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聚恩/文
好友、航空工业洪都飞机公司张弘总经理赠我《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读后有感，尤对军民融合之道。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院士也在几个不同场合荐读此书，认为当此国内外大势，应该从此书中吸取教益；读后思之，对他的荐读也有所领悟。
书的英文名是：Freedom's Forge，How American Business Produc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以“自由的熔炉”形象比喻后方的兵工厂，描述战场背后的故事，副标题则是“美国实业怎样赢得二战”，寓意胜利得于实业，来自兵工厂熔炉的淬炼；而中译本取名“拼实业”，聚焦实业比拼，也颇传神。
关于美国在二战中取胜的原因，有种种解释，但绝大多数关注的都是那几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从中途岛和塔拉瓦之战，到诺曼底登陆和硫磺岛战役。但历史的事实是，在面对面厮杀之前，美国工商界已经打响并赢得了另外的战役；而正是这一得胜战役，让美国在战场上高奏凯歌，并最终粉碎了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同时，使美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也为国家战后繁荣打下了基础。
正是美国实业界在战时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不仅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军队提供了巨量装备，为赢得战争胜利做出旷世贡献，而且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经济繁荣，直至冷战中把前苏联拖垮，成为当今世界唯一霸强国家。于今多事之秋，美国更是挥舞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的大棒，满世界耀武扬威，且坐收军火商的巨大红利。
这是一本有关二战中那些不为人知或已被人遗忘的英雄们的故事。不过，这些英雄不在战场，而是在后方。书写得很生动，很好读。全书围绕那个时代美国实业界两位重要人物——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凯泽，讲述了在他们以及更多志士仁人的组织下，美国企业在战时爆发出巨大生产力的故事。全书既是两个做出历史性贡献的重量级人物的奋斗故事，也是那些平凡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产业大军的奋斗故事。
按书中披露的数字，战时美国经济生产总额翻一番的伟大业绩的实现，付出了大量人员伤亡的代价。1942-1943年间，在美国企业中伤亡的男女职工人数超过身穿军装的美国士兵，比例为20：1。在紧张动员和行动的那5年间，189名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死于工作，或因心脏病发作，或因急病而在“短短几天后”失去生命。可知，后方也是战场，牺牲亦为常态。
克努森的全名是威廉•西格纽斯•克努森（William Signius Knudsen，1879-1948年），是一位丹麦移民，战前任通用汽车公司CEO。1940年被罗斯福邀任负责战时工业生产的国防咨询委员会委员，1942 年任战时生产管理局局长，他首先提出美国须成为国家民主兵工厂（the arsenal of demorcracy） 的口号，并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才干，领导了战时工业能力的初始动员工作。虽然因受新政派指摘，他在同年调任陆军部工业生产督察员，获三星将军军衔（这是平民直接入役所获的最高军衔），但他所打下的工作基础、所构建的动员体系已不可逆转地正常运行。克劳森于1945年退役，重回企业界，三年后辞世。
凯泽的全名是亨利•约翰•凯泽（Henry John Kaiser，1882-1967 年），是一位德国移民后裔，实业家，巨富，百多家公司的创始人，战前投身美国西部建设，最伟大的业绩是组织领导6家企业联合承建胡佛水坝。二战期间，受命制造舰船，成为危难关头的国家英雄；他提出“自由轮”设想，大幅缩短生产周期，4年时间里累计制造1490艘舰船，其中，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在一年内完成了50艘航母的建造工作，平均每周一艘，把航母建造速度提高了40倍，并曾创造4天零15个小时制造一艘航母（罗伯特•培利号）的最高纪录。
以两位传奇式人物为头领，千千万万工商界人士、工程师、生产经理和产业工人，共同创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兵工厂”，在二战期间累计生产了28.6万架军机（见【注】）、8.8万艘舰艇、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50万辆吉普车、5600条商船、260万挺机枪和410亿枚各式炮弹子弹（书中数据），还有惊世骇俗、投向日本国土的原子弹。
【注：航空人士很关注二战期间美国究竟生产了多少军机，不同来源的数据并不一致，有说30万架的，甚至有说40万架的。本书的“前言”中使用了28.6万架的数据，但“结语”中又说“自1942年起，美国生产了324750架，平均每天170架（到1945年8月）”，两处数据有较大差距，都没有说明数据来源，也未对数据的构成细分。我国学者赵月华综合多方信息，在他的著作《美国航空工业发展模式研究》中列出了如下表格。由于赵的数据有清晰的分类，两相比较，似以采信赵月华的数据为宜，即从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美国共生产262524架各式飞机。】
1940年5月14日，在时任总统罗斯福下决心采取行动、参加这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时，他说：“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将尽快取得年产至少50000架飞机的能力”。这被许多行业专家视为“歇斯底里的呓语”，包括创造单人不着陆跨越大西洋飞行记录、当时威望如日中天的林白（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年）。敌手希特勒更嘲笑道：“除了选美王后、百万富翁、毫无意义的纪录和好莱坞之外，美国还有什么？”
但是历史记载了“呓语”成真的辉煌进程。虽然美国的正式参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但从1940年年中罗斯福讲话后，已开始实际军事工业战时动员。按书中所说：“从1940年7月，克劳森拉开军备计划帷幕那一刻起，直至1945年8月，美国生产了价值1830亿美元的军火，飞机和舰船共占军火总额的一半”。以五年计，按上述【注】中数据，美国平均每年制造飞机52505架，超过了罗斯福提出的目标。其中，1944年为最高年份，当年产量96300架，创历史之最。虽然，那时的飞机构造相对简单，技术复杂度也不可与当代飞机同日而语，但创造出如此高的产量与效率，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战时动员能力，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也足够令人震惊。
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书中并没有给出“1234”、如此这般的答案，它只是在讲故事，一个动听的故事。作为读者，我简要梳理了一下，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的决断以及能人的杰出贡献。
首先是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在做出参战决定的同时，为工业能力国家动员制定了目标和纲领，其中要求年产5万架飞机成为最强音（也许是绝唱，世界从此再不会有如此巨量航空装备的筹划和运作）。而由总统直接选人授权，去推动决策实施，让克努森和凯泽这样的英雄施展才干，乃为成功的关键。
1940年12月29日晚，罗斯福的声音传遍整个美国。他告诉美国人民，要向在欧洲为保卫他们的国家、为民主而战的人们提供军需品，飞机、坦克、枪炮和轮船等；为此“我们已经召集了在解决生产问题上举世无双的工业天才，带着他们的资源和才能开始行动”，“我们必须成为伟大的民主兵工厂（这个词语是克劳森发明的）......
这是一个与战争本身一样严肃的紧急任务”。除了我在本文第七、第八两个自然段介绍二人的业绩外，克劳森更直接地进行了多项政策与措施设计，提出和推动“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生产”等先进理念与方式。他和凯泽还在各自根基深厚的领域，充分调动他们的人脉和资源，为战时动员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在克努森的关切与支持下，他的一位重要助手、声望仅次于林白的航空专家梅里尔•丘奇•梅格斯组建了一个被称为飞机制造联合委员会（Joint Aircraft Committee）的组织，由该组织制定了在美国生产的55种不同飞机的数以百计的配件标准，使飞机的设计和生产得以部分实现标准化。正是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同盟军空中武装力量的战时出勤率和持续作战能力，也成为一项把“大规模生产”引入航空制造业的重大进步。直至今日，世界航空业仍受惠于这些宝贵遗产。
这与我们的“政策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的信条是一样的，只是在中国的社会氛围里很难出现像克努森和凯泽这样叱咤风云、纵横跨界的英雄，我们更多地要仰仗于制度和集体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我国当年被称为儒将的
张爱萍很有这样的才干与风骨，他的贡献也堪称盖世。第二，国家意志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契合。
国家意志是毋庸置疑的，把国家意志传递到每个企业、每个企业家，是至关重要的。战火燃起之初，美国不少有头有脸的人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孤立主义”思想；战争动员的第一步，首先要扭转他们的观念，使满足战时需要成为全体国人“优先考虑”的事项。
但落实到工业企业，靠什么？只靠上述的觉悟，是不够的；只靠觉悟，或可支撑一时，但不能支撑长久，还是要靠适当的机制。克努森深信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认为这种市场机制会产生自身的秩序，自然而然地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这种情况从和平时期到战时，尽皆如此。
正像克努森所说和所做的那样，美国备战的唯一可行之路是利用私营企业，必须让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赚到钱。要设法使公司能更快地收回他们的投资，更加心甘情愿地承担风险，去生产那些对他们可能没有商业价值但却对防务准备十分关键的商品。
为此，克努森等人改革原有的“摊还规定”，加速分期偿付，通过向人们“提供适当的好处，而不是进行威胁”，以争取更多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他坚持实行“意向书”的做法，使企业可以事先从银行取得预付资金，以致在罗斯福疑虑是否对承包商做出过多承诺时，克努森坚定地回答：到了打破陈规的时刻了，否则永远无法让如此规模的工作如期完成，每年50000架飞机的设想将不过是春秋大梦。
正是克努森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他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几乎可以让自身永久存在的机制，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最灵活的战时生产体系。这一体系及其机制能够根据自身各个不同动态元素的状况对症下药地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复杂性科学将这种情况称为“紧急状况”，经济学家则用另一个术语“自我秩序”。
第三，基础工业和技术的保障。
说到底，比拼的还是国家综合能力，美国对工业、技术和物质生产所进行的令人惊叹的动员，首先表现在迅速克服大萧条的影响，把钢铁、铝、橡胶等初始工业产品以及工作母机这样的设备生产达到满足需要的高水平。基础与民用工业规模与能力是保证战时动员的最基本条件，正如书中所总结的成功之道是“英国的科学加美国的工业专业能力”。
以下是美国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在战时动员中的数据对比：
石油从150317.6（1940）到171365.5（1945）万桶，增长14%；
天然气从751.6（1940）到1099.3（1945）亿立方米，增长46%；
黑煤从4.647（1940）到5.738（1945）亿吨，增长23%；
电从1832（1941）到2715（1945）亿度，增长48%；
生铁从4299.9（1941）到5581.2（1945）万吨，增长30%；
钢从6076.5（1940）到7230.4（1945）万吨，增长19%；
电解铝从18.71（1940）到83.46（1943）万吨，增长446%；
原生镁从5670到166546（1943年，最高年份）吨，增长近30倍；
合成橡胶从8517到833540吨，增长近百倍。
令希特勒以及轴心国一伙望尘莫及的是，全美由25000家一级承包商、120000家分包商和更多自由企业组成的庞大工业基地，是举世无双的战时工业能力的物质、人力与技术基础。书的附录B“加入民主兵工厂”给出了两张大表，一张是“典型的设备转用”，给出和平时期产品与战争时期产品的对应关系，典型如：算术计算机转自动手枪，汽车车身转飞机部件等；另一张是标志是否具有军需生产能力的工作母机设备表，列举了一级承包商和分承包商各自最需要的工作母机。
依托国家的基础工业，在战时迅速拓展出完整的产业链。例如，仅为B-29轰炸机的批产配套，波音公司使用的分包商就超过1400家（可见，分包与供应链并非20世纪末以来航空工业的新鲜经验）。又例如，当时美国足够强大的汽车工业为战时飞机制造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经短时准备后，就将汽车工业转产进行飞机零部件和部装，作为承包商去补充飞机专业企业的产能不足，转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产量之高，令人瞠目。
读这本书，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的当下。在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时，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战略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国家战略？全要素、全领域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其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美国的二战工业能力动员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和平固然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境界，可一旦真有战事，确保国家工业体系激发出最大的战时动员能力，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前方所需要的大量武器装备，才是根本；军需为要，也许这才是军民融合的要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早作谋划，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所部署、有所准备。
为此，需要切实加强国家基础工业与共性科技的发展，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与产品的制约，提升自主保障能力。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对一些基础工业所谓“过剩”能力“去产能”时，似应慎重操作，削适有度，以保留必要的弹性，在一旦有需求时可以快速扩能，否则将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件对于航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产能提升。当下，虽无大战事，但我国特殊政治军事环境要求军机产能提升；进入世界民机市场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使命，也要求民机产能提升。建立开放的航空工业，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关注和进入航空业，时不我待。可取两种形式。其一，形成与国家航空工业集团型企业体量相当或相近的新实体，成为民族航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果能如此，实为大幸！其二，现有几大国有企业释放可以外包的专业与作业，交予民间，由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或非国防企业，以面向长远、面向国内外的大手笔，进行专业化能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跨行业国际供应商；如此操作，则军民双赢。
陆
掩卷细思，感触良多。读这本书，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美国工业实业的打拼对打赢二战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正如斯大林在与罗斯福、丘吉尔会面时举杯祝酒时所说，“让我们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生产的武器，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书中对此评议道，“这是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对美国资本主义力量令人震惊的称颂”。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读这本书，我们需要对于在二战中，美国工业能力的战时动员，使几十万个大大小小的企业快速、高效地加入军需生产的策略与实践，进行研究并从中获益，以助我们确立正确的应对之策和发展之路。
同样重要的还有，国防工业能力建设与扩充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也应予以关注。二战这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的国力提升反而起到了加速器、助推器的作用，战后并未出现如悲观主义者所预测的萧条时代的到来，而是焕然一新的“经济增长大爆炸”，个中原由也值得细思。
在经历战后两年短暂的经济总量略有下降和持平之后，从1948年后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4%。这是“人类历史所见证的最令人敬畏的经济增长（历史学家迈克尔•巴龙语）”，由此还出现了美国人自诩己国的一个新名词“超级大国”（政治学家威廉•福克斯语）。
《拼实业》一书的作者认为，这一切的到来，源于因“大规模生产”而强化的国家工业基础，以及战时藏富于民（全体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和战后重建生活的需要而引发的国内消费热。但在美国国内，见解并不一致，战后居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者否认“大规模生产”的作用，漠视或淡化克劳森们的历史贡献，认为不论战时或和平时期，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就要通过增加联邦预算或政府赤字运行，或者以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甚至刻薄地说，“1940-1945年间，工商业只不过是联邦政府慷慨馈赠的幸运受益人而已。”我对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33-1946年，英国经济学家）和他的理论知之不多，不好评判是非，但对于战时动员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克劳森、凯泽等人的巨大贡献，无论如何是不应低估的。
读此书的有关章节和内容，还引起关于当下与美国贸易战的思考。书中告知，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末，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来自日本、德国等区域的海外竞争日渐激烈。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美国制造的再次衰落，以及又一轮海外竞争，不过主角成了我国。上次竞争延续近20年，很难说美国全胜，而这次贸易战的政治背景更为复杂，对其发生的必然性和它的长期性更应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当然，此书对我们最重大的启示莫过于，在空前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在外来威胁的重压之下，如何规划和实施我们的国防能力建设，以及怎样才能快速形成强大的国防工业战时能力。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深谋远虑的规划，更需要有所作为的行动。我们的国家禀赋虽与美迥然不同，但是确立一个适宜的机制，以保障国家生产体系的有效运行，特别是在非常时期的有效性，同样十分重要；其中的关键要素是使系统拥有内在驱动力和自我调节力。我想，这是张弘总赠书和孙聪总荐读的用意吧，同样，也是笔者读书学习的着力之处。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更多的友人对此予以关注和倾心研究，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落地、为建设强盛的国家，提供有见地、有份量、可操作的良策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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