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別的老師一樣，在簡單的“起立”、“老師好”、“坐下”的問候儀式後，朱幼芳開始了新一堂課的教學旅程。
也和與別的老師不一樣，朱幼芳的教具裡，多了一條打滿疙瘩的“拉力繩”。
正是這股“拉力繩”，不僅支撐了她上課的平衡，也給了她前行的動力。
今年53歲的朱幼芳，是大冶市陳貴鎮上羅學校的一名普通農村女教師。2014年的暑假，在多次摔碗、摔跤後，朱幼芳明顯的感覺出了身體的不適。在同在一所學校任教的丈夫黃鶴鳴的陪同下，朱幼芳來到武漢中南醫院進行治療。不幸的是，她和父親患了同樣的疾病—骨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症。
“不”，她對自己說，“我不能就此倒下”。調整好心情後，朱幼芳用一副新面孔去面對她的“孩子們”。
患病的父親給了她前行的力量
當生命被凍住，我們該怎麼辦？每當朱幼芳想到這個問題，腦海裡不斷湧現的是父親的身影。
朱幼芳出身於教師之家，父親朱必潮在農村教了30多年書。上世紀90年代，朱必潮老人患上了一種怪病。她曾親眼目睹，父親從身體不平衡，到行走搖晃，再到說話困難、癱瘓在床，直至最後因器官衰竭逝世，不過短短的九年時間。2006年父親去世時，只有63歲。
“父親平時話不多，可是對學生、對工作，他永遠像個老黃牛一樣默默耕耘。”直到現在，朱幼芳滿腦子都是父親當年拄拐上課的畫面。每當回想起這一幕，她心裡總是升騰著一股力量。”
職業生涯裡她充滿了幸福
“既然從父親身上繼承了疾病，那麼，也要繼承父親不服輸、不認命的精神。”朱幼芳說。
2014年11月，朱幼芳在講臺上站眷越來越困難，有時還摔倒在講臺上。“怎樣才能不跌倒？”冥思苦想後，丈夫黃鶴鳴將家裡窗戶上的一根鋼筋鋸下來後，釘在二年級教室的黑板左上方，末端掛上一根白色塑料繩，這是他專門為妻子上課安裝的“拉力繩”。
從此，這根繩子便成了這間教室的一部分，也成了朱幼芳生命的一部分。每天上完課後，等學生走得差不多了，黃鶴鳴就把插進牆裡的鋼筋和繩子取下來，因為妻子特意叮囑他，小孩子頑皮，傷著了可不好。
發病初期，上羅學校領導勸朱幼芳休息，她說：“我身體不好，教不了初中，就讓我教小學吧！”
小腦的病變，使她的右腿已經幾乎失去知覺，平衡能力漸漸衰退，她不能長時間保持站立。即使有繩子的幫助，多數時候她仍然無法站著上完一整節課。坐下——站起，站起——坐下……這樣的交替，一節課反覆十多次。
即便如此，在學生練習期間，朱幼芳還是儘可能地拖著蹣跚的步伐來到每個孩子面前，看一看、問一問，瞭解孩子做題的情況，表現好與不好的孩子，她都會輕輕地摸摸他們的腦袋。
朱幼芳的課每天是連堂的，一般是兩三節連排。貼心的同事給她放一杯溫水在講臺上。因為害怕喝水後嗆咳不止，加上廁所在樓下百米開外，口乾舌燥時她也只是抿一抿，潤潤唇。
朱幼芳每週有16節課，每晚備課，她都比其他老師多花一兩個小時。她擅長設計一些小環節，講課時多用道具代替說教。她身材瘦弱，面容憔悴、蒼白，但講課時的聲音卻透著力量。因為舌頭開始萎縮，她刻意反覆練習說話，儘管語速緩慢，但音量夠大，“說慢點，正好七八歲的孩子們容易接受”。
教育主管部門又一次提出請她休息，並且工資待遇不變。她說：“我還守得住三尺講臺，至少我得把這一學期教完，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2015年9月，病情越來越嚴重的朱幼芳，離開了心愛的講臺，成立了上羅學校“愛心媽媽辦公室”，負責呵護學校的留守兒童。面對上級領導的善意安排和照顧，朱幼芳心懷感激，在教育的另一個領域繼續揮酒生命的光亮，也延續她生命的價值，輔導孩子們寫作業，和孩子們談心……她用盡生命中所有的能量滋養農村孩子未來，成為學校教育新的陣地，是家長可以信賴的所在。
“從我記事起，家裡逢年過節總會迎來一批不是親戚的親戚”。朱幼芳的兒子，21歲的黃樣樣自豪的說。黃樣樣眼裡這些不是親戚的親戚，都是朱幼芳曾經教過的學生。
這些學生裡，有因為家裡窮買不起文具用品的羅麗芳，朱老師知道後，常常給她買學習用品；有交不起學費差點輟學的黃曉然，朱幼芳3年來每月資助他100元的生活費，讓他考上華中師範大學；學生周城從小是孤兒，跟爺爺奶奶生活，經常照顧不好自己，朱幼芳將兒子的衣服拿給他，還給他買運動衣和牛奶。和朱幼芳共事10多年的吳美容讚歎道，“她對學生真心實意地好，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2012年，在陳貴鎮舉辦的關愛留守、貧困兒童“陽光計劃”行動時，朱老師還被評為“愛心媽媽”。
正是因為社會上有朱幼芳這樣的人
才使得我們這個大家庭越來越溫暖凡人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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