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3日，一位身著黑色套裝配著白色花印襯衫的西方女記者，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118廳。現場除了這位女記者，只有五位：錢其琛（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記錄員、翻譯和鄧小平。

這位女記者“孤獨地”被賦予獨家專訪鄧小平同志。此刻，她就像是一位獨闖荒漠的女俠，獨來獨往，風塵僕僕。

她就是號稱“世界第一女王記者”的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Oriana Fallaci

弱女子，初長成

看上去簡單幹練的“大記者”法拉奇，從小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千金小姐”。她的童年竟是在二戰的刀光劍影之中度過的。據她回憶，幼年時期的她已經學會了如何投擲手榴彈，以及如何在戰火連天的狼藉中鑽入最安全的地道逃生。

1943年，當敵軍“不長眼”的炮彈直降法拉奇的故鄉佛羅倫薩的時刻，這位14歲的淑女一時間不知所措，伴著戰火的聲響嚎嚎大哭起來。正在這時，她的父親竟然直接給了她一記大耳光，“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這記耳光的震撼，甚至比佛羅倫薩上空的炮彈還要大。

幼小的法拉奇

幼小的法拉奇開始明白，堅強與幹練，並不是區分男性和女性的標準。因為，在一個嘈雜混亂的世界中，只有強者和弱者之區分。強者雄霸天下，弱者風雨一生。

明白了世道的殘酷無情，二戰一結束，16歲的“小法拉奇”就整裝待發，她人生中第一份職業就是《意大利中部晨報》的醫院報道員。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法拉奇進入報社的第一篇報道就那麼與眾不同。她從新銳的角度出發，找出人們熟視無睹事務的不尋常之處，發表出語驚四座的採訪報道。

新銳

不得不承認，法拉奇真正的崛起是從《歐洲人》這本頗具人氣和影響的雜誌開始的。意大利全國性雜誌《歐洲人》“伯樂總編”發現了法拉奇這位曠世奇女子，

要不說，好的平臺可以成就一個人的“偉大”。來到《歐洲人》這個大的平臺，法拉奇的新聞生涯可謂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她採訪的名人從曾經的醫學方面的專家一下升級為瑪麗蓮·夢露、希區柯克、基辛格、卡扎菲等全球最為奪目的巨星們。

意大利主流紙媒之一《晚郵報》

對於媒體人來說，自身的專業素質固然重要；但一個好的平臺，尤其是職業生涯開端的是一個好平臺，對於立志成為業界翹楚的媒體人來說，確是難以企及的高度和財富。所以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剛進入媒體圈的“萌新”，仍會削減腦袋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媒體平臺，這是不無道理的。

對於知名人物，很多初來乍到的記者總想通過過多的尊敬和聆聽，來表現出善意的對話氣氛。這固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但不夠智慧。一味地“順從”一代大家，會讓採訪本身看起來更像是記錄，而非真正的對話。

其實在一個受訪者的眼裡，一個“小聰明有餘，大智慧不足”的記者，並不會發生過多真實的興趣。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會一些基本的對話技巧、做一些故作深沉的冥思姿態，並不一定會讓採訪更具新聞含量。道理很簡單，記者“重視小技，而忽略大術”，沒有形成對等的談話氛圍，沒有樹立起自己獨立的表達氣場。

法拉奇在這一方面就走了另外一條路徑。她巧妙地將採訪嘉賓和自己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卑不亢的記者身份，讓採訪環節成為了一個媒體最為真實的社會實踐活動。尖銳的問題、忽冷忽熱的態度、時不時地反問，都讓這些曾不可一世的一代名流直冒冷汗。誰也無法想象，一種強大的對話氣場，不是來自於那些指點江山難的名流大家，竟是來源於這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小女子”法拉奇。

最後悔的採訪

就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新聞事件，法拉奇想要通過對基辛格的對談，能夠第一時間向世界宣佈美國最真實的政治立場。

在採訪基辛格的時候，“老謀深算”的基辛格慣常採用政客的外交辭令和閉口不談，來和法拉奇“打太極”。

於是，法拉奇提出了第一個問題：“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槍對準您的太陽穴，命令您在阮文紹和黎德壽之間選擇一人共進晚餐，您會選擇誰?。”

這樣一個假設的場景，一下打破了沉悶的話題，顯得很有新意，卻讓對方就坐的基辛格頗為警戒。基辛格選擇了沉默。

法拉奇見勢不妙，繼續“一廂情願”地將話題牽引到她自己的“主觀感覺”之中，並將其誇大。

胡志明市，舊稱西貢

“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會更樂意與黎德壽共進晚餐，是嗎?”

其實法拉奇也不知道基辛格到底會支持誰，但她偏要運用這種假設性十足的話語，來激發起基辛格醞釀許久的表達慾望。

然而，基辛格還是沒有回覆什麼。

“那麼您能不能回答另一個問題，您喜歡黎德壽嗎？”

不屈不撓的法拉奇，又巧妙地將上一個問題，用另外的一種方式迂迴地呈現給基辛格，就是要造成一種“必須回答”的對話壓力。

“關於這一點……當然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有自己的觀點，也毋需強求一致。我們說，我和阮文紹像盟友那樣互相對待。”

吞吞吐吐的基辛格終於張了金口，雖然沒說幾句話，但敏銳的法拉奇一下子從中找到了答案。她很快地在最新的採訪手記中寫明：“美國支持阮文紹！”

基辛格接受過來自世界上很多知名記者的採訪，但據說法拉奇的採訪是讓他“最為後悔的一次”。事後，他回憶說，本來覺得這位女子很具傳奇色彩，基於好奇心的驅使，基辛格還是決定想要會一會這位“奇女子”。不曾想，到頭來卻被這位“奇女子”所“算計”。和很多同樣採訪國際政要的記者相比，法拉奇的簡單、對等、堅決，才更像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媒體人。

青年時期的基辛格

作為尼克松的“第一智囊”對擊“世界第一記者”，基辛格似乎不是法拉利的對手。看似簡單的一問一答之間，法拉奇佔據了對談的高位，以媒體人特有的專業素養和心理素質，得出了極具新聞價值的訊息，甚至是情報。

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美國因乳腺癌不治而逝。她的逝去，引起了全球文化、媒體、政壇等各界的關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惋惜天妒英才的同時，也對她送去了真摯的祝福。

意大利前總統納波里塔諾在致其家屬的信件中，寫道：“我們失去了一位享譽全球的記者，一位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戰場上滿腔熱情的領軍人物。”勇敢、體驗、涵養，法拉奇似乎從童年開始就在培養著這樣的一種非凡氣質，也是這位才女記者留給全球媒體人的一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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