛假然後選擇戳破它。
有人覺得他狂，他只是沒有附和那些人的裝腔作勢。
姜文的電影是他做的一場場夢。
他的夢在四萬平米的屋頂上，在四十米高的煙囪上，他的夢太大太遼闊了。
他以為他拍的是所有人的夢，沒想過原來觀眾的夢和他的不一樣。
觀眾偏愛夢幻的虛假，而他只拍荒誕的現實。
所以他就很奇怪，“多簡單一事兒啊，怎麼就看不懂呢？”
姜文曾將每個人比作一根線，要想和別人融入就必須要彎曲妥協，才能織成一塊布。
而真正的高手自己就是一根線，筆直地向前走，不會和任何人交織。
其實後者說的就是他自己。
他拍電影不向觀眾、資本妥協；他做演員不演沒挑戰性的重複角色；他說話從不委婉迂迴。有人將這些歸納為姜文對規則和世俗的反叛。
但你去問他：“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這種反叛的特質？”
他只會皺著眉頭一撇嘴，“我沒有吧，我覺得我挺正常的。”
姜文這壇烈酒，誰喝誰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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