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曹兩家的淮南之爭貫穿整個三國的歷史，從曹操派劉馥經營揚州開始，合肥就是吳軍不可逾越的障礙，然而隨著東興堤的築成，合肥的戰略價值大減，曹魏棄合肥而營壽春，然而隨之而來的淮南三叛給了東吳機會。
淮南，位於今安徽省中北部，地處長江三角洲腹地、淮河之濱，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稱。清代著名歷史學者顧祖禹曾在其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中直接指出了歷代立國江南的吳地政權北上攻略淮南的重要性：
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規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楊行密起於淮南，兼有江南北數十州，於群雄中，最為強盛。李氏失淮南，而國以弱，未幾而國以亡矣。
此一番言論可以作為孫吳政權自孫權至孫皓均屢屢向曹魏淮南地區用兵的原因，大量的歷史教訓證明，淮南地區實是關乎孫吳乃至任何一個江南吳地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
另一方面，曹魏也是深諳此道，其在淮南控制地區設軍事重鎮抵禦吳軍，前期是合肥，後期是壽春，與吳軍圍繞二地激戰多次，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在三國曆次重大會戰中，規模最為龐大、動用兵力最多的一次便發生在淮南壽春。
曹魏為何放棄孫權的傷心地合肥？
1
壽春位於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東北，地處淮河以南，戰國末年是為楚國國都。《史記·楚世家》載：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
如《史記》所言，楚國君考烈王熊元於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組織合縱伐秦失利後為避秦人鋒芒遷都於此，並改壽春為郢都。進入東漢後，壽春隸屬於揚州九江郡，曹魏建立政權後沿襲漢制，並將壽春的地位進一步提升，設為揚州州治。
壽春東南方向便是曹魏的另一個軍事重鎮合肥，合肥的位置同樣十分關鍵，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和“腹巢湖，控渦穎，膺濡須，枕潛皖，實用武之地”的重要戰略地位，也是吳、魏前期反覆爭奪的焦點。
因為緊鄰巢湖的合肥更加靠近孫吳地區，所以孫權一生曾率軍六次進攻合肥，前後跨度長達二十七年，
客觀上來講，孫權六次出兵的時機恰當好處：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是挾赤壁之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乘曹操征討漢中無法增援合肥之隙；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趁關羽北攻荊州之隙；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是乘魏、蜀激戰之時；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是多路出擊；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則是與諸葛武侯協同大舉出兵。
遺憾的是，臨陣決斷非孫權所長，六次攻勢不是損兵折將便是鎩羽而歸，最後均以失利敗退告終，尤其是建安十九年的攻合肥之役，孫權在退軍時遭到張遼突襲，大將陳武陣亡，孫權麾下的三百親兵全部戰死，其本人險遭擒獲。
吳人耗費了大量的兵力，前後幾十年不停的對合肥用兵，卻依然屢敗於合肥城下。除卻合肥城堅外，與吳人不擅陸戰也有較大關係。
不過，孫權的攻勢也不是全無收穫：合肥城雖固，但卻緊鄰巢湖，吳人又以水戰見長，這就使合肥防禦愈加困難。
孫權曾於黃龍二年（公元230年）遣軍進入魏境並於東興（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西南）修築堤壩，意圖通過堤壩阻攔使巢湖水位上漲，以便日後繼續對合肥展開攻勢，但因水軍兵敗而中途廢棄。在孫權去世的數月後，孫吳太傅諸葛恪又率軍重修東興堤壩並最終完成。
也就是說，合肥緊靠巢湖的這一硬傷，迫使曹魏方面必須調整防禦策略，常年在合肥抵禦吳人的滿寵於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向魏明帝曹睿上疏言及“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1的天生短板，請求“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新）城以固守”2，倘若吳人進犯，便可“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3。第二年孫權第六次大舉來犯時滿寵又向曹睿上疏建議“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4。
也正這次戰事結束後，滿寵的提議獲得批准，曹魏在淮南地區的防務重心逐漸回縮至後方的壽春，合肥僅留數千守軍用於滯敵，由於失去了戰略價值，孫權也未大舉攻打合肥。
關於曹魏將防禦重心回縮壽春一事還有幾段史料可以佐證：
（諸葛恪）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孫）權以為不可。（《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
峻（按諸葛恪之後主政的孫吳權臣孫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
兩段史料中，前者發生於孫權最後一次猛攻合肥的三年後，即孫吳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後者發生於吳少帝孫亮在位的五鳳二年（公元255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合肥守備力量不足處於半棄守的狀態，諸葛恪斷然不會遠遣斥候打壽春的主意，後來的孫峻亦不敢直接跨越合肥地區兵襲壽春。
孫權去世後的當年（公元252年）十一月，魏軍大舉伐吳意欲破壞東興堤壩，但被吳軍擊敗，死者數萬人。諸葛恪亦乘東興大捷於轉年五月大發州郡二十萬眾伐魏。
東興之戰
丁奉為吳軍帶來輝煌勝利
這次諸葛恪以合肥新城為目標，曹魏新城守將張特堅守不戰，雙方圍繞新城激戰數月之久。由於吳軍久攻不下，又值夏暑炎熱，士兵因大量飲水導致腹瀉與浮腫，減員甚為嚴重。當年七月，兵力折損嚴重已無力破城的諸葛恪被迫撤軍，一路之上“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5，而一直以來按兵不動的曹魏開始發動反攻。
司馬師遣揚州刺史文欽會合精銳部隊，命其切斷諸葛恪的退路，鎮東將軍毌丘儉等人斷後。諸葛恪懼怕遁逃，文欽率軍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6，將吳軍徹底擊敗，這也是孫吳歷次攻打合肥戰役中損失最為嚴重的一次，諸葛恪班師後遭遇政變，被孫權之侄孫峻所殺。
淮南三叛與東吳攻略
2
此後，吳、魏淮南之爭由合肥正式轉向壽春，如上文提及，吳少帝孫亮五鳳二年（公元255年），趁毌丘儉、文欽反叛司馬師之際，孫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等人兵襲壽春，後因魏軍來援而退軍。在撤軍時，留贊因突患重病而被魏人所殺。兩年後，又爆發了三國曆史上用兵規模最大的“壽春會戰”。
壽春會戰的起因是據守壽春的曹魏徵東大將軍諸葛誕被迫降吳而引起的。
諸葛誕是蜀漢諸葛武侯、孫吳諸葛瑾的族弟，效力於魏。魏明帝曹睿時官居御史中丞、尚書之職，其與當時的朝廷俊傑夏侯玄、鄧颺等人友好。《世說新語》中記載，當時這些俊傑有“四聰八達”之說，“四聰”裡面有夏侯玄、“八達”裡面也包括諸葛誕。
曹睿在臨終前將養子曹芳託孤於曹爽與司馬懿。據《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記載，諸葛誕被曹爽重用，授予揚州刺史一職，加封昭武將軍，成為了魏、吳邊境上的邊疆大員。
魏帝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馬懿發動奪權的高平陵政變，再到魏帝曹髦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春其子司馬師鎮壓鎮東將軍毌丘儉、文欽叛亂，前後六年時間裡，曹爽、夏侯玄等曹魏宗室成員與王淩、毌丘儉等依舊忠心的曹氏舊將相繼被司馬氏父子除掉，這些人不是諸葛誕昔日的親密好友，就是一起共事的同僚，這都讓其深感不安。
鑑於此，諸葛誕拿出自己的錢財賑濟部下收買人心，哪怕是犯了死罪的人都被寬恕，又用優厚的待遇養了死士幾千人，還以受到孫吳威脅為由請求調撥十萬士兵用以保衛壽春。
在《諸葛誕傳》裴注引《魏末傳》中還記載了一件事：司馬昭遣親信賈充慰勞諸葛誕等邊疆大員，實則為日後取代曹氏一事探聽口風。諸葛誕則斥責賈充有辱其父（按曹魏三朝名將賈逵），並言道“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賈充當即被訓得無話可說，但這也讓諸葛誕最終成為司馬氏下一個必須要清除的對象。
吳蜀消滅曹魏的最後一次機會
3
魏帝曹髦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朝廷正式徵召諸葛誕入朝擔任司空一職。諸葛誕接到詔書後隨即反叛，其親自突襲殺死揚州刺史樂綝，而後“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谷足一年食，閉城自守”7，同時“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8，吳人“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9，並派遣大將全懌、全端、唐諮、王祚以及早先投降的文欽等三萬人全力增援壽春，壽春會戰正式打響。
諸葛誕是司馬氏最後的勁敵
當年六月，司馬昭集結中外各軍高達二十六萬之眾，攜天子曹髦征討壽春。諸葛誕軍有十五萬人，加之陸續增援的吳軍，這場壽春會戰的各方總兵力之和已經超過了五十萬人，同時蜀漢姜維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攻至曹魏境內的芒水（水名，在今陝西周至東南。源出秦嶺之北，北流入渭水）一帶。
可以說，與早期的赤壁之戰類似，壽春會戰同樣是一場極有可能改變歷史走向的戰役，此戰規模之大、各方參戰兵之多當屬三國之首，連蜀漢亦牽扯其中。
若孫吳與諸葛誕方獲勝，那麼曹魏的軍事力量將會遭受重創，曹魏一家獨大的格局極有可能會被改寫；若曹魏獲勝，則吳、蜀再也無力與其抗衡。此役對吳、蜀而言，也是兩國最後、最有可能重創曹魏並克復中原的決定性戰役。
在《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王昶傳》《王基傳》《諸葛誕傳》《三國志·吳書·孫綝傳》及《晉書·文帝紀》等傳記中詳細的記載了這場壽春大戰的整個過程。
戰事初期，司馬昭率大軍抵達後，並不打算全力攻城，而是做了三點部署：
第一，命鎮東將軍王基、安東將軍陳騫等人四面包圍，圍繞壽春城築起又高又深的壁壘壕溝，裡外共構建了兩層包圍圈；
第二，遣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率領精兵在外層包圍圈的外側作為機動部隊迎擊來援的吳軍；
第三，遣驃騎將軍王昶進至夾石（今北峽山，安徽桐城縣北）進逼江陵（今湖北沙市西北之江陵）以牽制荊州方面的吳將施績、全熙無法東援。
在壽春包圍圈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文欽、唐諮等三萬吳軍增援部隊從壽春城的東北角衝進城中。
秋七月，孫吳權臣孫綝親自來援，大軍屯駐在鑊裡（今安徽巢縣西北）。
孫綝先遣大將朱異率領三萬士兵駐守安豐城（今安徽霍丘西南）聲援諸葛誕，但中途被州泰攔截，朱異敗退，死傷兩千多人；孫綝復遣朱異率丁奉、黎斐等五萬士兵前去解圍，朱異徵召敢死隊六千人在黎漿（今安徽壽縣以南）以西趁夜渡河建立起一個半月形的堡壘，但堡壘隨即被石苞和州泰聯合攻破；朱異又用車箱連接圍攻魏軍據點五木城（城邑名，今安徽壽春一帶），石苞、州泰再次出擊，第三次將朱異擊敗。而魏將泰山太守胡烈則偷襲了吳軍存放軍需的都陸（今安徽合肥西北），燒光了儲存在那裡的全部糧草輜重，朱異徹底敗退。
孫綝不滿朱異接二連三的打敗仗，打算再調撥三萬士兵讓其拼死一戰，朱異不從，孫綝將朱異就地處死。《孫綝傳》載“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已經不得人心的孫綝無力解圍，竟然置諸葛誕與己方三萬將士於不顧後率軍返回江南。
朱異雖然發揮欠佳，但已是東吳後期難得的名將了
吳軍退出後，司馬昭下令“分遣羸疾就谷淮北，稟軍士大豆，人三升”10，故意顯示出軍糧不足無法持久圍城的態勢，又放出間諜四處揚言吳人的援軍很快抵達，諸葛誕等人被這些謠言麻痺，放寬糧食的消耗標準，不久之後城中乏糧、人心不安。
此時諸葛誕的親信蔣班、焦彝建議立刻出城決戰，猛攻包圍圈中的某一處，至少可以突圍生還，但出擊作戰的計劃被諸葛誕與文欽否決。二人再三勸阻，結果惹怒諸葛誕，險被處死。二人知諸葛誕必敗無疑，於十一月出城投降。
蔣班、焦彝出降後，吳軍將領全懌、全端也率數千人出城投降。雙方相持到第二年正月，壽春城中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諸葛誕、文欽與吳將唐諮終於決定出擊，三人“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11，包圍圈壁壘上的魏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12，諸葛誕的士兵“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13，最後只能退回城中。出擊死傷遍地，糧食又將枯竭，出城投降的士兵多達數萬，諸葛誕的覆滅已成定局。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諸葛誕與文欽又因誰的士兵守城誰的士兵出城而發生衝突。兩人以前就有矛盾，只不過坐困孤城才一起合作，事情緊急就又相互猜忌，諸葛誕藉機殺掉文欽，文欽之子文鴦、文虎出城投降。為了徹底瓦解守軍，司馬昭赦免了二人的罪過，還上奏曹髦冊封兩人為將軍並賜予爵位。文鴦、文虎帶著數百名騎兵圍繞壽春城奔走喊話勸降，城內守軍見狀更加無心抵抗，手持弓箭的士兵也不再向文鴦射擊。
因為吳魏兩軍貌合神離，蓋世猛將文鴦未能發揮作用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壽春城破，諸葛誕率帳下兵丁衝出小城打算出逃，被司馬昭帳下的司馬胡奮殺死，尚在城中的唐諮、王祚等一萬多吳軍也全部投降，這場歷時近九個月的壽春會戰以諸葛誕與吳軍的完敗宣告結束，在芒水與魏軍相持的蜀漢姜維在聽聞諸葛誕覆滅後也率軍退回漢中。
有一種觀點認為：諸葛誕不該坐困壽春，而是應在起事之初統十餘萬眾南下奔吳，這樣至少其本人不會有性命之憂。應該說，南下奔吳的策略並非不可行，但這只是後世紙上談兵者的下下之策。試想，當初毌丘儉擁五萬之眾，尚且敢於主動討伐司馬師，何況諸葛誕兵力三倍於毌呢？
再者，考察諸葛誕的本心，其痛斥賈充、降吳前向曹魏朝廷上疏表白心跡等事可以判斷，都無疑說明他的降吳實屬情急之下的無奈之舉。假使壽春之戰司馬昭被徹底擊敗，那麼諸葛誕必然會與吳人達成妥協，而後脫離吳人舉眾直撲洛陽解救魏帝曹髦。退一步來講，即使無力討伐司馬昭，也要像其先前所做的，在淮南大肆收買人心、陰養死士，向朝廷繼續請求調撥十萬士兵，將淮南打造成自己的私人王國，繼續與司馬昭周旋。
如果只是棄淮南而投吳，這種做法眼界甚小，解救魏帝曹髦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想必這也是戎馬多年的諸葛誕所不屑的。
諸葛誕失敗的原因很多，比如自己的剛愎自用，如友軍統帥孫綝的指揮低劣，但最關鍵一點便在於戰事初期坐視城外包圍圈的完成，喪失了大好戰機。
曹魏圍城大軍二十六萬，諸葛誕與吳軍亦有二十餘萬，雙方勢均力敵，若壽春守軍能與朱異、唐諮等吳將內外併力夾擊，而不是希冀對方為自己“火中取栗”，那麼戰況或許如蔣班、焦彝所言，完全是有獲勝的可能。
在小說《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這場壽春之役的描寫基本與正史一致，清代學者毛宗崗對這場戰役也有一段精彩的點評，毛宗崗雲：
諸葛恪之進兵於新城，魏無釁之可窺；若孫綝之進兵於壽春，則乘魏之釁而動矣。毌丘儉之討司馬師，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為之援矣。綝之事易於恪，誕之事易於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
吳軍損失的將領中，被孫綝處死的吳將朱異是孫吳名將朱桓之子；全懌與全端是孫權女婿、名將全琮的子侄，在起初黃武七年（公元228年）誘殲曹休的石亭之戰中，朱桓與全琮均擔任吳軍統帥，不想二將子侄均折於此役。唐諮本是魏人，但降吳已有三十餘年，在留贊陣亡後繼任左將軍之職，亦是孫吳資深將領。
故而吳軍在此次壽春會戰中折兵數萬、良將盡折，軍事力量遭到重創，國內又相繼上演孫綝廢少帝孫亮、繼位的景帝孫休處死孫綝等一系列宮廷政變，直到蜀漢滅亡後的第五年（吳主孫皓寶鼎三年，公元268年），孫吳軍隊才在統帥丁奉的率領下進攻合肥，但依然沒有什麼戰果。
而在壽春會戰後，蜀漢方面因多年的軍旅數出、民困兵疲也不得不進行了數年的休整，直至亡國也再未出現吳蜀兩國大舉協同伐魏的軍事行動。可以說，孫吳在壽春會戰中的完敗既宣告了其基本放棄了對曹魏淮南地區的攻取，也標誌著吳蜀兩國無法與曹魏抗衡，三足鼎立之勢已被打破，魏晉統一天下毫無懸念，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註釋：
1、2、3《三國志·魏書·滿寵傳》
4《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5《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
6《晉書·宣帝紀》
7、8、9、11、12、13《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
10《晉書·文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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