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商鞅初次变法之时，施行“什伍制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但是因为当时的户籍制度还不够完善，官僚机构也不够健全，所以地方的户籍管理，仍旧停留在乡、邑、聚的划分上，带有浓厚的氏族宗法色彩。

幸运的是，在商鞅首次变法之后，秦国初步执行耕战政策，农业及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秦国带来充裕的税赋，也为政府带来更多的预算经费，正是得益于此，秦国可以实施更完善的政策。

秦孝公与商鞅剧照

商鞅积极推行郡县制

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商鞅进一步开始整顿地方行政，推动郡县制。

《史记·商君列传》云：“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早在商鞅改革之前，秦国就已经在施行“县”这一行政组织，但只是针对某些地区施行。秦孝公执政时，商鞅为了让君权更加集中，着手推广县制，将乡、邑、聚等组织加以合并，并且在县中设置不同于封建“世卿世禄制”的县令和县丞，这些官员所食的都是定额俸禄，负责管理全县之事务。

如此一来，乡、邑、聚加以合并之后，在管理权方面整齐划一，政策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才得以与人口和资源相辅相成，发挥最大的效益，彼此互取所需、资源互补，社会的发展和官僚制度也就越来越健全。

商鞅剧照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春秋时期，秦国国土广阔，但是人力不足，土地无法获得完全的开发，造成“人不称土”的现象。我们都知道，农业人口影响一个国家的贫富，为了确保农业人口的数量，商鞅施行“废井田，开阡陌”，使百姓能够购置土地，还可以随意耕种自己的土地。

秦国政府积极奖励和扶持农业发展，取消了贵族分封采邑，禁止土地被把持在少数贵族手中。正因如此，秦国的农业产量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逐步减少了秦国的贫富差距。

商鞅这项政策，废除了田埂，重新整顿土地：扩大了每人可以耕种的面积，以提升农业产量。如此改善民生经济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进一步收拢了民心，使得人民“归心于农”。

除了农业方面的改革之外，商鞅还着手制定了一系列的赋税。早在秦简公时期，秦国就推行过“初租禾”，然而，春秋以后，井田制度逐渐瓦解，田地由国有逐步私有化，工商业崛起，社会开始出现富商大贾剥削农民。这样的情况使得百姓没有立锥之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秦孝公剧照

试想，如果此时秦国仍旧施行“初租禾”，那么就会造成国家在税收方面不利的局面。为了压制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使得农业得以持续发展，在秦孝公时期，商鞅进一步推行征收“人口税”。

商鞅将全国人口纳入管控，使土地不再被地主所把持，抑制工商业从业者逃税漏税，使得农业和人口成为政府两大主要税收来源。不仅如此，商鞅再下令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使税收和行政便于管理。

商鞅采取重农抑商的措施，鼓励人民坚守本职，限制百姓追逐眼前的蝇头小利。至秦朝末期，这政策仍旧持续推行。

为了增进农业生产，政府还鼓励养殖耕牛，推行一年四次的耕牛评比竞赛。由此可见，这种竞赛会极大地提高秦国的农业生产总量。

平原君赵胜剧照

赵国的平原君曾对赵孝成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由此可见，赵国无法与秦国抗衡的原因，在于秦国推广牛耕，深耕细作，扩大了秦国的耕地面积，秦国因而富强。

富国是强兵的前提

另一方面，商鞅变法之后成效颇丰，遂开始展开对外战争。商鞅战功赫赫，他率军收服河西地对秦国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秦国对河西地加以开发，并运用其良好的地理优势进攻中原，实力逐渐壮大。

秦惠文王时期，东方六国合纵抗秦，为了暂避其锋芒，秦君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先行吞并了巴蜀，而后再攻陷楚国汉中等地，设汉中郡加以整顿经营。

我们都知道，巴蜀土地丰饶，然而岷江水势湍急，时常给肥沃的土地带来水涝，秦昭王于是派出李冰前往治理。李冰兴修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加以疏导和分流，一来改善了农业蓄水灌溉，二来带动了水利运输。巴蜀之地、成都平原遂成为天府之国。

秦国以巴蜀作为据点，不断对楚国发动战争，向东推进至江汉地区，虎视中原。更加难得的是，秦国对于新征服的土地还能够视其风俗立法，因地制宜。

商鞅剧照

为了歼灭实力雄厚的楚国，秦国步步为营，最后派遣李信率军讨伐楚国，李信却因为低估楚国军力而失败，秦王再度派遣王翦前往应战，最终王翦倾全国六十万大军击破楚国。

累累硕果，皆应归功于商鞅之变法，以及秦国历代统治者的努力经营。自此，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最富庶的国家，就像文献中记载的那样——秦国“积粟如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