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年初以來，有關垃圾焚燒行業的話題就熱度不減，業界一方面擔憂垃圾焚燒發電補貼退坡，另一方面關注垃圾分類對行業有何影響。
11月7日，由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國際能源署(IEA)聯合主辦，生物質能產業促進會承辦的“2019全球生物質能創新發展高峰論壇”上，中節能諮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袁寶榮表示，“十四五”期間，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應用規模將持續增長。而光大環保(中國)有限公司總裁胡延國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因為垃圾焚燒具有三個屬性，基礎設施屬性、環保屬性、民生屬性，將來垃圾焚燒發電補貼退坡以後，地方政府肯定會有補貼。
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持續增長
“生物質能不同於太陽能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質能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不管是哪一種利用方式，最終都要受生物質資源量的制約，也就是生物質資源的可獲得量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最關鍵的瓶頸。”袁寶榮在會上指出，生活垃圾作為生物質資源中的一種，會隨著我國人口的增加和城鎮化率提升，總的生產量逐年增加。袁寶榮預計，下一個階段垃圾焚燒發電的發展將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實際上，作為國內生活垃圾處理最主流的方式，近年來，垃圾焚燒發電發展迅猛。2006年國家發改委將垃圾焚燒發電納入生物質能發電範疇，自此垃圾發電開始享受可再生能源補貼。補貼引入後，垃圾焚燒的收入主要源自兩大支柱：垃圾處理費與垃圾焚燒發電的上網電費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財政部公佈的相關文件，垃圾焚燒發電補貼或將漸次退坡。在一份文件中，財政部提到：“一方面，我們擬對已有項目延續現有補貼政策；另一方面，考慮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效率低、生態效益欠佳等情況，將逐步減少新增項目納入補貼範圍的比例，引導通過垃圾處理費等市場化方式對垃圾焚燒發電產業予以支持。”
胡延國認為，垃圾焚燒發電補貼退坡是挑戰之一，對此，一方面企業要優化、提升垃圾焚燒技術，另一方面，因為垃圾焚燒具有三個屬性，基礎設施屬性、環保屬性、民生屬性，將來垃圾發電補貼退坡以後，地方政府肯定會有補貼。
而袁寶榮指出，未來垃圾焚燒發電仍有一個大的發展空間。根據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發展報告規劃的垃圾焚燒發電兩步走的發展路線圖，“第一步”垃圾焚燒發電到2025年將形成4000億元的規模現代化產業，垃圾焚燒發電處理量達2.6億噸，相比“十三五”的1.3億噸翻一倍。而第二步到2035年垃圾焚燒發電處理量是4.1億噸，形成6000億元規模的現代化產業，年均新增裝機約70萬千瓦。“這個結果不一定非常準確，但是大概的發展方向是不會錯的。”袁寶榮說。
末端處理企業佈局前端市場
實際上，影響末端焚燒企業的不僅僅是垃圾焚燒發電補貼，隨著垃圾分類政策的實施，越來越多的末端處理企業開始向前端佈局。
垃圾焚燒龍頭企業光大國際在今年5月便宣佈集團通過注資4500萬元獲得山東趣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趣享)90%股權，正式進軍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領域。
而在論壇上，胡延國也介紹了歐美地區生活垃圾發電的商務模式，表達了對前端收運業務的關注。“我們瞭解了像惠民、卡萬塔(等)幾個發電企業和垃圾收運企業，他們的模式構成總結下來有幾點，第一個就是垃圾收運市場的市場化，像惠民之前擁有很多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包括美國當時第二大的垃圾發電企業，之後逐步剝離了。為什麼剝離呢？因為他們感覺到垃圾焚燒發電在現在的市場化環境下盈利和貢獻越來越小，而他們更加專注於垃圾收運前端。”胡延國表示，以美國卡萬塔紐瓦克垃圾焚燒發電廠為例，該項目垃圾處理服務費為每噸垃圾70美金，電費為每兆瓦15美金。
此外，胡延國指出，隨著中國垃圾分類政策的實施，大家現在都在探討企業進入的商業模式，而要建立這種商業模式前端一定要有付費機制，美國就是誰產生誰付費，這是它的商務基礎。“中國能不能走到這一步？公民的自覺、文明行為的培養就有了法律和商務基礎，這個時間比較長，但這又是我們很期待的，這是美國收運方面給我們的借鑑。”胡延國說。
生物質能發電仍面諸多挑戰
儘管垃圾焚燒發電行業近年來發展迅猛，但目前也面臨著諸多挑戰。胡延國指出隨著環境保護的力度逐步加大，垃圾焚燒廠也將面臨執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建立最高效的能源利用制度等要求。
“實際上這兩點要求我們對下一步的發展進行思考。我們的能源是不是高效利用了？包括排汙許可證制度，很多地方還要收排汙費。(而)焚燒廠是排汙企業還是減汙企業？這個界限我們是模糊的，用什麼界限判斷是排汙還是減汙，是以硫化物還是以氮化物判別？”胡延國表示。
此外，包括農林生物質、垃圾、沼氣發電在內的生物質能發電並沒有像預期所設想的那樣亮眼。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原清華大學副校長倪維斗表示：“生物質能在中國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生物質能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身份’。”
曾擔任原農業部科技司司長，中國農業大學生物質工程中心教授程序對此也表示：“生物質能的絕對用量非常大，在可再生能源當中，將佔到一半的份量，是一個‘被忽視的巨人’。正是政策定位的不明確，導致了生物質能發展不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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