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既是經濟學之父，也是歐洲著名的道德哲學家。他寫《國富論》，說市場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調解競爭行為，以此創造了市場經濟學說；他寫《道德情操論》，說人心中有一個“無私的旁觀者”來監督我們的道德選擇，以此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
亞當·斯密
然而，《國富論》的基礎是“自利心”，而《道德情操論》的基礎是“同情心”，二者看上去充滿矛盾，不像是同一個作者寫出的作品。然而，《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表面上的思想衝突，卻蘊含著巨大的學術野心，亞當·斯密想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社會理論。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觀點
不管從哪個標準來看，《國富論》都是近200年來對宏觀經濟學發展影響極深的一本書，這本書對經濟體系的運行，以及資源分配方式的觀點，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經濟學家。實事求是地說，亞當·斯密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技巧或許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國富論》就像是一個經濟思想的蓄水池，它之前所有對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想法，都流進了這個池子，而它之後所有的經濟學觀點，也都從這個池子流出。
《國富論》
舉例來說，20世紀的著名經濟學理論，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choice theory），或者是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管制理論（theory of regulation），都可以從《國富論》中找到對應之處。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自利心（self-interest），並以此為出發點，論證在競爭市場的前提之下，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會讓整個社會的福利達到最大。
學者嚴復翻譯《國富論》為《原富》
這個偉大的洞見，讓後世尊稱他為經濟學之父。當然，自利心後來被髮展成了“經濟人”假設，不僅在經濟學領域，還在管理學、心理學和哲學領域大放光彩。不過，自利心的立論基礎是人類會想盡辦法讓自己獲利最多，這個觀點就跟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產生了衝突。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提出了一個著名問題：“為什麼一個自私的人，在本性上還是會堅持某些節操……並認定旁人的快樂對他而言是重要的？”亞當·斯密自己解釋說：“同情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就是這節操的一種。”同情心讓我們產生了利他的衝動。
托馬斯·霍布斯
亞當·斯密認為人類雖然天性有缺陷，但社會卻也沒有墮落到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自然戰爭”的地步，即“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那麼，社會是以什麼方式穩定運行的呢？亞當·斯密表示，問題的答案不在於社會契約，而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一個“無私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自利的人類所做出的決定，必然會被無私的旁觀者加以監督，它會時刻提醒“慷慨的合宜與不公不義的醜惡”。無私的旁觀者為所有人設下了一個簡單的道德標準：如果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傷害人，那你將永遠受它憎恨，這條標準也被稱為道德良知的譴責。
從《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內容入手，我們會發現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亞當·斯密作為自利心的發明者？怎麼又提倡道德情操？
亞當·斯密問題
同時宣揚“自利心”與“同情心”，亞當·斯密的“雙面性”曾長期讓後世學者相當困惑：作為寫出《道德情操論》裡那個有同情心，能以無私旁觀者角度思考的學者，怎麼可能和《國富論》中將自利當作市場基礎的作家是同一個人？
自利心
亞當·斯密的兩本書對人類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為何他的兩本書卻建立在如此不同的假設上？此即德國哲學家約瑟夫·熊彼得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Das Adam Smith Problem）”。亞當·斯密本人生前對這件事倒是沒有任何表示。他在《國富論》中從未提及《道德情操論》，雖然後者是他在36歲就出版的名著，他從未公開討論過兩本書之間的關聯，也因此留給後世學者許多發揮與爭論的空間。
《國富論》和看不見的手
舉例來說，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就批評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只狹隘地聚焦在單純的交換上，並未討論生產與分配的問題。另一位著名學者哈耶克，則從二分法的角度解釋了亞當·斯密的初衷，他認為之所以產生這個問題，是因為斯密採取了一個歷史的角度來寫作。在《道德情操論》中所提及的同情心和無私旁觀者，在一個相互熟識的小社會中，道德與利他就足以成為維繫秩序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諸如倫敦、紐約這樣全是陌生人的大都會中，只靠利他是無法生存的，因此人們行為的動機就會轉變成利己。哈耶克認為，這表示亞當·斯密瞭解美德的極限——在幾乎都是陌生人的市場體系中與人互動時，無私的旁觀者也會無奈同意將自利作為首要考量條件。
對亞當·斯密問題的解釋
不管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亞當·斯密問題，不少人都認為兩本書充滿完全對立的觀點，這是一個無法辯駁的事實。其實，亞當·斯密的初衷並非“設計”這麼一個令人疑惑的困境，他是想建立一個宏大的社會思想體系，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亞當·斯密的想法，逐步看清兩本書看似矛盾背後的“和諧”。
亞當·斯密雕塑
首先，亞當·斯密對看似無人計劃的人際複雜互動，最後卻會產生井然有序的結果，即哈耶克所謂的“自發性的秩序”這種現象十分感興趣。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嘗試解釋了這個現象，當他談到社會的道德標準是如何決定時，回答道：“是由所有人決定的。”每一次的互動，雖然看似微不足道，卻也都對道德標準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不僅發生在商品與勞務的交易上，也發生在道德標準的形成上。也就是說，關於商品交易和道德的產生，亞當·斯密都認為是“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操作。
其實，不管是《道德情操論》或《國富論》，亞當·斯密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從個人行為動機的假設開始，去理解人們商品交易或道德互動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推論整個社會最後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分析是否能讓社會更加美好。 換句話說，亞當·斯密在這兩本書中，討論的都是人類實際的行為，而非理想中的行為。只是《國富論》聚焦在市場交易的商品，《道德情操論》討論的是人們的道德互動。他的目的是將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動背後的邏輯統一起來。然而，這種跨越學科領域的分析可靠嗎？
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
1976年，當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的《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出版後，我們發現，
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人類社會也是一條合情合理的方法後，亞當·斯密當年的目標就實現了，商品交易和道德互動背後的邏輯可以統一。也就是說，“亞當·斯密的題”已經解決了。亞當·斯密理論的意義
當然，一直以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亞當·斯密的思想本就是“鐵板一塊”，不論是在分析方法或是對人類行為動機的看法上，《國富論》都是《道德情操論》很自然的邏輯延伸。經濟史學家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曾說過：“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沒讀過《道德情操論》，那些讀過的人則會發現該書與《國富論》僅僅‘表面上’是不一致的。”布勞格在蒐集了大量亞當·斯密的資料後表示，斯密在完成《國富論》後，回頭繼續修訂《道德情操論》，他應該是在構思一個更完整的社會科學架構，只是他沒有時間完成。他當年在《國富論》中對《道德情操論》三緘其口，是出於學者的嚴謹——在得出可信的結論前，他不會妄下斷語。
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
如果通讀亞當·斯密的兩本著作，以無私的旁觀者的視角觀察經濟體系的運行，我們會發現，整個社會看似無規劃的自利競爭，不但給所有人帶來福祉，也同時產生道德來節制人們的行為。就如同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問：“這個世界辛苦奔忙，追求財富詮釋與卓越，所為何來？”然後在《國富論》中提供了答案：“對所有財富榮譽的追求，都有助於百姓的福祉，這就是正當的理由。”
亞當·斯密通過《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抽象出了人類行為中的“自利心”和“同情心”，並希望將這兩種心理活動背後的邏輯連接起來，以此建立起“大一統”的社會理論。他的學術冒險是人類思想史上一次偉大的嘗試。
《國富論》亞當·斯密
《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
《利維坦》托馬斯·霍布斯
《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加里·貝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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