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慕之
《火車進站》劇照
一百多年前，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一輛飛馳的火車從盧米埃爾兄弟搭起的幕布中，靜默駛過。儘管沒有聲音，卻嚇得在場的客人驚叫不已。
這一幕，成了世界電影發展的開端。
十年後，北京豐泰照相館老闆任慶泰，在自己的照相館內為京劇名家譚鑫培，拍攝了個人首部電影《定軍山》，由此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起點。
《定軍山》劇照
但說起來是電影，如今回頭看，無論是盧米埃爾兄弟放映的《火車進站》，還是照相館老闆任慶泰為譚鑫培拍攝的《定軍山》，都只能算是記錄片。
所以，可以說，紀錄片的發展從電影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了。
奠基
時間回到100年前。
當人們買票進入電影院後，不得不在電影放映前，被“強迫”觀看10到20分鐘的新聞簡報。這在當時信息傳播技術並不發達的情況下，閱讀報紙和觀看新聞簡報，幾乎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瞭解信息的必備活動。
老式電影院
如果電影院沒有按照慣例，在放映前播放簡報，還會遭到觀眾的抗議。甚至，有些人去電影院，就是為了看新聞簡報。
因為中國觀眾對新聞簡報的熱衷，民間還流傳起這樣一句順口溜，以形容不同國家電影的特點：
“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播放電影前的新聞簡報
為了讓新聞簡報中的消息看起來更加生動，也為了宣傳需要。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陝甘寧邊區抗敵電影社”在延安成立，並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拍攝反映抗戰活動的紀錄電影。
彼時正值戰期，土地無人耕種，軍隊不得不自己開墾荒地，自給自足。根據地條件艱苦，十個人睡一孔窯洞，三個人分一碗稀飯。因為沒有攝影器材，負責拍攝工作的袁牧之不得不冒著槍林彈雨，穿越大半個中國，赴港購買。
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袁牧之仍然帶領“抗敵電影社”在戰爭中，拍攝出反映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生產、練兵的紀錄電影——《南泥灣》。
電影《南泥灣》劇照
與中國革命進程亦步亦趨，1947年後，東北電影製片廠又相繼拍攝出《解放東北的最後戰役》，《東北三年解放戰爭》、《淮海戰役》、《百萬雄師下江南》等紀錄電影。
儘管拍攝條件艱苦，環境惡劣，資金緊張，但中國在紀錄片領域的努力，從未停止。
經過了一段艱難歲月後，時間終於來到80年代，此時電視開始進入千家萬戶，人們觀看電影的頻次隨之下降。紀錄電影也“轉戰”平臺，跑到了電視上播出。
1983年，以中國人文地理為主要題材的電視紀錄片《話說長江》，剛一開播，就造成了空前的火熱。
紀錄片《話說長江》劇照
那是個浪漫的年達，人人都會捧著一本泰戈爾詩集，邊走邊讀；那也是個信息匱乏的年達，人們對知識的渴求近乎癲狂；那也是個敢於創新的年代，紀錄片的形式開始逐漸多樣化。
伴著《話說長江》激昂中又充滿希望的旁白，中國紀錄電影，也迎來了跨越時代的發展。
1998年，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工作的傅紅星，接到了要拍攝一部“周恩來總理誕辰100週年”紀錄電影的任務。
為了能將周總理的形象呈現的更加立體，傅紅星查閱了近百本與周總理有關的書籍，還看完了500萬尺的資料片。等傅紅星收集完影像資料，準備剪輯時，已經到了冬天。
電影廠的剪輯間被設在地下，還背陰，也沒有暖氣，凍得剪輯人員手腳冰涼，鼻頭通紅。為了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傅紅星和一大批工作人員一邊跳“石頭、剪子、布”暖和身體，一邊連夜剪完了片子。
紀錄片《周恩來外交風雲》劇照
片子如期上映後，好評如潮。該紀錄片不僅揭開了許多重大事件的面紗，其在剪輯手法上的隱忍剋制，與解說詞上的幽默風趣，也使之成為中國紀錄片歷史上的一支標杆。
也許是國家有意追趕曾經發展停滯帶來的差距。拍完《周恩來外交風雲》後的第二年，導演金鐵木也接到了要拍攝圓明園紀錄片的任務。
但接到任務的金鐵木，卻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此前，他對圓明園的認知僅僅是小學課本上的幾張圖片。沒有任何靈感的他，跑去北京圓明園轉了一大圈，只見到了滿院子的大石塊。
可這些石塊，最多也就能拍兩分鐘。為了能在紀錄片中還原圓明園的歷史全貌，金鐵木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在國家圖書館裡翻閱資料。最終，他決定從一個外國傳教士的視角切入拍攝，讓紀錄片既保有紀錄片的真實性，又具備故事片的情節感。
為了能更加準確的還原歷史，紀錄片《圓明園》中的演員，完全照著史料上的畫冊在群眾演員中選拔。歷史上，火燒圓明園的頭目額爾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貴族，劇組就真的千方百計地找到了一個頗具貴族氣質的英國人扮演。
片子定位和演員的問題解決了，金鐵木又在取景的問題上犯了難。圓明園曾經五千多畝的恢宏建築，被八國聯軍毀成了一片荒地，劇組實在是無景可拍。為此，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的使用了三維仿真電影動畫技術，技術團隊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才製作出35分鐘的特效鏡頭，把圓明園的景色按毫米還原。
紀錄片《圓明園》劇照
從1999年立項，到2006年上映，紀錄片《圓明園》用了整整七年時間。
從戰爭年代下艱苦拍攝的《南泥灣》，到新時代銳意創新的《周恩來外交風雲》，再到新世紀利用現代化技術拍攝的《圓明園》。摸著石頭過河不易，但也正是因為老一輩紀錄片導演，不斷求真求實的赤子之心，為中國紀錄片的崛起立下了堅實的根基。
發展
時間洪流穿梭不息，一晃來到了21世紀，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們日益增長的不僅有愈加豐厚的物質財富，也有了更加迫切的精神需求。
大國崛起背後，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在崛起，國產紀錄片的發展也在崛起。
2011年，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CCTV9正式開播。紀錄片因其所特有的信息容量與真實性，再加上新世紀後模仿故事片形成的“故事連接線索，線索勾連信息”的製作風格，使紀錄片從過去較為小眾、冷門的位置，一下子成為觀眾們的“心頭愛”。
在此背景下，以“探索中國民間美食”為目的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開始立項製作。
片子正式開播後，其熱度甚至一度超過熱播電視劇。人們一邊對片子中紀錄的民間美食垂涎欲滴，一邊為美食背後的故事潤溼眼眶。
在紀錄片裡，單珍卓瑪因為沒有采集到質量好的松茸，而愁眉苦臉；卓瑪和媽媽每天凌晨三點出門，連續走11小時的山路去挖松茸，只為了掙五千塊錢；在經歷四代人的百年老店鄭祥興蝦鋪裡，76歲的郭少芬老人看著老伴的遺照，回憶過去50多年裡和老伴一起做蝦醬的歲月，晚霞在廢棄不用的蝦膏木桶上一寸寸滑過。
《舌尖上的中國》劇照
人們第一次發現，紀錄片原來也可以拍得這麼感人，連內心深處的堅硬都被撫摸得柔軟。《舌尖上的中國》不再僅僅將展現食物的魅力，作為節目宗旨。而是努力找尋食物背後的人，與人背後的故事。
當我們看到挖藕老人佈滿淤泥的腿，當我們看到小姑娘伴著星辰去採松茸，當我們看到攝影師白波，一邊和家人包著餃子，一邊一臉幸福地說，誰家的面都沒有媽媽做的燜面好吃。觀眾看到的，已不僅僅是對美食的紀錄，而是食物背後，人賦予它們的情懷。
《舌尖上的中國》劇照
如《舌尖上的中國》執行總編導任長箴言：
“我要拍的不是食物，而是人，食物只是切入口，人才是核心。
今天當我們有權遠離自然，享受美食的時候，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通過勞動和智慧成就餐桌美味的人們。”
《舌尖上的中國》之後，中國的紀錄片發展像是開了竅。《我在故宮修文物》、《高考》、《二十二》、《岡仁波齊》等一大批不再以宏觀視角敘事，而是以“我”或者“我們”視覺敘事的優秀紀錄片被製作完成。
中國紀錄電影的票房也實現了井噴式發展，從2012年15部紀錄電影130萬的票房成績，一躍在2014年達到了7.2億。
中國紀錄人用自己極具“中國風”的紀錄片表達方式，向國人，向世界，呈現出了一個有著深厚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的泱泱大國。
回顧
從《定軍山》到《中國機長》，從簡陋幕布到電視熒屏，從電視熒屏到互聯網絡。國產紀錄片的敘事理念，也隨著時代跳動的脈搏，不斷革新，並通過媒介融合的力量持續放大。
回看國產紀錄影片的發展脈絡，其之所以能在新世紀取得矚目成就，離不開中國記錄人們對“講好中國故事”的堅持，和“關注個體發展，以小見大”的敘事風格。
從敘事表達上看，國產紀錄片越來越注重更加完整的情景再現，如在紀錄電影《中國機長》中，劇組不僅在開拍前讓演員們與事件親歷者面對面，還原事件經過。還斥巨資製作出1:1的空客A319模擬機，以給觀眾帶來更加真實的觀看體驗。
除此之外，國產紀錄片也將微觀敘事技巧運用到了極致。例如在紀錄片《我的詩篇》中，製作組跟拍了六位打工者，講述平凡人的喜怒哀樂。
在敘事技巧上，國產紀錄片也一改往日沉穩、平和的敘事節奏。如在紀錄片《圓明園》中，不僅有了更加多樣的節奏把控，還玩起了懸念敘事，用旁白“初到中國的郎世寧，發現皇帝不在皇宮裡，那他會在哪？”勾起人們的好奇。
如今的紀錄片，更像是一種“人物故事”的還原。在故事中講述歷史，重現過往，紀錄輝煌。
1960年5月24日，正因缺氧昏昏欲睡，差點一頭栽倒在珠穆朗瑪峰上的王富洲一定沒想到，五十九年後，這一幕竟會在電影中被重現。
中國登山第一人王富洲
2018年5月14日，因飛機前擋風玻璃破裂，而不得不駕駛飛機緊急迫降的機長劉長健，也一定沒想到，這一能被稱之為“人生噩夢”的一天，會被拍進銀幕，並被人們反覆提及。
這一切都起於紀錄，得益於紀錄。在我們驚歎於紀錄的真實與故事的精彩時，有一批兢兢業業的中國紀錄人們，正坐在堆成山的資料堆裡抽絲剝縷，或者扛著攝像機流著汗跋山涉水。
紀錄偉大，但更偉大的是他們，致敬中國紀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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