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時一四川籍大臣準備直接領兵攻打日本本土，卻被慈禧阻止

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腐敗的清政府為了苟延殘喘就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一頁又一頁的屈辱史，用李鴻章的話說：

我中華正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於是為了發奮圖強，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首的實幹派就開始了洋務運動。當時的中國雖然被西方列強打的屁股尿流，但中國畢竟地大物博，4億多人的生產力也是不可小覷的，在東亞依然保持著霸主地位。可是我們的鄰居日本正在全面學習西方，立志要脫亞入歐，實行了比封建專制先進很多的君主立憲制，隨著國力的蒸蒸日上，面對著龐大但又腐朽專制的大清國早已是垂涎三尺，它把清朝視為戰略擴張的第一個障礙，於是1894年就爆發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戰爭。

戰爭的結果是日本勝而中國敗。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清朝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它給晚清慈禧太后領導的所謂的“同光中興”打了個響亮的耳光。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國際地位的一個分水嶺，那麼中日甲午戰爭就是第二個分水嶺，它使得清政府最後的臉面也蕩然無存，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清朝都徹底淪為弱國，割地賠款被迫開放通商口岸，主權淪喪，世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大浪潮。

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甲午戰爭讓中國飽受屈辱，卻也喚起了廣大中華兒女的愛國救國的迫切之心，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話說就是：中國近代的屈辱史也正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史。正在甲午戰爭形勢潰敗之際，清廷朝野上下的有志之士都開始積極獻策，有的甚至準備好了不惜性命的去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拒敵於國門之外。這其中有一位四川籍的大臣就設計了直接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轉防守為進攻，到日本國土上開闢第二戰場。但慈禧得知後卻說他是“妄生事端”，廢止了他的計劃，導致最後功敗垂成，清政府寧願割讓了臺灣島賠2億兩白銀。

這個四川籍的大臣就是宋育仁，他是四川富順人，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維新主義的倡導者，被譽為四川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改任檢討。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贊，著意考察西方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出使他國讓宋育仁看清了天朝與世界的落差，也更加激起了他發奮圖強報國的熱情。

深知世界格局的宋育仁清楚，中國敗於西方列強頂多就是賠款及開放通商口岸，一旦敗於日本則損失一定比敗於西方列強大的多。原因有六：第一，西方列強遠在它方，他們不願意與中國產生領土糾紛，如果侵佔了中國領土的話，他們的統治成本會非常高，所以歷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無非就是圖財圖資源而已。

第二，西方各個列強屬於同一個量級的，他們之間也有很激烈的競爭，因此在侵略中國的同時，他們也會彼此牽制，做到利益均衡，頂多就是開設個小小的租界。

第三，日本不同於西方列強，他們是弱國剛崛起，是餓極了的一隻野狼，一旦戰勝中國，則必然獅子大張口，向我中華索要大量白銀。

第四，西方是列強，而東方目前就一個日本剛崛起的獨強，列強彼此有牽制，而獨強沒有牽制，儘管在東北日本跟俄國有利益衝突，而在中國的南方特別是琉球群島與臺灣島，日本一定會逼我中國割地。

第五，日本與我大清同屬於東方，彼此深知對方的文化，而且又是領國，因此日本人不必考慮統治成本的問題，其實早在明朝的時候，日本的豐臣秀吉就曾想征服中國，移都北京，日本的狼子野心是由來已久。

第六，中國千年以來一直是東方的霸主，以宗主國的身份領導著周邊的屬國，敗於西方的外來客還不足以徹底撼動其宗主國地位，但是如果敗於同屬於東方的小國日本，則必然會撼動清朝對於十多個屬國的控制。因此甲午戰爭一旦戰敗，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其損失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明白了甲午戰爭的重要性後，宋育仁決定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敗於日本，甲午戰爭爆發時，遠在西方的宋育仁就上書清廷，指出“倭兵少財乏，持久足以困之”。意思是日本雖然兵鋒正銳，但畢竟是蕞爾小國，兵源不足，財政也支持不了持久戰，因此我方只要能拖得久就足以困死他們。後來的史料也確實證明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幾乎掏空了國庫，中日雙方戰到最後已經變成了心理戰，就看雙方的統治者誰能熬了，但宋育仁的上書並沒有得到朝野的迴音。在得知平壤潰敗，黃海海戰失利後，宋育仁按耐不住急迫的心情，他開始了一個更為大膽的計劃，那就是直接奇襲日本本土，宋育仁還專門制定了詳細的計劃。

宋育仁與使館參議楊宜治、翻譯王豐鎬等密謀，購買英國賣與阿根廷、智利兩國的兵艦五艘，魚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亞水兵兩千人，組成水師一旅，託名澳大利亞商團，以保護商隊為名，

自菲律賓北上直攻日本長崎和東京。此打算看似異想天開，可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行性。因為“澳大利亞為英國的屬地，西例商會本有自募水師保護商旅之權，中日戰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頗為震動，商會發議，舉辦屬地水師一旅，以資保護，（英國候補議紳）庵潔華特暗聯議院同黨主行其議，而以此謀所購一旅駕名（假名）於澳洲商會所為，仍掛英旗出口，則局外無嫌，而蹤跡不露”（引自《借籌記》）。

謀定好後，宋育仁一方面電報奏請朝廷批准，一方面又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南洋大臣張之洞等聯繫，以取得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時，宋育仁與美國退役海軍少將夾甫士、英國康敵克特銀行經理格林密爾等商定：由中國與康敵克特銀行立約借款二百萬英鎊、另戰款一百萬英鎊，以支付兵船購買費用。經過一系列的努力，所要購買的艦隊，都備齊了槍彈武器，各級戰鬥人員，也已經募集妥善，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軍，準備交由前北洋水師提督琅威裡率領。

等一切都籌備好了，可謂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等朝廷一聲令下就可以實施了，痛痛快快的“侵略”日本本土。然而此時宋育仁的頂頭上司龔照瑗得知後，立即以“妄為生事”電告朝廷，而此時的慈禧太后也已經決定了要與日本媾和，慈禧指出宋育仁這是“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將購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廢，同時電召宋育仁速速回國。一個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宋育仁接到旨意後扼腕嘆息，既憂且悲。在得知後來馬關條約簽訂後，更是“撫贗私泣，望洋而嘆”，傷心了很久。在回國途中，他寫成了《借籌記》，詳詳細細地記了這事的經過，以表壯志未酬之情，留與後人評說。

宋育仁回國後，清廷準備對宋育仁做進一步懲罰處理，但考慮到他畢竟是一片愛國熱忱之心，且逢此戰敗國難之際懲罰他更會寒了滿朝臣子的心，於是就沒有對宋育仁加罰，只是撤了他的使臣之職，讓他回到翰林院供職。

晚年他隱居成都東郊獅子山“東山草堂”內一心修志著書，不問世事，編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與《富順縣誌》。宋育仁逝世於1931年12月5日，葬於“東山草堂”對面竹林之中。此前他自印《借籌記》若干，臨終時囑託將此書贈前來弔唁之人。2006年，三聖鄉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帶擇地重修“東山草堂”，並立宋育仁石刻像。2008年9月，“東山草堂”毀於雷擊引起的大火，所幸宋育仁墓亭無恙。

此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如果當年計劃成功，宋育仁真的直接攻打日本本土，中日甲午戰爭的結局又會是怎樣呢？歡迎各位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