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本不是一個性格粗魯的人。北宋景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35年，章惇出生在浦城。幼童時期的章惇，性格率真，聰明異常，少年之時，越加形容俊美，才智逼人。良好的仕宦家庭培育，少年文友之間的相互薰染，都使得章惇直如一顆玉樹，臨風起景，不染凡俗。
北宋嘉佑二年，21歲的章惇趕赴東京汴梁，參加第一次科舉考試，而且，取得了進士及第的優異成績。可是，因為族侄卻高中了狀元郎。
這對心高氣傲的章惇來說，實在是難以接受，年輕的章惇不願意心中委屈，他撕掉敕誥，徑直返回家中。
兩年之後，章惇再度歸來應試，縱筆如飛，再次進士及第，而且進入一甲第五名，開封府試第一。
23歲的章惇由此踏入仕途。
官場之上的章惇起始階段也是順風順水，當時北宋一朝久負盛名的大文人、參知政事歐陽修就很欣賞章惇這個年輕人，但是，也開始出現反對的聲音。因為，以章惇的家世，自己的才學、儀表，都屬於臻於完美，難免不被人苛責，這也算是人性普遍規律。
如果說歐陽修欣賞章惇，於是，就推薦章惇出任館職，而章惇遇上另外一個人，則使得章惇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這一年是北宋熙寧二年，即公元1069年，比章惇大5歲的李承之鄭重其事的向時任參知政事的王安石推薦章惇。
開始王安石沒有把這件事當回事，可是交談下來，王安石大喜過望，有相見恨晚之感。而章惇也一改隨性的作風，侃侃而談，從此之後，章惇與王安石的政見默契如一。
北宋熙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當時的宰相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並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
北宋熙寧四年，即公元1071年，章惇開始不斷地被派往各地，去處置、解決各處複雜的經濟、軍事等項問題。
這也使得章惇在政治主張上，成為王安石最徹底的擁護者、追隨者、踐行者。
王安石變法之初，一方面是大刀闊斧，另一方面來說，也可謂之是苦心孤詣。變法的步子力行了3年，就已經大見成效，王安石肩負宋神宗之重託，把一個接近於經濟崩潰的宋朝起死回生，變法3年後的北宋一朝，物力財力上已經積蓄了足夠的量，可以憑籍這些物質儲備與北遼、西夏做軍事力量的博弈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北宋元豐八年，王安石變法的最堅定依託人，宋神宗遽然病逝，一堵牆，隔絕反對王安石變法聲音的一堵牆轟然倒塌。
繼位的宋哲宗趙熙僅僅只有9歲，宣仁高太后垂簾聽政，這位高太后名叫高滔滔，她最欣賞的人是司馬光，而司馬光不僅僅是一個保守派，而且是保守派的領袖人物。
司馬光被起用之後，根本不解釋，也不調研，直截了當，玉石俱焚，把王安石這些人辛辛苦苦經營三年之久的變法章程全部推翻，只要與新法沾邊的，不分良莠，全部廢除。
司馬光在國是、國策上更倒退與頑固不化的是，他自己在大略方針上無所建樹，專門以破除王安石新法為己任，王安石主張通過積蓄國力，儘早解決西夏對北宋一朝的軍事威脅。
對此，司馬光上臺之後，主張對西夏和議，而且荒唐的準備把王安石執政期間用宋軍將士生命換來的河湟地區拱手送給西夏，以表示北宋朝廷的誠意。
章惇得知這一消息之後，氣的說，議者可斬。說這些守舊之徒是無見識之輩。甚至直接說司馬光是村夫子、無能為。
同時，司馬光這一構想還沒來得及實施，北宋的臣僚也都蒙了，紛紛勸阻，最後有人說，您如果實在要這樣幹，那也得找個當地權威官員或將領，掂量一下送哪些？留哪些吧？
於是，河湟地區的一個將領叫張路的人被通知火速來見司馬光說明情況。
這個張路聽明白事情原委之後，幾乎暈倒，帶著河湟地區的堪輿圖就來見司馬光。對著地圖，張路聲淚俱下，講述河湟地區的重要性，這才促使司馬光不再提這件事。
而到了司馬光堅持要廢除王安石的差役法與青苗法之時，就連與司馬光同屬於一個陣營的蘇軾也看不下去了，蘇東坡苦口婆心的試圖說服司馬光放棄這樣的想法，可終究徒勞無益。謫居金陵的王安石得知司馬光居然連差役法都予以廢除的消息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王安石一聲長嘆“此法一罷，天下事尚可為乎?尚可為乎?”，
巨大的憤懣當中，王安石辭世。
那麼，這一時期的章惇在做什麼呢？
以章惇的性格，他不可能折節從人，更不能賣友求榮，也不擅長潛伏身形，以待將來。
章惇根本看不起政治上的對手，因為他明確的知道，這些人，無論是親力親為的執政能力，亦或是針對國是的武略文韜，自己都高過這些人很多。有鑑於此，章惇不掩飾自己的理念，他直接衝到了最前場。
就在高太后的面前，對著宰相司馬光與呂公著，章惇毫不隱晦自己的主張，他質問司馬光這些人，現在天下政事，比熙寧元年以前，變更數也數不過來，事既與相不同，怎麼可以全部檢用熙寧元年現行條貫，不知雖是差役一事，官司關連上下，事物目極多，條貫相互干涉，豈可單獨用差役一門，顯見施行未得。
“今天更張政事，所繫生民利害，免疫、差役之法最大，急須詳審，不可輕易，今天只限五天，諸縣何由擎化利害，不知如此變更草率，反而更加為害。”
章惇赤膊上陣，細細的解說免役、差役二法的用處，質問司馬光對免役法到底明白多少？
章惇智商超人，能力也強，對於司馬光這些迂腐之人，向來不服，所以，章惇就選擇在朝堂之上，面對面的把事情攤開，公開化。
可是，即使章惇擺出事實，講清道理，算賬明白，司馬光那一套照樣施行。憤怒的章惇氣的說，你們這樣堅持己見，聽不進良言，我可不願意以後國事不支，陪你們吃劍！
本來，這一階段諫官們就見風使舵的不斷彈劾章惇，這一次，氣憤已極的章惇又口不擇言，宣仁太后高滔滔這次忍不住了，於是，章惇被貶官，去了汝州，做副職。
此前的章惇，就經常遇到同官的攻擊，而到了他被貶官，從朝廷的核心人物降職到了一個州做次官，對章惇來說倒是無所謂，他該怎麼幹還是怎麼幹。
可是，境遇不同了，他無端遭到的攻擊就更多了，到了元祐元年年底，章惇被貶謫到了嶺南。
累次的貶謫，漫湧上來的折辱，章惇都挺住了。
終於，章惇迎來了元祐八年，這一年裡，宋哲宗親政，而親政的哲宗皇帝讀書之時就聽說王安石這些人的事蹟，現如今，王荊公已經斯人不在，可他的政治傳人，有名的大滌翁章子厚尚在嶺南。
於是，宋哲宗明言欲起用章惇，而且不聽當時的宰相範純仁的阻攔，派人去接章惇。
在返回都城汴梁的路上，陳瓘求見章惇，二人做了一夕談。
陳瓘這個人是北宋元豐二年的探花，在這一點上，與章惇也算惺惺相惜，加之陳瓘在當時也頗負盛名。
陳瓘明白當時的形勢，知道章惇的時代已經到來，所以他力勸章惇，不要再起朋黨之爭，要對事不對人。
當陳瓘開門見山的問章惇，皇帝滿懷熱切的等你進京城，那麼，你執掌權柄之後，首先要做的是什麼呢？
章惇瞬間沉默，然後字句清晰的說道，“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聽章惇這樣說，陳瓘就很擔心。
陳瓘其人，一向與人和善，對於財物金帛，都沒有什麼慾望，又擅長周易研究，在整個宋朝都很有名。
正因為如此，章惇還是很認真的傾聽陳瓘的話，陳瓘用船隻左右配重來比喻對立雙方只要爭執，就會導致船隻傾覆的道理，章惇聽的不斷點頭，但是，輪到他說話的時候，他卻正色說；司馬光以宰相之權輔佐太后，他不承繼先賢的優良規制，而是肆意妄為，改毀掉前面好的法度，致使國力受損至此，他這樣的人不是奸邪，是什麼？
討論到最後，章惇乾脆不提這些了。
但是，拜相之後的章惇，絲毫沒有客氣，但凡是元祐其間被改掉的法度，這次全部改回來，因推行新法而被貶謫、罷黜的大小官員統統官復原職。
做為王安石新法的堅定奉行者，章惇對於舊黨在元祐年間盡毀新法，罷黜王安石一脈人等的做法痛心疾首，記憶猶新。
所以，執掌相位之後的章惇，開始拉名單，對當年這些人開始清算，對死了的司馬光甚至想開棺鞭屍，對活著的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人，直接斥責其“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先後處置流放了幾十人，最後甚至要求要追奪宣仁太后的聖號。這些，都說明了章惇在政治上的不妥協，但同時也看出他對朝堂鬥爭中的幼稚性。
章惇在對外交往和軍事行動上，都雷厲風行，恰中其弊。他做相其間，對西夏和北遼態度強硬，從不妥協。
在其任內，河州等數城並吐蕃軍兵6千餘人主動歸順宋朝，宋朝以武力迫使吐蕃國主出降。
對於西夏，宋軍大軍壓境，以至於遼國出動軍兵，武力出頭講情之時，宋哲宗都要妥協的時候，章惇絲毫不為所動，最後逼使西夏低頭向宋朝謝罪，明言表示臣服。
對於契丹遼國，章惇明確指示，宋遼邊界規矩必須遵守，擅闖地界者殺無赦！一時之間，遼國也守規矩的很了。
章惇為人不喜歡妥協，做事認真，不敷衍，對於新法的實施，堅持始終，對於迂腐、錯訛百出的政策，他深惡痛絕，不捧場，不合作，而且直言抗衡，做為王安石政治上合格的接班人章惇可謂是當之無愧，但究其一生，其性格上隨性行事，不知道隱忍徐行的性格與作風，也使得其人其業事倍功半，令後人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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