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聚恩/文
好友、航空工業洪都飛機公司張弘總經理贈我《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一書，讀後有感，尤對軍民融合之道。中國航空研究院院長孫聰院士也在幾個不同場合薦讀此書，認為當此國內外大勢，應該從此書中吸取教益；讀後思之，對他的薦讀也有所領悟。
書的英文名是：Freedom's Forge，How American Business Produc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以“自由的熔爐”形象比喻後方的兵工廠，描述戰場背後的故事，副標題則是“美國實業怎樣贏得二戰”，寓意勝利得於實業，來自兵工廠熔爐的淬鍊；而中譯本取名“拼實業”，聚焦實業比拼，也頗傳神。
關於美國在二戰中取勝的原因，有種種解釋，但絕大多數關注的都是那幾次關鍵性的重大戰役：從中途島和塔拉瓦之戰，到諾曼底登陸和硫磺島戰役。但歷史的事實是，在面對面廝殺之前，美國工商界已經打響並贏得了另外的戰役；而正是這一得勝戰役，讓美國在戰場上高奏凱歌，並最終粉碎了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同時，使美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也為國家戰後繁榮打下了基礎。
正是美國實業界在戰時爆發出的巨大生產力，不僅為反法西斯盟國的軍隊提供了巨量裝備，為贏得戰爭勝利做出曠世貢獻，而且造就了長達數十年的持續經濟繁榮，直至冷戰中把前蘇聯拖垮，成為當今世界唯一霸強國家。於今多事之秋，美國更是揮舞武裝到牙齒的軍事力量的大棒，滿世界耀武揚威，且坐收軍火商的巨大紅利。
這是一本有關二戰中那些不為人知或已被人遺忘的英雄們的故事。不過，這些英雄不在戰場，而是在後方。書寫得很生動，很好讀。全書圍繞那個時代美國實業界兩位重要人物——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凱澤，講述了在他們以及更多志士仁人的組織下，美國企業在戰時爆發出巨大生產力的故事。全書既是兩個做出歷史性貢獻的重量級人物的奮鬥故事，也是那些平凡的男男女女組成的產業大軍的奮鬥故事。
按書中披露的數字，戰時美國經濟生產總額翻一番的偉大業績的實現，付出了大量人員傷亡的代價。1942-1943年間，在美國企業中傷亡的男女職工人數超過身穿軍裝的美國士兵，比例為20：1。在緊張動員和行動的那5年間，189名通用汽車公司的高管死於工作，或因心臟病發作，或因急病而在“短短几天后”失去生命。可知，後方也是戰場，犧牲亦為常態。
克努森的全名是威廉•西格紐斯•克努森（William Signius Knudsen，1879-1948年），是一位丹麥移民，戰前任通用汽車公司CEO。1940年被羅斯福邀任負責戰時工業生產的國防諮詢委員會委員，1942 年任戰時生產管理局局長，他首先提出美國須成為國家民主兵工廠（the arsenal of demorcracy） 的口號，並以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才幹，領導了戰時工業能力的初始動員工作。雖然因受新政派指摘，他在同年調任陸軍部工業生產督察員，獲三星將軍軍銜（這是平民直接入役所獲的最高軍銜），但他所打下的工作基礎、所構建的動員體系已不可逆轉地正常運行。克勞森於1945年退役，重回企業界，三年後辭世。
凱澤的全名是亨利•約翰•凱澤（Henry John Kaiser，1882-1967 年），是一位德國移民後裔，實業家，鉅富，百多家公司的創始人，戰前投身美國西部建設，最偉大的業績是組織領導6家企業聯合承建胡佛水壩。二戰期間，受命製造艦船，成為危難關頭的國家英雄；他提出“自由輪”設想，大幅縮短生產週期，4年時間裡累計製造1490艘艦船，其中，從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在一年內完成了50艘航母的建造工作，平均每週一艘，把航母建造速度提高了40倍，並曾創造4天零15個小時製造一艘航母（羅伯特•培利號）的最高紀錄。
以兩位傳奇式人物為頭領，千千萬萬工商界人士、工程師、生產經理和產業工人，共同創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兵工廠”，在二戰期間累計生產了28.6萬架軍機（見【注】）、8.8萬艘艦艇、8.6萬輛坦克、250萬輛卡車、50萬輛吉普車、5600條商船、260萬挺機槍和410億枚各式炮彈子彈（書中數據），還有驚世駭俗、投向日本國土的原子彈。
【注：航空人士很關注二戰期間美國究竟生產了多少軍機，不同來源的數據並不一致，有說30萬架的，甚至有說40萬架的。本書的“前言”中使用了28.6萬架的數據，但“結語”中又說“自1942年起，美國生產了324750架，平均每天170架（到1945年8月）”，兩處數據有較大差距，都沒有說明數據來源，也未對數據的構成細分。我國學者趙月華綜合多方信息，在他的著作《美國航空工業發展模式研究》中列出瞭如下表格。由於趙的數據有清晰的分類，兩相比較，似以採信趙月華的數據為宜，即從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美國共生產262524架各式飛機。】
1940年5月14日，在時任總統羅斯福下決心採取行動、參加這場真槍實彈的戰爭時，他說：“我希望看到的是，我們這個國家將盡快取得年產至少50000架飛機的能力”。這被許多行業專家視為“歇斯底里的囈語”，包括創造單人不著陸跨越大西洋飛行記錄、當時威望如日中天的林白（查爾斯•奧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年）。敵手希特勒更嘲笑道：“除了選美王后、百萬富翁、毫無意義的紀錄和好萊塢之外，美國還有什麼？”
但是歷史記載了“囈語”成真的輝煌進程。雖然美國的正式參戰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但從1940年年中羅斯福講話後，已開始實際軍事工業戰時動員。按書中所說：“從1940年7月，克勞森拉開軍備計劃帷幕那一刻起，直至1945年8月，美國生產了價值1830億美元的軍火，飛機和艦船共佔軍火總額的一半”。以五年計，按上述【注】中數據，美國平均每年製造飛機52505架，超過了羅斯福提出的目標。其中，1944年為最高年份，當年產量96300架，創歷史之最。雖然，那時的飛機構造相對簡單，技術複雜度也不可與當代飛機同日而語，但創造出如此高的產量與效率，迸發出如此巨大的戰時動員能力，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也足夠令人震驚。
如此輝煌的成就是怎樣取得的呢？書中並沒有給出“1234”、如此這般的答案，它只是在講故事，一個動聽的故事。作為讀者，我簡要梳理了一下，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三點。
第一，政府的決斷以及能人的傑出貢獻。
首先是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在做出參戰決定的同時，為工業能力國家動員制定了目標和綱領，其中要求年產5萬架飛機成為最強音（也許是絕唱，世界從此再不會有如此巨量航空裝備的籌劃和運作）。而由總統直接選人授權，去推動決策實施，讓克努森和凱澤這樣的英雄施展才幹，乃為成功的關鍵。
1940年12月29日晚，羅斯福的聲音傳遍整個美國。他告訴美國人民，要向在歐洲為保衛他們的國家、為民主而戰的人們提供軍需品，飛機、坦克、槍炮和輪船等；為此“我們已經召集了在解決生產問題上舉世無雙的工業天才，帶著他們的資源和才能開始行動”，“我們必須成為偉大的民主兵工廠（這個詞語是克勞森發明的）......
這是一個與戰爭本身一樣嚴肅的緊急任務”。除了我在本文第七、第八兩個自然段介紹二人的業績外，克勞森更直接地進行了多項政策與措施設計，提出和推動“大規模生產”“標準化生產”等先進理念與方式。他和凱澤還在各自根基深厚的領域，充分調動他們的人脈和資源，為戰時動員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在克努森的關切與支持下，他的一位重要助手、聲望僅次於林白的航空專家梅里爾•丘奇•梅格斯組建了一個被稱為飛機制造聯合委員會（Joint Aircraft Committee）的組織，由該組織制定了在美國生產的55種不同飛機的數以百計的配件標準，使飛機的設計和生產得以部分實現標準化。正是這一舉措，不僅提升了同盟軍空中武裝力量的戰時出勤率和持續作戰能力，也成為一項把“大規模生產”引入航空製造業的重大進步。直至今日，世界航空業仍受惠於這些寶貴遺產。
這與我們的“政策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性因素”的信條是一樣的，只是在中國的社會氛圍裡很難出現像克努森和凱澤這樣叱吒風雲、縱橫跨界的英雄，我們更多地要仰仗於制度和集體的力量。不過，在我看來，我國當年被稱為儒將的
張愛萍很有這樣的才幹與風骨，他的貢獻也堪稱蓋世。第二，國家意志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契合。
國家意志是毋庸置疑的，把國家意志傳遞到每個企業、每個企業家，是至關重要的。戰火燃起之初，美國不少有頭有臉的人都抱著隔岸觀火的“孤立主義”思想；戰爭動員的第一步，首先要扭轉他們的觀念，使滿足戰時需要成為全體國人“優先考慮”的事項。
但落實到工業企業，靠什麼？只靠上述的覺悟，是不夠的；只靠覺悟，或可支撐一時，但不能支撐長久，還是要靠適當的機制。克努森深信自由市場機制的活力，認為這種市場機制會產生自身的秩序，自然而然地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這種情況從和平時期到戰時，盡皆如此。
正像克努森所說和所做的那樣，美國備戰的唯一可行之路是利用私營企業，必須讓企業在這一過程中賺到錢。要設法使公司能更快地收回他們的投資，更加心甘情願地承擔風險，去生產那些對他們可能沒有商業價值但卻對防務準備十分關鍵的商品。
為此，克努森等人改革原有的“攤還規定”，加速分期償付，通過向人們“提供適當的好處，而不是進行威脅”，以爭取更多人和企業的積極性。他堅持實行“意向書”的做法，使企業可以事先從銀行取得預付資金，以致在羅斯福疑慮是否對承包商做出過多承諾時，克努森堅定地回答：到了打破陳規的時刻了，否則永遠無法讓如此規模的工作如期完成，每年50000架飛機的設想將不過是春秋大夢。
正是克努森和他的團隊的努力，他們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幾乎可以讓自身永久存在的機制，一個有史以來最強大、最靈活的戰時生產體系。這一體系及其機制能夠根據自身各個不同動態元素的狀況對症下藥地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複雜性科學將這種情況稱為“緊急狀況”，經濟學家則用另一個術語“自我秩序”。
第三，基礎工業和技術的保障。
說到底，比拼的還是國家綜合能力，美國對工業、技術和物質生產所進行的令人驚歎的動員，首先表現在迅速克服大蕭條的影響，把鋼鐵、鋁、橡膠等初始工業產品以及工作母機這樣的設備生產達到滿足需要的高水平。基礎與民用工業規模與能力是保證戰時動員的最基本條件，正如書中所總結的成功之道是“英國的科學加美國的工業專業能力”。
以下是美國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生產在戰時動員中的數據對比：
石油從150317.6（1940）到171365.5（1945）萬桶，增長14%；
天然氣從751.6（1940）到1099.3（1945）億立方米，增長46%；
黑煤從4.647（1940）到5.738（1945）億噸，增長23%；
電從1832（1941）到2715（1945）億度，增長48%；
生鐵從4299.9（1941）到5581.2（1945）萬噸，增長30%；
鋼從6076.5（1940）到7230.4（1945）萬噸，增長19%；
電解鋁從18.71（1940）到83.46（1943）萬噸，增長446%；
原生鎂從5670到166546（1943年，最高年份）噸，增長近30倍；
合成橡膠從8517到833540噸，增長近百倍。
令希特勒以及軸心國一夥望塵莫及的是，全美由25000家一級承包商、120000家分包商和更多自由企業組成的龐大工業基地，是舉世無雙的戰時工業能力的物質、人力與技術基礎。書的附錄B“加入民主兵工廠”給出了兩張大表，一張是“典型的設備轉用”，給出和平時期產品與戰爭時期產品的對應關係，典型如：算術計算機轉自動手槍，汽車車身轉飛機部件等；另一張是標誌是否具有軍需生產能力的工作母機設備表，列舉了一級承包商和分承包商各自最需要的工作母機。
依託國家的基礎工業，在戰時迅速拓展出完整的產業鏈。例如，僅為B-29轟炸機的批產配套，波音公司使用的分包商就超過1400家（可見，分包與供應鏈並非20世紀末以來航空工業的新鮮經驗）。又例如，當時美國足夠強大的汽車工業為戰時飛機制造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經短時準備後，就將汽車工業轉產進行飛機零部件和部裝，作為承包商去補充飛機專業企業的產能不足，轉產速度之快，效果之好，產量之高，令人瞠目。
讀這本書，很自然地聯想到我們的當下。在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之時，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這個戰略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它是國家戰略？全要素、全領域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其目的是什麼？怎樣才能實現？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從美國的二戰工業能力動員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啟迪。
和平固然好，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境界，可一旦真有戰事，確保國家工業體系激發出最大的戰時動員能力，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前方所需要的大量武器裝備，才是根本；軍需為要，也許這才是軍民融合的要義。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早作謀劃，從現在起，就應該有所部署、有所準備。
為此，需要切實加強國家基礎工業與共性科技的發展，著力突破“卡脖子”技術與產品的制約，提升自主保障能力。在進行供給側改革，對一些基礎工業所謂“過剩”能力“去產能”時，似應慎重操作，削適有度，以保留必要的彈性，在一旦有需求時可以快速擴能，否則將是很危險的。
還有一件對於航空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是產能提升。當下，雖無大戰事，但我國特殊政治軍事環境要求軍機產能提升；進入世界民機市場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使命，也要求民機產能提升。建立開放的航空工業，讓更多的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關注和進入航空業，時不我待。可取兩種形式。其一，形成與國家航空工業集團型企業體量相當或相近的新實體，成為民族航空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果能如此，實為大幸！其二，現有幾大國有企業釋放可以外包的專業與作業，交予民間，由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或非國防企業，以面向長遠、面向國內外的大手筆，進行專業化能力建設，成為高水平的跨行業國際供應商；如此操作，則軍民雙贏。
陸
掩卷細思，感觸良多。讀這本書，我們從一個側面瞭解到，美國工業實業的打拼對打贏二戰起了多麼大的作用。正如斯大林在與羅斯福、丘吉爾會面時舉杯祝酒時所說，“讓我們為美國的生產乾杯，沒有美國生產的武器，我們將輸掉這場戰爭。”書中對此評議道，“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領導人對美國資本主義力量令人震驚的稱頌”。
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讀這本書，我們需要對於在二戰中，美國工業能力的戰時動員，使幾十萬個大大小小的企業快速、高效地加入軍需生產的策略與實踐，進行研究並從中獲益，以助我們確立正確的應對之策和發展之路。
同樣重要的還有，國防工業能力建設與擴充同國民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也應予以關注。二戰這場慘烈的世界大戰，對於美國的國力提升反而起到了加速器、助推器的作用，戰後並未出現如悲觀主義者所預測的蕭條時代的到來，而是煥然一新的“經濟增長大爆炸”，箇中原由也值得細思。
在經歷戰後兩年短暫的經濟總量略有下降和持平之後，從1948年後的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年均增長率4%。這是“人類歷史所見證的最令人敬畏的經濟增長（歷史學家邁克爾•巴龍語）”，由此還出現了美國人自詡己國的一個新名詞“超級大國”（政治學家威廉•福克斯語）。
《拼實業》一書的作者認為，這一切的到來，源於因“大規模生產”而強化的國家工業基礎，以及戰時藏富於民（全體工人的工資翻了一番）和戰後重建生活的需要而引發的國內消費熱。但在美國國內，見解並不一致，戰後居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者否認“大規模生產”的作用，漠視或淡化克勞森們的歷史貢獻，認為不論戰時或和平時期，要實現經濟的增長，就要通過增加聯邦預算或政府赤字運行，或者以雙管齊下的方式進行；甚至刻薄地說，“1940-1945年間，工商業只不過是聯邦政府慷慨饋贈的幸運受益人而已。”我對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33-1946年，英國經濟學家）和他的理論知之不多，不好評判是非，但對於戰時動員的複雜性、艱鉅性以及克勞森、凱澤等人的巨大貢獻，無論如何是不應低估的。
讀此書的有關章節和內容，還引起關於當下與美國貿易戰的思考。書中告知，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末，製造業逐漸走向衰落，來自日本、德國等區域的海外競爭日漸激烈。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是美國製造的再次衰落，以及又一輪海外競爭，不過主角成了我國。上次競爭延續近20年，很難說美國全勝，而這次貿易戰的政治背景更為複雜，對其發生的必然性和它的長期性更應有足夠的認識和準備。
當然，此書對我們最重大的啟示莫過於，在空前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在外來威脅的重壓之下，如何規劃和實施我們的國防能力建設，以及怎樣才能快速形成強大的國防工業戰時能力。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深謀遠慮的規劃，更需要有所作為的行動。我們的國家稟賦雖與美迥然不同，但是確立一個適宜的機制，以保障國家生產體系的有效運行，特別是在非常時期的有效性，同樣十分重要；其中的關鍵要素是使系統擁有內在驅動力和自我調節力。我想，這是張弘總贈書和孫聰總薦讀的用意吧，同樣，也是筆者讀書學習的著力之處。位卑未敢忘憂國，希望更多的友人對此予以關注和傾心研究，為軍民融合國家戰略的落地、為建設強盛的國家，提供有見地、有份量、可操作的良策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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