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偶然翻到《歸去來兮》後記裡的一句話，我決定將這本書從頭至尾讀完。
那是唐寧三年採訪寫作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在此期間，她父親罹患重病。父親彌留之際，臉上所流露的“深厚的仁慈與護佑”，深深觸動了陪護的女兒。由此，唐寧體察了父親不惜命也要將她趕回書桌前的用心——那裡有一眾與父親同齡的受訪者，他們有的已經離世，有的已喪失記憶。她寫道：“隨著一代人的年邁體弱和離去，那些故事也將隨風而逝。”
估算起來，唐寧應該是《歸去來兮》中“遷二代”的同齡人，或許稍長一些。她的寫作，其實是在兌現對父輩的承諾。可以想象她在書桌前的情景，電腦開啟，現世的紛擾被屏蔽了，而她獨自走向過往，去追逐即將隨風而逝的故事。
《歸去來兮》
故事的第一推動力，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準確說是1964年，毛澤東在《關於工業的發展問題（初稿）》上的一句批示：“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捱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於是建設大三線的戰略決策出臺。於是，上千萬人的命運被改變。
在傳統話語裡，關於這場工業大遷徙的描述多少有些羅曼蒂克。那是規模空前，史無前例的佈局；那是志在千里，四海為家的豪邁；那是在偏僻的崇山俊嶺中開山平地，安營紮寨的陣勢；那是劉伯溫“五百年後看，雲貴勝江南”的預言；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壯懷激越……
從中，你分明能讀出一種國家被當作畫布擘劃時的氣派 。話雖如此，另一重事理卻無法迴避。常識告訴我們，往往是國家的命題越宏大，個人的際遇越渺小。譬如，當“被改變命運者”的基數是千萬時，作為分子的“1”便猶如恆河裡的沙粒，何足掛齒？哪怕他（她）的故事同樣鮮活生動，哪怕他（她）的經歷足夠跌宕起伏。
好在唐寧躬身把部分沙粒撿拾起來，莊重的、敬畏的，又是審慎剋制的。我想說的是，這種姿態值得人們脫帽致敬。
當然，唐寧寫作《歸去來兮》沒有包羅萬象的企圖。她只是截取了大三線建設時代洪流中的一脈，由上海西遷的304個項目、411家工廠、9.2萬職工裡的一個典型樣本：上海光學儀器廠拆分援建的貴陽新添光學儀器廠。你可以將此視作從楊浦黃興路到貴陽新添寨的一次時空連線，鋪就這根線的，是西遷800位職工和更多隨遷家屬的口述、筆記、回憶錄、檔案材料，以及不知所云的碎碎念。
這一個個“無一虛構”的人物，是恆河沙數里的“1”。渺小的、不足掛齒的，也是豐富的、百分百的。所謂每一個看似平凡的個體，對於他（她）自己而言，都有著波瀾壯闊的遭逢。大潮中的一葉浮萍，令人動容之處就在於它不可知不可測不可把握的前程。廠址勘察小組的飛機在強氣流中失控、起落架發生故障時，場景是驚險的；先行營造廠房的工人突然接到“一律留下、安家落戶”的指令時，表情是驚愕的；工廠西遷不到兩年，中國首臺潛艇指揮潛望鏡便完成研製安裝，成就讓人驚歎；而2002年，曾經的明星企業——新天光學公司破產資產拍賣的消息登上《貴州商報》的頭條，其間落差叫人驚詫。
上述種種，或許是《歸去來兮》中蘊含戲劇衝突的一幕幕，而經歷這一切人們，有著真實的興奮、快慰、苦惱、彷徨和幻想。唐寧將他們的故事打撈，拼接成一段完整的人生。她要為他們立傳。
以支內花名冊上排序第一的葛民治為代表的“遷一代”已經或者即將謝幕，他們中部分回滬的老人，在每年續保時，甚至要手持當日報紙拍照以證明自己存活。以內地第六代導演王小帥為代表的“遷二代”用作品詮釋著父輩的愛與怕。王小帥的父親、隨遷家屬王家駒，晚年為了寬慰覺得連累自己的妻子，掛在嘴邊的話是：“是你的錯嗎？那是大洪流啊。”
用不可抗力來解釋施加於自身的創痛，是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寬容。我相信，理解出自本意，寬容也發自內心。歲月是最好的勸降者。那些當年舉家西行的人們，很多年後當他們東歸回到故鄉才發現：讓他們感到陌生的故鄉，而他們無比熟悉的竟是他鄉。此時此刻，鄉關何處已不是問題，因為歲月本身就是回家的路。
人的一生，無非就是無數次的出發與迴歸，離散與團聚。人與人關係的結局，恐怕離散還更多一些。而唐寧猶如一位有心的主婦，以“新天廠”的名義將終將離散的人們聚攏在一起，共同訴說著屬於他們的往事。這多麼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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