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一四川籍大臣准备直接领兵攻打日本本土，却被慈禧阻止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腐败的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屈辱史，用李鸿章的话说：

我中华正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为了发奋图强，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首的实干派就开始了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的屁股尿流，但中国毕竟地大物博，4亿多人的生产力也是不可小觑的，在东亚依然保持着霸主地位。可是我们的邻居日本正在全面学习西方，立志要脱亚入欧，实行了比封建专制先进很多的君主立宪制，随着国力的蒸蒸日上，面对着庞大但又腐朽专制的大清国早已是垂涎三尺，它把清朝视为战略扩张的第一个障碍，于是1894年就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日本胜而中国败。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它给晚清慈禧太后领导的所谓的“同光中兴”打了个响亮的耳光。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国际地位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就是第二个分水岭，它使得清政府最后的脸面也荡然无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清朝都彻底沦为弱国，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主权沦丧，世界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大浪潮。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甲午战争让中国饱受屈辱，却也唤起了广大中华儿女的爱国救国的迫切之心，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说就是：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也正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史。正在甲午战争形势溃败之际，清廷朝野上下的有志之士都开始积极献策，有的甚至准备好了不惜性命的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拒敌于国门之外。这其中有一位四川籍的大臣就设计了直接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转防守为进攻，到日本国土上开辟第二战场。但慈禧得知后却说他是“妄生事端”，废止了他的计划，导致最后功败垂成，清政府宁愿割让了台湾岛赔2亿两白银。

这个四川籍的大臣就是宋育仁，他是四川富顺人，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主义的倡导者，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检讨。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出使他国让宋育仁看清了天朝与世界的落差，也更加激起了他发奋图强报国的热情。

深知世界格局的宋育仁清楚，中国败于西方列强顶多就是赔款及开放通商口岸，一旦败于日本则损失一定比败于西方列强大的多。原因有六：第一，西方列强远在它方，他们不愿意与中国产生领土纠纷，如果侵占了中国领土的话，他们的统治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历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无非就是图财图资源而已。

第二，西方各个列强属于同一个量级的，他们之间也有很激烈的竞争，因此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他们也会彼此牵制，做到利益均衡，顶多就是开设个小小的租界。

第三，日本不同于西方列强，他们是弱国刚崛起，是饿极了的一只野狼，一旦战胜中国，则必然狮子大张口，向我中华索要大量白银。

第四，西方是列强，而东方目前就一个日本刚崛起的独强，列强彼此有牵制，而独强没有牵制，尽管在东北日本跟俄国有利益冲突，而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琉球群岛与台湾岛，日本一定会逼我中国割地。

第五，日本与我大清同属于东方，彼此深知对方的文化，而且又是领国，因此日本人不必考虑统治成本的问题，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日本的丰臣秀吉就曾想征服中国，移都北京，日本的狼子野心是由来已久。

第六，中国千年以来一直是东方的霸主，以宗主国的身份领导着周边的属国，败于西方的外来客还不足以彻底撼动其宗主国地位，但是如果败于同属于东方的小国日本，则必然会撼动清朝对于十多个属国的控制。因此甲午战争一旦战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损失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明白了甲午战争的重要性后，宋育仁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败于日本，甲午战争爆发时，远在西方的宋育仁就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意思是日本虽然兵锋正锐，但毕竟是蕞尔小国，兵源不足，财政也支持不了持久战，因此我方只要能拖得久就足以困死他们。后来的史料也确实证明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几乎掏空了国库，中日双方战到最后已经变成了心理战，就看双方的统治者谁能熬了，但宋育仁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朝野的回音。在得知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按耐不住急迫的心情，他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那就是直接奇袭日本本土，宋育仁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宋育仁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

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日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谋定好后，宋育仁一方面电报奏请朝廷批准，一方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南洋大臣张之洞等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所要购买的舰队，都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等一切都筹备好了，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朝廷一声令下就可以实施了，痛痛快快的“侵略”日本本土。然而此时宋育仁的顶头上司龚照瑗得知后，立即以“妄为生事”电告朝廷，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也已经决定了要与日本媾和，慈禧指出宋育仁这是“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

宋育仁接到旨意后扼腕叹息，既忧且悲。在得知后来马关条约签订后，更是“抚赝私泣，望洋而叹”，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留与后人评说。

宋育仁回国后，清廷准备对宋育仁做进一步惩罚处理，但考虑到他毕竟是一片爱国热忱之心，且逢此战败国难之际惩罚他更会寒了满朝臣子的心，于是就没有对宋育仁加罚，只是撤了他的使臣之职，让他回到翰林院供职。

晚年他隐居成都东郊狮子山“东山草堂”内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宋育仁逝世于1931年12月5日，葬于“东山草堂”对面竹林之中。此前他自印《借筹记》若干，临终时嘱托将此书赠前来吊唁之人。2006年，三圣乡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带择地重修“东山草堂”，并立宋育仁石刻像。2008年9月，“东山草堂”毁于雷击引起的大火，所幸宋育仁墓亭无恙。

此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如果当年计划成功，宋育仁真的直接攻打日本本土，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