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天啟四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

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南北諸臣論忠賢者相繼，皆不納”，顧名思義，楊漣嚮明熹宗朱由校彈劾大宦官魏忠賢，還列數出了二十四條罪狀，且事事有據。但奇怪的是，明熹宗非但沒有懲治魏忠賢，甚至還對楊漣等文官大肆打壓。難道明熹宗真的就對明朝政權不管不顧嗎？其實不是，只是因為當時“東林黨”勢大，所以明熹宗需要個控制“東林黨”的代表罷了。——《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就像這“二十四大罪”中的第一條，“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楊漣直接就嚮明熹宗表明了魏忠賢擅權專制，且已經對明朝的政治體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再比如“二十四大罪”中的第四條，“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又說魏忠賢拉幫結派，對那些直言諫諍之臣大為排斥。——《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暫且先不說別的，光是這“二十四大罪”的第一條，就已經足夠讓明熹宗對魏忠賢展開調查了吧？

更別提楊漣後面又一條接一條的列數了二十四條，而且在第七條罪狀中，還很直接的就說出了“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的言論。——《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屬實稱得上是字字珠璣，且直指魏忠賢要害，就連魏忠賢自己本人都害怕了，“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慌忙跑到明熹宗面前哭訴，還要自辭東廠提督的官職，可是結果呢，明熹宗非但不懲治魏忠賢，反而“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明史·宦官二》

即便是之後“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嶽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但明熹宗同樣置之不理，就是一門心思的重用魏忠賢。——《明史·宦官二》

試問，明熹宗作為明朝的統治者，在魏忠賢擅權，且如此不招官員待見的情況下，為什麼就非要力保魏忠賢呢？這很明顯就不符合常理。

畢竟明熹宗出身帝王家，單憑那自小耳濡目染的帝王權術，就足以讓他再怎麼不理朝政，再怎麼不務正業，也不至於會因為寵“魏忠賢”一個人而對明朝那龐大的江山不管不顧！而且，從本質上而言，魏忠賢也只是明朝統治者的一個“家奴”罷了，自然更不會放任魏忠賢危害明朝江山的鞏固了。

所以，在這中間勢必還隱藏著明熹宗的另外一層深意，俗話說的好，“剖開現象看本質”，咱們暫且先不管魏忠賢對明朝政權所造成的影響如何，單從明熹宗自身的視角來出發，一起來探尋下明熹宗是出於什麼目的才不懲治魏忠賢的。

一、東林黨勢大

這一切還要從明熹宗登基之前開始說起，按常理來講，自“明光宗朱常洛”駕崩後，應該是由諸位大臣入乾清宮奉請明熹宗去“文華殿”繼位稱帝的，可是呢，“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當時在乾清宮中居住的其實有兩個人，一個是明熹宗，一個是撫養明熹宗的“李氏”。——《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而且據明熹宗後來曾下發的一道詔書來看，“選侍阻朕暖閣，司禮監官固請，乃得出。......甫至前宮門，又數數遣人令朕還，毋御文華殿也”，顧名思義，這“李氏”其實是有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想法的，欲借明熹宗年幼的機會垂簾聽政，獨攬朝政大權。——《明史·后妃二》

好在朝臣也預先都感覺到了“選侍李氏”的意圖，“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兵科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上疏力爭，選侍移居仁壽殿”，破了“李氏”垂簾聽政的想法，將其移居到了“仁壽殿”，也就是史上著名的“移宮案”。——《明史·后妃二》

但值得一提的是，這“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兵科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人，卻皆是“東林黨人”，尤其是楊漣以及左光斗二人，均在後來的“東林六君子”中各佔一席。赫然是當時東林黨的代表人物。

之後到了明熹宗執政初期，由於東林黨所屬官員擁立有功，自然更受重視，諸如楊漣，自“

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其他當時擁立有功的東林黨人也不例外，紛紛在“內閣”、“都察院”以及“六部”中擔任一些重要職位。——《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也就是說，截至當時，東林黨已經在明朝政治體系中擁有了一定分量的話語權，風頭正勁，而後由於東林黨勢力逐漸膨脹的緣故，也同時開始了對老對手“齊楚浙黨”黨派官員的打壓。

趁著天啟三年“京察”的機會，時任左都御史的東林黨首領之一“趙南星”，上奏彈劾“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直接就擺明了要打壓“齊楚浙黨”一派的官員，從而也就讓東林黨勢力更為膨脹。——《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二、東林黨讓明朝國庫空虛

雖然從表面上看，東林黨本身都是一些直言諫諍之臣，也都是在為明朝的江山社稷在著想，但是封建時期奉行的乃是“家天下”的政治體系，也就是說，最終還是在為“統治者”所服務的。

可是呢，此前於明神宗執政後期，東林黨勢力逐漸崛起之際，東林黨人代表“李三才”反對朝廷徵收工商業稅，欲“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明史·列傳第一百二十》

之後在明神宗執政末期，受東林黨人“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遊於弘德殿，勉諸臣勤職”的影響，明神宗的遺詔上也明令申明瞭“罷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諸項。”——《明史·神宗二》

也就意味著東林黨代表的其實是民間工商從業者的利益，反對朝廷徵收“工商業稅”，主張“藏富於民”，恰好就和“統治者階層利益”形成了一個相悖的存在，從而也就導致明朝的財政稅收途徑變得更為單一，也更加依賴於農業方面的稅收。

但是呢，明朝末期天災不斷不說，又恰逢“小冰河時期”的到來，氣溫普遍比較低，並不太適合農作物的生長，故而也就導致農作物減產嚴重；再加上正值邊疆地區戰事頻繁之際，在軍餉上的需求也就逐漸變得越來越大，然而農業減產嚴重，賦稅的徵收進程自然也就受到了影響。

久而久之，也就使明朝的賦稅體系成了空談，空有徵稅之名，卻收不到多少稅款，而且還得去不斷的救濟災民，穩定民心，從而讓明朝的國庫變得十分空虛，根本就滿足不了明朝政權的日常運營需求。

反觀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江南一帶，卻完全就是另外一番景象，由於賦稅減免的緣故，江南一帶的工商從業者非但忍飢挨餓的現象極少，而且富戶商賈更是層出不窮。

很顯然，東林黨“藏富於民”的目標是實現了一部分的，民心也有了，但是明朝政權自身卻窮了，而且是窮到發放軍餉都捉襟見肘的那種程度。

萬曆四十七年“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的情景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明史·神宗二》

之後明神宗於萬曆四十八年駕崩，再到明熹宗登基稱帝，這中間的時間才過了多久？滿打滿算都不到一年，且遼東戰事吃緊，諸如“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將羅一貴死之”之類戰敗事件的接連發生。——《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這也就意味著到了明熹宗執政之時，明朝國庫空虛的現狀顯然是未曾有所改變的，而且對於軍餉的需求更甚。

試問，在這東林黨勢大的情況下，明神宗如果想要改變這“國庫空虛”現狀的話，又該去找誰呢？首先肯定是不能去找“東林黨”的，因為基本的政治主張就不同，不反對都算不錯了，還指望能夠合作？顯然不可能。

三、明熹宗以魏忠賢為代表

另外，明朝的核心政治機構就那麼幾個，但“內閣”、“都察院”以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等政治機構皆有東林黨人，剩下的一個軍事機構“五軍都督府”自己都湊不到錢發放軍餉，又怎麼可能去幫助明熹宗改變“國庫空虛”的現狀呢？

所以，明熹宗只能靠自己，他必須想方設法去反對東林黨那“藏富於民”的政治主張，為國庫創收，從而藉此實現他“擴充國庫”的目的。

但是受限於“東林黨人”皆是“直言諫諍之臣”的特殊性，人家本身也是在為明朝著想，只不過方向不同罷了，所以明熹宗還真的不能冒失到直接對東林黨下手，否則極有可能因為“打擊”東林黨，從而導致民憤事件的發生，那可就得不償失了，故而，明熹宗就必須得有一個代他行事的代表才行。

一來二去之下，“無根無後”的大宦官“魏忠賢”也就這麼入了明熹宗的眼，被明熹宗扶持成了一個打壓“東林黨”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明熹宗很輕鬆就可以實現控制身為宦官的魏忠賢，並不用擔心其擅權之後所可能導致的皇權旁落的後果，另外一方面，魏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且“目不識丁”，出身市井不說，還不認字。——《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這就給明熹宗幕後操控魏忠賢，為其打壓“東林黨”創立了一個很優渥的先決條件。

因此，魏忠賢雖獨攬了朝政，手握大權，但其實際上卻是聽命於明熹宗，而且出身市井還不識字，根本就不用擔心鬥不過那些文官的“文字遊戲”。

畢竟，“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面對魏忠賢這樣一個油鹽不進還不怕名聲敗壞的主，這些滿腹經綸的“東林黨人”自然是有苦說不出，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嚮明熹宗上疏，請求明熹宗懲治魏忠賢。

殊不知明熹宗其實才是這一切事情的幕後實際操控者，借魏忠賢之手實現了對“東林黨”的打壓不說，還不用擔心壞了明朝皇室的名聲，如若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往“魏忠賢”身上一推，順理成章的置身事外。

繼而於天啟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東林黨人“

尚書李三才、顧憲成等削籍”，緊接著於同年八月，明熹宗又下令“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對“東林黨”實施了進一步的打擊。——《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從而也就使得日益膨脹且逐漸開始腐敗的東林黨勢力，自天啟五年開始，在魏忠賢所率東廠錦衣衛的血腥鎮壓之下，受到了有效的遏制。

畢竟隨著東林黨的逐漸勢大，“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俱出其中”，所以，魏忠賢對東林黨的血腥鎮壓，也可以視作為是明熹宗對“東林黨內部”腐敗勢力的一次大整頓。——《明季北略·卷二十四》

四、魏忠賢打擊“東林黨”，致使國庫空虛的現狀有所改觀

與此同時，天啟七年，明熹宗在駕崩之前，還曾告訴崇禎皇帝“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希望接下來即將繼位的崇禎皇帝繼續重用“魏忠賢”。——《明史·本紀第二十二·熹宗》

可見魏忠賢擅權時期，明朝的國庫空虛問題確實是有所改觀的，這點從清朝大軍始終沒能入關這一點也能看出來，否則士兵連飯都吃不上，又哪有力氣去抵擋清朝的大軍呢？

但崇禎皇帝有野心，他不能容忍宦官擅權，故而並未執行，而是“安置魏忠賢於鳳陽”，架空了魏忠賢，使得魏忠賢深感大勢已去，這才自縊身亡，身死道消。——《明史·莊烈帝一》

試問，如果魏忠賢不是在為明朝統治者辦事的話，又怎麼會被崇禎帝安置，而不是當即就下令誅殺呢？

這很明顯就不符合常理，諸如明朝另外一個擅權的大宦官“劉瑾”，其在被明武宗重用後又因擅權奪政而被明武宗下令“凌遲處死”，明顯是有著震懾宦官的意思的。

可是崇禎帝卻不殺，只是在魏忠賢身亡都差不多兩個月了，這才“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屍”，顯然其效果肯定是沒有明武宗的做法來的直接的。當然，也極有可能是為了安撫“東林黨”，藉以為崇禎皇帝重新啟用一些“東林官員”造勢。——《明史·莊烈帝一》

還有，崇禎皇帝執政後期，宦官曹化淳作為一個早期支持東林黨的宦官，為何卻要在李自成兵臨城下之際，發出了一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感慨呢？——《燕都日記》

顯然也是意識到了“東林黨”勢大之後，其所潛在的與“統治階層”對立的弊端，勢必會對“國庫盈收”造成很大的影響，大家可別忘了，東林黨主張的乃是“藏富於民”哦。

明顯就不適用於明末時期的國情，外部敵對勢力強大，明朝國庫自身又沒有錢，如果還是放任“東林黨”勢力發展的話，只會讓財富都匯聚到一些地主階層的手裡，難不成還能指望這些地主階層去為明朝打仗嗎？很明顯，是指望不上的。

就好比李自成進京之時，“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短短几天時間，就在京城中收集到了一筆數量相當巨大的黃金，可當時的明朝政權自身，卻儼然已經落魄到了發放軍餉都得靠官員自己去籌措的地步。——《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諸如崇禎十七年，“李建泰自請措餉治兵討賊，許之”，毫無疑問，李自成搜刮到的這些錢，絕大多數是出自官員以及地主階層之手，也就是說，這些被崇禎重用的“東林黨人”其實是有錢的，但“國庫”卻依舊是窮的叮噹響，還是沒錢。——《明史·莊烈帝二》

也就足以說明，明熹宗重用魏忠賢以後，固然造成了“宦官擅權”的現象，但其本質，其實還是在為明朝著想，乃是明熹宗借魏忠賢之手在彌補國庫空虛的問題，而且其將“清軍”抵抗在關外的結果也同樣可以證明，明熹宗重用魏忠賢屬實是起到了預想中的效果的，國庫空虛的現狀也屬實是有所改觀。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也能看出來，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魏忠賢，忠奸之名暫且不論，單就明朝末期的政治格局而言，“東林黨”所代表的工商業利益顯然是站在了統治階層的對立面，其代表的乃是工商階層的利益，反對朝廷徵收工商稅。

勢必就會對統治階層的利益造成影響，畢竟“東林黨”的主張其實並不符合當時的國情，所以，明朝統治者會有想要打壓“東林黨”的想法也就說的通了。

但被明熹宗當做代表的魏忠賢卻不一樣，固然其勢大擅權，有危及皇權之嫌疑，可是其所做所為屬實是為了解決明朝國庫空虛的問題，反而要更加有利於保證明朝江山的穩固，所以對於明朝的統治者而言，擅權奪政的“魏忠賢”反而稱得上是個“忠臣”。

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明熹宗明知魏忠賢有罪，但就是不懲治，甚至還要以“魏忠賢”為代表去做那懲治“東林黨”的事情發生。畢竟與亡國相比，宦官擅權所帶來的後果顯然要小的多了。

而且，單從補充國庫虧空這一方面而言，魏忠賢也確實是有著極為積極的貢獻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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