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8年，清廷宣布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引得世人一片哗然。

对比慈禧太后，人们对光绪皇帝充满了无限的同情。

他一生在政治上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

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光绪皇帝都对救国存亡抱着希望。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皇帝在1908年要求内务府呈上的阅读书目有：

《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国法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日本宪政略论》四部，每部一册；《政治一般》四部，每部二册；《欧洲财政史》四部，每部一册；《日俄战纪》四部，每部一册；《战法学》四部，每部三册。

这些书大部分都是关于外国立宪类的书籍。

可见，这位帝王在身囚瀛台的岁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令世人更加感叹他的人生遭遇。

从18岁争取到有限的亲政权力，年少的光绪皇帝就试图拼劲自己的全力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1892年，外国媒体报道了光绪皇帝终于突破了宫廷的压力，给自己找了两个国子监的学生当老师。皇帝找人教读书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两个老师之前受过很好的英美教育，他们负责教授皇帝英语。

这得到了外媒的一致好评。

在他们看来，这位年轻的帝王与过去3000年的死规矩做了一个告别。在大部分保守臣子看来，学习英语是屈尊的行为，这更加体现了光绪皇帝的智慧和勇气。帝王思想上的变化，必然会对未来的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外媒的乐观在历史的烟尘中回望，堪称“不懂光绪的疾苦”。

02

光绪皇帝即使在思想上意识到需要求变，但他所处的权力场和个人素质，无法令他撑起一场庞大而又复杂的变革。

首先来说说他所获得权柄。

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缺乏有为的变革之君。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王莽的新朝改制、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无论成败与否，都可以得出一个小结论，那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是蕴含着求变求实的勇气和基因的。

纵观这些变革，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变革的主导者要么是大权独揽的君王，要么是主导人得到了君王的全力支持和授权。

一旦君王的权柄下移，或者主导者背后的君王，在思想上产生动摇，变革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走向失败。

比如，秦国在国君的铁腕推动下，商鞅变法才能取得成功。到了北宋，王安石主导熙宁变法时，皇帝宋神宗发生了动摇，让变法的结果变得岌岌可危。等到宋神宗一死，变法彻底宣告失败。

光绪其实只是名义的皇帝。真正掌握实权的是一生两度“凤戏龙”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掌握大清朝的权柄近五十余年。她在世一日，整个清廷无人可以挑战她。

作为慈禧太后扶持起来的皇帝，这就使得光绪皇帝必须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只要慈禧在世一日，光绪皇帝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他必须等待，等待，等着慈禧死去，心甘情愿放下世俗的权力交给他的那一天。

只要慈禧死去，清廷的最高权力，无论慈禧愿意与否，都会顺利交接到光绪手中。

这一点，光绪皇帝身边的人已经意识到。

一个人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一个是恭亲王奕䜣。

醇亲王在光绪即位后，活得小心翼翼。担心慈禧以为他会凭借皇帝生父的地位，挑战慈禧的地位。

光绪皇帝亲政后，奕譞上表要求慈禧以“训政”的方式继续帮助皇帝。

奕譞肯定知道这让光绪有多失望。光绪自懂事起，就希望能够尽快亲政。“训政”上一次实施的时候是乾隆帝和嘉庆帝并尊的时期。乾隆皇帝借此把全部大权抓在自己手上。

奕譞此举，无非是为了帮助光绪皇帝，不要开罪慈禧太后。

恭亲王身为皇子时期，曾经有机会登上帝位。奕䜣是晚清时期皇室中难得有才干的人物，不过后半生都被慈禧太后压制，堪称“半生为奴”。

奕䜣在生命的最后，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光绪和慈禧的关系进入一个不可调停的状态。那么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奕䜣的担忧。

清朝多幼帝。顺治皇帝13岁亲政，康熙皇帝15岁亲政，同治帝17岁亲政，而光绪皇帝是在18岁才获得了名义上的“亲政”。与前期帝王相比，光绪皇帝的亲政时间被人延长，完全不符合清朝规制。

这本身就说明光绪和周边大臣希望凭借祖制，让慈禧放下大权的愿望和动机，多么单纯，多么苍白无力。

03

光绪帝无法做到大权独揽，在内部就等于没有取得力图革新的基础。

戊戌变法在史料和学术研究上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这一场变革以流血告终。

不管罪魁祸首是不是“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变法在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戊戌变法从1896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到1998年9月21日结束，持续时间仅仅103天，因此又被称为“百日维新”。

在这103天的时间，光绪皇帝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诏令之多，令绝大部分大臣目不暇接，不知道该做如何应对。

这些大臣中，包括那些支持变法图强自救的开明官员。但是当皇帝的诏令一到，他们感觉压力重重。

首先是皇帝的诏令之密集，令具体的执行工作无处着手。其次，皇帝的命令背离实际情况和基层状态。

光绪皇帝的百道诏令，涉及到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每一个方面的改革，牵扯到的权力和利益分布，并不是靠光绪皇帝的诏令就能搞定的。

就比如精简朝堂上的冗员。靠光绪帝一纸诏令裁撤掉的官员，高达上万人。这些人都是旗人，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裁撤后不予补偿，不做其他安置，使得这群人倒向慈禧。慈禧对此无法无动于衷。她违背祖制垂帘听政，旗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的权力基础。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改革，任何一项都需要在强而有力的权力支撑上，徐徐图之，才能实行下去。

秦国的商鞅变法在首推和强化阶段，用了秦孝公和秦惠文王两代人的时间。

隔壁的日本，为了发愤图强，全部上下扭成一条心，前后坚持了三十年的时间，才使得整个国家的面目发生了改变。

光绪帝主导的戊戌变法问题在于，他手中没有权力。对内他无法有效协调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变法之时，慈安太后和恭亲王两个勉强能够劝阻慈禧的人，都已经离世。

光绪帝好学，有上进心，想成为一位挽救国家于风雨飘摇中的帝王。这是他优秀的一面。但是百日内发布上百道诏令，则从一个侧面上反应出光绪的性格缺点，事前不能深思熟虑，性格急躁冒进，不够沉稳。

他不具备慈禧那种权谋家用人和识人的本事。变法的核心骨干，无论是他还是戊戌六君子，先不说他们的才华和高义，都具备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政治实务经验，只有蛮干的孤勇和热情。

04

说到光绪皇帝的性格缺陷，就不得不提到他和慈禧复杂的母子君臣关系。

从宗法关系上来说，慈禧一生抚养过的子女有三个人，同治皇帝、荣寿公主和光绪皇帝。

慈禧在教育孩子上，无疑是失败的。她养育的两个孩子，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同她的关系很差。唯独养女荣寿公主，和她关系不错，像是一对真正的母女。

荣寿公主本来是恭亲王的长女。在两宫垂帘听政之初，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为了拉拢恭亲王，特地把这个女儿封为公主，养在宫中，向天下表示叔嫂共治天下的和睦之情。

荣寿公主早熟懂事，很是贴心。慈禧早年丧父，盛年丧夫，晚年丧子，加上长期大权独揽，使得慈禧太后这个人基本上接近铁石心肠。

这是慈禧的保护色。这样的性格，放在孩子教育上，不啻于一场灾难。

慈安太后为人轻松和蔼，同治帝因此更加亲近慈安太后。在同治帝身上，慈安太后的影响力更大。

同治帝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和睦。为了反抗慈禧，同治帝选择了嫡母慈安太后看中的皇后阿鲁特氏，想着如何修建宫苑，让慈禧去养老，借此摆脱慈禧的控制。

同治帝的反抗，一度令慈禧非常头疼。到了光绪帝身上，慈禧就要防止事态重演。

加上慈安太后去世，年幼的光绪帝由慈禧太后一个人抚养。这样，光绪皇帝的成长环境更加压抑。

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实行彻头彻尾的威权教育。

慈禧不允许光绪称呼她为额娘，她要让光绪皇帝叫她为“亲爸爸”。这是皇帝的权威，慈禧要让这个乖儿子学会绝对的听话。

光绪一旦犯错，慈禧动辄就让光绪长时间下跪，故意冷落他。长期下来，光绪皇帝面对慈禧太后，战战兢兢，犹如老鼠见了猫。

光绪面对慈禧太后的情形，连周边的宫女都不忍。慈禧训斥光绪时，宫女们只能低着头，尽量不去看皇帝。

光绪皇帝四岁入宫后，就很少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即使能见，也是在正式的臣子会见君王的场合。为了斩断过去的亲情，使其绝对依赖慈禧，连从小照顾光绪皇帝的保姆，也被慈禧赶出宫去。

在立后问题上，光绪和同治帝一样，极度不满意慈禧选择的人选。同治帝有慈安撑腰，反抗成功。光绪帝无奈，只能接受隆裕为皇后。

隆裕和光绪的婚姻就是一场悲剧。隆裕也是慈禧专权和对光绪实行绝对人生控制下的牺牲品。

慈禧身上似乎还有一种寡母心态。她从25岁开始守寡，似乎见不得子女感情生活幸福。

同治帝和皇后阿鲁特氏感情要好，光绪帝则冷淡隆裕皇后，喜欢珍妃。但是到了最后，阿鲁特氏和珍妃都成为慈禧最讨厌的人物之一。

阿鲁特氏和珍妃的人生悲剧，离不开慈禧的手段。

可以说，慈禧在同治帝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训，一定要把光绪帝教育成为一个绝对听话的傀儡皇帝和乖儿子。

慈禧在继承人的培养上绝对是失败的。同治帝，胆大叛逆，在反抗慈禧这件事情上，不遗余力，大获成功，高峰期还砍掉了慈禧身边大太监安德海的头；光绪帝，胆小诺诺，从来不敢反抗慈禧。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做了一回戊戌变法，失败后就身囚瀛台，一生不得自由和光亮。

05

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戊戌变法，不能完全说是失败。这一场赔上了光绪皇帝政治前途的改良运动，成为开启民智的萤火之光，最终能与日月争辉。

这就是有些事情明知是失败，也不得不为的原因。于个人、于当时是失败，但对于总体和国家而言，总有积极的一面。

本篇小文是从光绪皇帝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光绪皇帝的政治尝试注定是“纸上谈兵”。

他的纸上谈兵表现在两个方面。

以当时的历史环境，他的变法注定失败。先不说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我们说说一个英国人赫德。

赫德曾经管理晚清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他任职时期，海关成为当时清朝中最为廉洁和最为效率的部门之一。他能够坚持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基础在于他始终认为海关是中国机关，要围绕中国利益行事，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警惕。但是一旦中英利益有冲突时，赫德又会偏向英国。

赫德长期把持海关的行为，无疑是侵犯国家主权。但无法否认，在建立管理体系和提高管理效率上，赫德是有一手的。他管理的海关，一度占据清朝税收的25%，成为清朝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赫德曾经建议处理官场腐败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立即引来了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说“赫德包藏祸心，不能洋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赫德提及的官场和科举问题，对当时的时局稍微有点清醒认识的人都知道，是绕不开的问题。但一旦涉及到改革，立即招来反扑。更不要提说涉及到政治、教育和文化这种深度区域的改革了。

其次，光绪帝真的不是那种可以卧薪尝胆心志坚毅的君王。

他小时候一看到慈禧听说他功课好，就开心的样子，就拼命读书，用来讨好慈禧。但是在传统帝王教育和慈禧家庭威权教育下长大的帝王，没有培养出独自思考、审时度势、极具耐心和沉稳的性格特征。

国家的困境令他心急如焚。在没有解决自身困难、拿到权力、打造一个成熟的权力班子的情况下，光绪帝就急忙冒进，慈禧太后轻松地就将他打回原形，丢到瀛台上，凄苦地走完最后的岁月。

光绪的理想很丰满，很美好，但他所面临的现实太骨感，太现实。

所以他注定是一个悲情天子，一个值得后人尊敬的悲情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