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得失，动天地”——史说南宋“诗经画”与宫廷画师马和之

北宋末年国力衰退,金兵攻入汴京,政权覆亡,与徽宗赵佶大力提倡道教,沉溺于太虚幻境有直接关系,南宋初期高孝两朝有鉴于此,始大力提倡儒家经义与绘画的"成教化,助人伦"作用,以儒家原始经典《诗经》等为题材内容的绘画应运而生,又以马和之诗经图最著。

马和之,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南宋初期高宗、孝宗朝,钱塘人,世传其习进士业,隶画院,官至工部侍郎。善画人物、佛像、山水,效吴装,笔法飘逸,务去华藻,自成一家,故其间亦有疏阙处。高、孝两朝深重其画,每书《毛诗三百篇》令和之图写,颇合上意。

马和之予画史的最大贡献是更新了线描法,在吴道子莼菜条线型的基础上,创新了一种线条柔曲,随意漂浮,似蚂蝗游动的线型,史称蚂蟥描,又称兰叶描,使其绘画独具风格,成就甚高,时称"小吴生",影响后世十分深远,尤其表现在人物画中,如汤星《古今画鉴》云:"作人物甚佳,行笔飘逸,时人目为小吴生,更能脱去习俗,留意高古,人未易到也。"马和之予画史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为画院人物画注入了人文修养。马氏虽为画院画家,却因曾习进士业,而富于人文素养,所作人物、山水,多以诗词文赋(如《诗经》苏轼《后赤壁赋》等)为题材,不但在当时画院成绩突出,为高宗、孝宗深赏,而且后世文士对他也赞赏有加,如汪珂玉谓其"《鹑奔图》绢本,…动合程法,览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风雅也";吴其贞《书画记》云其"《后赤壁图》绢画一卷,画法简逸,意趣有余";等等。

马和之画迹留人间极多,以为《诗经》所作配图最为著名,也最多,据历代著录和现存画迹来看,其诗经图应占其创作之大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集中体现了先秦民情风俗与儒家教义。《论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毛诗》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的敦民化俗作用十分强大,不但受到历代帝王、土大夫重视,而且常常作为历代宫廷绘画之题材,如晋明帝司马绍即曾亲绘一幅《豳诗七月图》与二幅《毛诗图》。南宋高宗十分重视经学,"每云:"写字当写经书,不惟学字,又且经书不忘。'每书《毛诗》,虚其后,命和之图焉。"

现存马和之画作有《唐风图》巻、《鹿鸣之什图》卷、《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卷、《阅予小子之什图》卷、《周颂清庙之什图》卷、《毛诗陈风图》卷、《密风图》卷、《鲁项三篇图》卷、《鄘国四篇图》卷等。唐风图》卷为马和之名作,取材于《诗经・唐风》中《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板聊》、《绸缪》、《杕杜》、《羔表》、《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芩)十ニ首诗,每首诗文后附图一幅,共计十二幅。

全卷构思巧妙,笔法简练流畅,变化丰富;墨色清淡雅致;气脉贯通,韵致飘然。传世《唐风图》共有三卷,以此卷为最佳,从绘画水平和风格的角度而论,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鹿鸣之什图》同属传世诗经图中最好的作品。这一卷前附楷书诗文,历来被认为是宋高宗赵构所书,然经研究,非御笔,而是出自御书院书手。

该卷曾经南宋曾觌收藏,可见其创作年代不会晚于绍兴时期,因其画风与文献所载马和之画风接近,历来被视为马氏真迹。明清两代该卷先后经严嵩、韩世能、项元汴、耿昭忠、耿嘉祚、素额图、阿尔喜普等递藏,后为弘历"学诗堂"收藏,清末民初为溥仪携至东北。《钤山堂书画记》、《清河书画舫》、《书画见闻表》、《南宋院画录》、《江村书画目》、《石渠宝笈》重编等著录。《鹿鸣之什图》卷是马和之的名作,画《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十篇大意。

每段画前书《诗经》原文。画面形象不拘形似,笔法简逸,设色淡雅,色不隐墨,与《后赤壁赋图》画风颇相似,应为马和之真迹。书法旧传为高宗亲笔,然经学者研究非是,应系当时御书院高手所为。卷末又书《南陔》、《白华》、《华黍》三篇诗序,但既无原诗,也无画面。该卷无款即,前引首乾隆书"治赅内外",后纸处有乾隆长跋,钤明黔宁王沐英"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钱素轩"钱氏素轩书画之记"印,沐璘"沐氏珍玩"及乾隆内府印玺多方,(庚子销夏记》、《大观录》、《墨缘汇观》续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著录。

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卷画《诗经・小雅》中《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要)、《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十篇大意,画前书《诗经》原文。全画构图不拘一格,笔法流畅挺利,墨色淡雅清爽。该卷无款印,历来传为马和之画,宋高宗书,但据学者研究,题诗《节南山》原文中有因避高宗讳而故意块笔之字,可见非赵构亲书。引首有清高宗弘历御题"志摹忠爱",后幅又有书跋。卷中"南阳宋氏"、"子章"、"鲁野"三印。又钤明代"汪令闻氏秘藏"及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收藏印多方。《庚子销夏记》、《大观录》、《墨缘汇观》续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著录。

关于马和之的身份,学界至今未有定论。总结起来,大致有五种意见：

其一,画院画家。先是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将其列为"御前画院"十人之首,影响极大:清厉鹗《南宋院画录》从之:"按和之官至工部侍郎,夏氏不列于院人之中。考周草窗《武林旧事》载御前画院仅十人,和之居其首焉。…草窗南渡遗老,必有所据,今从之";令狐彪《宋代画院画家的政治地位和待遇》说马和之是"由画院出身而官至尊位。"《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其二,宫廷画家。如《画继补遗》卷上云:"孝宗甚喜之。每书《毛诗三百篇》,令和之写图,颇合上意";《图绘宝鉴》卷四云:"高孝两朝深重其画,每书毛诗三百篇令和之图。"显示出马和之乃供奉于皇帝身边的宫廷画家。

其三,士人画家。《图绘宝鉴》卷四"马和之"条云:"绍兴中登第。…笔法飘逸务去华藻,自成一家。……官至工部侍郎。""显示出马和之的士子与官员身份,当为士人画家。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说:"马和之在南宋是一位重要的画家,他的画不属于院画,而是地道的文人画。"与此略同。

其四,清厉鹗《南宋院画录》载云:"或者和之艺精一世,命之总摄画院事,未可知也。"但究竟马和之是以士人画家身份总摄画院事,还是以宫廷画家身份总摄画院事,则未子说明。

其五,因承"其四",《中国美术史・宋代巻(上)》说:"马和之官居工部侍郎,不会顾身画院的。古代的工部管有绘画一项,马和之可能和董源差不多,都是皇家官员,但经常和画院打交道,当然,命之总摄画院事'也有可能。""南宋立国之初,高宗为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而大兴画院,不惜向院画画家授职赐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位相应地位的官僚士夫出来"总摄画院事",显然很难开展工作。马和之"艺精一世",又官至工部侍郎,由他出任画院总摄'之职,无疑是最恰当的。"""这是在"其四"基础上的种推想,认为马和之是以士人画家身份总摄画院事的。

陈野《南宋绘画史》说:"由于《画继》、《画继补遗》及其他宋元文献中记载块路,明清记载又多为因袭转抄,讹误较多。在缺乏更多可靠文献支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对马和之的具体身份不强作定论,应是更为允当的做法。"

今人大多认为令狐彪"由画院出身而官至尊位"论点有理,可从。原因如下：

《图绘宝鉴》所说马和之"绍兴中登第"(意即绍兴年间科举及第)恐难以取信。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马和之的画学文献是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庄肃《画继补遗》,前者明确说马和之隶"御前画院",后者则说马和之"世传其习进士业",意为他只是在准备参加进士考试,与"登第"(进土及第)是两回事,且由"传"字看,此事只是传说,并不能完全坐实。《图绘宝鉴》成书时参考过《画继补遗》,可见是粗心的夏文彦会错意了,把只是传说在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理解成考中了进士。因而,并无可信资料能证明马和之的进士身份,当然不能算是士人画家。

《武林旧事》、《画继补遗》、《图绘宝鉴》等资料都表明马和之是活跃于皇帝身边,待诏作画的"御前画院"画家,且绘画水平相当高,深得高、孝二宗赏识,因画艺高超而被授予工部侍郎乃在情理之中,这在唐宋画史中并非孤例(如唐代阎立本因技艺位至左相),故令狐彪"由画院出身而官至尊位"是对的。

至于清代以来谓马和之因官工部侍郎而总摄画院事一说,也难以坐实。唐宋工部中虽应有画家之属,工部侍郎也可以是工部中画家之主管者,但南宋工部属国家官署、朝廷机构,其中之画家属外官,对国家、朝廷负责;"御前画院"属皇家、宫廷,其中之画家属内官,对皇家、内廷负责,在职任上瓜葛不大,工部侍郎亦自有朝廷职任,怎能"总摄"内廷画院之事?总摄"御前画院"事者要么应是皇帝本人,要么应是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