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張一川）山丘隔離了縣城，林木遮蔽了小鎮喧鬧，浙江省金華市的武義縣楊家醫院隱藏在一片綠色之中。
楊家醫院曾是中國最大螢石生產經營企業東風螢石公司的職工醫院，以救治接觸粉塵而患有塵肺病的礦工為主，同時也能進行一些基礎疾病的治療。2000年，曾經風光的東風螢石公司破產，楊家醫院也從職工醫院轉為了民營醫院，自負盈虧。失去資金投入和主要病源的醫院逐漸難以維繫，各個科室一個接一個關門落鎖，積滿灰塵。
照顧公司留下的塵肺病礦工的生命末段時光，成了楊家醫院最後的使命。有人去世離去，有人病情加重進來，更多的人只是平靜地“生活”在醫院裡，時間以“年”為計量單位。有的病人不快：“醫院不像醫院，農村不像農村。”也有病人和醫生一起感嘆：“這個醫院是特色醫院，獨一無二，中國再找不出第二家。”
楊家醫院的辦公樓掩映在山林中。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礦工的“石肺”
穿過茭道鎮政府門前繁忙的330國道，不到300米，水泥道路就走到盡頭。轉向南邊的碎石土路，再走上400米的緩坡，一棟斜屋頂二層磚樓出現在林木中，掛著“武義縣楊家醫院”和“浙江省冶金有色職工塵肺防治中心”的牌子，左邊是兩棟廢棄的紅磚結構“員工宿舍”。這條碎石土路還將向西南延伸2.5公里左右，越過一座小山丘，遇見一路通向溫州的高鐵鐵路後，匯入武義縣盆地中。
10月末尾，東南地區的天依舊亮得很早。早上6點剛過，77歲的李四妹去食堂取回了放在那裡的兩個暖壺。這裡唯一一個熱水器下午稍晚就不工作了，只能第二天清晨再來接熱水。
李四妹在病房中，經常臥床不起的是她的丈夫塗關新。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暖壺拎回房間，丈夫塗關新還在趴著睡覺。二期塵肺病讓這個86歲的老人只有採用這種睡姿才能呼吸稍順暢一些。床頭邊有兩個藍色的氧氣罐，連接著綠色吸氧管，隨時準備套在呼吸困難的塗關新的鼻端。
床頭的另一邊是一個擺滿藥品的床頭櫃，和一個比床頭櫃稍高的小冰箱。冰箱裡有菜場買來的肉，床下則有很多小番薯，收穫自窗外的一片菜地。冰箱對面角落的櫃子裡放著米、油、鹽，櫃面上有一碗只吃了幾口的麵條。
這是楊家醫院的104病房，李四妹和塗關新生活了4年的地方。
醫院不大，住院部四棟樓只剩3棟二層小樓還在使用，中間一棟用於醫生護士值班、吸氧和體檢等醫療用途，前後兩棟則是住院的病房，一共32間。3棟住院樓房間號是連續的，奇數為一層，偶數為二層。住院部周圍除了水泥路面，都被病人、家屬和醫院職工種的菜地包圍環繞。
護士值班室的護理系統上，只剩36名住院病人在冊。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104病房就在北邊那棟“病區3”的一層中間。塗關新和他所有的病友，都是塵肺病中的矽肺病人。
在當地方言中，“矽肺”聽起來就像“石肺”。
五六十年前，他們在國有企業浙江東風螢石公司的礦洞中，鑽眼、爆破、挖石、運輸。二氧化硅粉塵瀰漫巷道，只需5分鐘，礦燈就只能見到模糊的光暈，白灰堵滿了礦工五官的每一個孔洞，隨著礦工的一呼一吸，在支氣管、肺泡和毛細血管滲入並沉積。
丈夫何時查出患有塵肺病，李四妹已經記不太清了，她甚至都記不太清丈夫在礦上工作了幾年。而躺在病床上的塗關新則少有言語。
住在第一棟住院樓一層508病房的孫舍榮雖然記不太清自己在醫院待了十幾年或二十年，但能準確地說出進入公司的時間：1958年7月1日。他也準確地記得，三年零三個月後，因為“種地的人不夠了”，國家號召一部分工人回去種地，經過多次申請，他“下放”回了農村。
1968年，在家務農的孫舍榮接到原單位通知，回來檢查身體。通過X光成像，楊家醫院的醫生診斷，僅三年零三個月的礦工生活已經讓孫舍榮患上了塵肺病。他也終於明白，為什麼回到家鄉後他幹不了重活，只能做點放牛的工作，而5個小孩都主要靠妻子在田裡的勞作來養活。
和李四妹、塗關新住在同一層101病房的王祖貽也是差不多時候得知單位在檢查塵肺病。那時在礦上工作過三四年的他，已經應徵入伍，在雲南成為一名鐵道兵。又過了五六年，王祖貽在部隊中收到工友的一封信，提到其他工友查出塵肺病的事情，並建議他也檢查檢查身體。
不過當時王祖貽並沒有感到任何不適，並且以前在部隊醫院的體檢也沒有發現什麼問題，沒有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1968年退伍轉業又回到東風螢石公司時，在楊家醫院做體檢，顯示他已經有了塵肺病早期症狀，診斷為“0到1期矽肺”。
當年同一批進入礦上的工友，很多都因為自己剛診斷出來的這個病早早去世，王祖貽也曾擔心害怕。但在秘書科、供銷科幾年工作下來，似乎沒有非常大的影響，這種擔心和害怕也就不再經常徘徊腦中。後來一年一度的體檢顯示，他的塵肺病逐漸發展到了一期、二期。王祖貽決定在1974年離開公司，回到家鄉。
因塵肺病引發的氣胸，王祖貽在2013年接連做了4場手術，切掉了部分肺組織，之後便住進了楊家醫院。
就像現在83歲的他、85歲的孫舍榮，還有許多80多歲的病友所說的，他們生活時的痛苦反而是種“幸運”。因為更多的工友在離開人世時，還不到他們現在一半的年紀。
上午8點不到，46名新面孔乘著一輛大巴車出現在楊家醫院。他們來自於武義縣的一家工廠，來到這個兼具“職工塵肺防治中心”功能的楊家醫院，做職業健康檢查。
楊家醫院的院長傅江華和副院長李金川作為醫院僅剩的六七名醫生中的兩位，也要親自上陣，為這些年輕人做最為簡單的體檢項目。
現在住院部第四棟病房已經廢棄。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而在李金川中專畢業分配到楊家醫院的1967年，卻是另一副光景——那一年，和他一起分配過來的醫生護士就有30多人，作為東風螢石公司職工醫院的楊家醫院剛建立不久，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時候。
根據浙江省塵肺防治協作組專家、浙江醫科大學（現為浙江大學醫學院）教授張琪鳳上世紀80年代初所做的調查，東風螢石公司這個被張琪鳳稱為井下礦工規模700人左右的“中小型礦企”，在1963年已經累計發現了141名塵肺病患者。
而這只是開始。
隨後的二十多年間，一卡車一卡車的礦工被運到楊家醫院檢查，800多人陸續被診斷患有塵肺（矽肺）病，最高峰時，一年能檢測出一兩百名病人。
1986年和1988年，在原冶金工業部安全環保研究院主辦的《工業安全與防塵》雜誌上，東風螢石公司兩次發表論文，記錄的數據雖然有細微的出入，但累計發現的矽肺病患者都在850人以上，因矽肺病及併發症死亡的礦工在220人以上。
“那時候每年都死幾十個人啊，都是三四十歲的。”李金川說。
注意到礦工塵肺病問題的東風螢石公司，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把位於楊家的衛生所、保健站改造成公司的職工醫院，以收治塵肺病礦工為主。
當時分配過來的醫生、護士得先到礦井的醫務室“鍛鍊”一段時間。在那裡，李金川第一次見到在教科書上學過的“矽肺病”。而在楊家醫院，住院部120多張病床上痛苦求生的礦工，讓他覺得很“震驚”：“那麼年輕啊，就不能工作了……時而氣胸，時而咳血，很可憐的。”
之後50多年的工作經歷，慢慢讓這個當年19歲的年輕醫生明白，塵肺病並不僅僅是讓年輕人“無法工作”這麼簡單，“越年輕，病情惡化越快。”現在年逾70歲的李金川說。上述兩篇論文記錄，1964年至1968年間，東風螢石公司的矽肺病人平均死亡年齡約為39歲。
儘管早在1956年國務院就曾發文要求廠、礦企業注意矽塵的危害，但東風螢石公司曾在論文中承認，一直以來對此並不是十分重視。而在一些病人和醫生看來，那時冒進的工作作風也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王祖貽和其他好幾位病人至今還記得每天兩班倒、每班工作12個小時的那段日子。
就在楊家醫院建立的同時，東風螢石公司也著手改進礦井的通風、防塵措施，先是採用溼式鑿巖替代之前的乾式鑿巖，之後逐步引進綜合性的通風防塵措施。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礦工的工作環境。李金川印象中楊家醫院診斷出的最後一名東風螢石公司的塵肺病人，“好像姓夏，1966年左右來礦上工作的。”
上述兩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論文記錄，1965年之後進入公司工作的礦工，檢測出塵肺病的人數不超過一手之數。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院長傅江華說，通過東風螢石公司幾十年累積的防塵經驗，以及在此期間救治塵肺病人的醫療記錄，楊家醫院和其他科研機構得出一個結論：“塵肺病是可以預防的。”
學者和東風螢石公司估計，考慮到塵肺病人的救治、喪葬、撫卹以及他們不能工作而造成的間接損失，每1元在防塵上的投入，可以帶來20倍以上的收益。而在可計算的經濟效益之外，張琪鳳在論文中指出，更重要的是礦工生命延長對於家庭和社會的影響，這種社會效益是“不能用金錢數字所能表達的”。
中間住院樓一層的308房間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住在二層的病人。他們掏出口袋裡的吸氧管，或是在抽屜裡翻出自己之前留下的，接在氧氣罐上。閥門擰開、氧氣管套上，病人們坐在氧氣罐前的長條板凳上，間或交談。搬運氧氣罐的工作是醫院清潔工兼職，只能為一層的病房更換。病情相對輕微的病人於是就住在二層。像是約定過一樣，每天上午8點到9點，二層病人及一些沒有住在醫院的病人就在這個308裡“聚眾吸氧”。
病人們在308房間吸氧，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集體社交時刻。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沒過多久，護士來到房間，開始今天的第一次查房。
“今天身體怎麼樣？”“缺什麼藥嗎？”
現在登記在冊的36名住院病人病情都比較穩定，或者說若非如此，很難從上世紀60年代一路走到現在。這也讓醫生和護士的工作變得比較輕鬆。當天值班的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帶上紅外測溫儀，不到10分鐘就能巡查完三十多間病房。
沒有什麼工作要做的時候，護士陳惠英就會去照料一下離住院部50多米遠的菜地。
她種的地在曾經是員工宿舍的山坡下，小小的一塊，給自家添點蔬菜食用。員工宿舍前的水泥地面已經破裂，或者是被人挖去了，變成了一片翻耕過但無人種植的田地。距離陳惠英的小菜地10米遠的地方，一片建築地基被埋上土種上菜，陳惠英不知道當年這裡是準備建什麼，又為何沒建起來。
一片建築地基被改成了菜地，遠處是已經廢棄的員工宿舍。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住院部四周能夠耕種的土地，都被開墾成了菜園，勞作的大多是陪護患有塵肺病丈夫的妻子們。
李四妹的菜地“繼承”自一位病友的妻子。李四妹說，因為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病友去世後，菜地便留給了她。地裡結出的小番薯，李四妹也會送一點兒給上一任菜地主人。
“食物”是她在醫院時戶外活動的主要課題。種菜、買菜、做菜，像在家裡過日子，但又讓她覺得單調，“他是好過了，我是不舒服了，都沒事做了。”
有時她也串門聊聊天，但這種情況在病友之間並不多見；偶爾家鄉人會邀請她回去參加宴席，算是重複生活中的小小變化，可人情上的負擔也讓她有些苦惱。“不去難為情呀，我兒子結婚他們都來了的呀。”李四妹輕輕拍打臉皮，笑著說。
跟種菜一樣，做飯也是妻子們的事。在李金川的記憶中，他進入醫院的時候，供病人家屬使用的廚房已經就存在了。說是廚房，其實只是一個兩側通透的長條形房間，沿牆築有一排灶臺，灶眼上鍋與鍋幾乎貼著。灶是土灶，只能燒柴，灶的對面就放著妻子們在周邊山坡上撿來的木柴堆成的柴火架。除了兩邊的出入口，廚房裡再沒有別的氣眼兒，更別說排氣扇、抽油煙機這些了。
柴火一燒起來，灰煙就直衝人臉。有一位二期塵肺病人會在這個廚房做飯，儘管他的肺顯然會比那些妻子們的肺更加不耐受這些煙塵。他和妻子同其他人剛好相反，妻子更加病重，他們住在楊家醫院，是由他來照顧妻子。有些病人帶來了電磁爐，就在病房或走廊上烹飪，避開了那些嗆人的煙塵。
這位病人可能是楊家醫院唯一用柴火做飯的。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李四妹“擁有”一口灶眼，還有一個撿來的鐵桶，去掉外面塑料皮，掏一個放柴火的口子，就做成了一個土灶。同很多住在楊家醫院的人一樣，不到11點，她和丈夫塗關新就吃過午飯。只是塗關新近來食慾越來越差，一碗麵條就只吃上兩口。
午飯後，病人會聚在104病房外打撲克。因為看不懂，即便就在門口，李四妹也很少圍觀。
孫舍榮則是牌桌上的常客。病人們帶著一個小藥瓶，或者小塑料袋，裡面裝的都是1角錢的硬幣。四人落座方桌，一局下來，手中剩餘牌最多的，就給牌全部出完的1角錢。“就打1毛錢，打著玩。”孫舍榮說。牌局會吸引上五六個病人或家屬圍觀，有時醫生也在旁邊看著。“他是‘常勝將軍’哦，‘老奸巨猾’的。”一位醫生同孫舍榮開起了玩笑。
有時孫舍榮會去到他病房前閒置房屋中的另一場牌局，“賭資”還是小藥瓶中的1角錢，牌客則主要是病人的家屬們。
連續三天小雨，屋頂上一片建材脫落，砸在104病房旁的樓道上。打牌的人扭頭看了一眼，繼續出牌。
留在過去的塵肺病人
牌局在下午3點左右結束，妻子們開始準備晚飯，孫舍榮回到508病房外的木椅上，靜靜坐著。4點多吃過晚飯後，他把剩飯倒在窗臺下，留給在山林和屋頂遊蕩的野貓。李四妹拎著暖壺經過，問他需不需要幫忙把暖壺帶到食堂去。
孫舍榮的病房除了氧氣罐，還有很多生活用品。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剛住進楊家醫院那些年，孫舍榮還能到醫院周邊走走。現在醫院後門通往鎮上的那個大概30度的斜坡，對於身體逐漸衰老、病情逐漸發展的他來說，越來越像是一道緩慢關閉的鐵門，限住了他的活動空間。
情況好點的二層病房的病人還能從後門那條路走到鎮上去買點兒菜，他們偶爾會習慣性地稱之為“去公司”。
鎮上的農貿市場原是東風螢石公司的電影院，高頂紅磚大堂內外擺滿了上百個攤位。電影院東北面的公司泳池，被部分拆除，用作了垃圾場。西北面小山丘上的辦公大樓，交給了鎮政府使用。
東風螢石公司曾經的電影院變成了臨時農貿市場。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電影院、郵局、商貿中心……一個小縣城有的東西公司都有。以前能到東螢上班，還是能夠炫耀一下的事情。”陳惠英說。在1994年她成為護士時，沒想到變化會來得這麼快。
在她和丈夫結婚之前，她的公公便因塵肺病去世。丈夫頂了公公的班，也來到東風螢石公司的礦上。他們這一批的礦工，倒是沒聽說誰查出了塵肺病。但他們也面臨著新的時代變故。隨著資源逐漸枯竭，佔據武義縣納稅排行榜榜首長達十年的東風螢石公司，日漸衰退。
上世紀90年代末，陳惠英和丈夫相繼離開了公司。等她2008年再回到楊家醫院時，醫院已經因東風螢石公司2000年的破產，轉製成了民營醫院。
有幾位她剛來時就住在醫院的病人，至今還在；而原來兩百來號醫生和護士，現在就只剩5名護士每天輪值，醫生除了每天值班的一人，其他就只在每週一、三、五過來。
病人們對這種變化更有切身的體會。在礦上工作一度讓他們覺得很驕傲。“我們這個礦，以前對國家貢獻大啊，‘上天下地’，離不開這個螢石。”王祖貽說。
工作三年多就“下放”回家的孫舍榮，在查出塵肺病之後，每個月都能領到和當時礦工差不多水平的工資；王祖貽從公司離開後，工資按90%發放，拿到手的55元跟鎮長工資都差不多，“我走在鎮上，別人見了我就說‘工資大王來了，工資大王來了’。”而現在三四千的退休工資，在他們看來則是比較低了。
公司破產前，塵肺病人的治療費用全部由公司的勞保承擔，看其他的病也不用花錢。失去公司的依託，他們被“託管”給了社保，肺部相關疾病的治療還可以全部報銷，但別的疾病就是按照政策繳付相應的比例。“原來看病也不要錢，現在拿藥還要自己出錢。”稍大一點的疾病，也只能轉院到武義、金華去治療。
另一個讓他們心意難平的是家屬的陪護費。“6塊錢一夜啊”，一說起來，病人和家屬們總要認真做一番計算，“大月就要186塊，小月要180塊。”電費則也要他們自己承擔相當一部分。
說著說著，原因就會被歸結在醫院和管理層身上：“沒辦法的啦，私人承包了啦。”
院長傅江華覺得有些無奈，在他看來，病人和家屬們的觀念還留在那個年代，“陪護費在還是職工醫院的時候也有，那時候是1塊5，後來漲到了3塊，國家給塵肺病人發放補貼之後，才漲到了6塊。”
留在那個年代的又何止是病人。傅江華1983年中專畢業分配到楊家醫院時，除了放射科所在的小樓，一切就已經是現在這個樣子。辦公室裡的櫃子塗著“1985年5月置”的油漆字樣，傅江華在食堂吃飯用的鐵碗上還印著“東風螢石職工醫院”。
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放射科樓大門緊鎖，每週只有幾天開放。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副院長李金川回憶，上世紀80年代，東風螢石公司和浙江其他礦企為了研究塵肺病，出資在楊家醫院建設了新的放射科。醫院從日本購進了最先進的X光機，那時武義縣的人民醫院還沒有這樣好的設備，想來楊家醫院拍片的外人，還得找關係走後門。周邊農村村民也都來楊家醫院看病，急診、搶救，一些簡單的手術也可以直接在楊家醫院進行，闌尾炎、疝氣、氣胸都不在話下，甚至還很早地試驗過“洗肺”手術。
東風螢石公司破產後，楊家醫院為照顧屬於工傷的塵肺病人而保留，手術樓、隔離病房、門診部逐漸因各種原因一個一個關閉，只剩下住院部和放射科，靠著幾十名塵肺病人的社保勉力支撐。“最早有五十多人的時候還能收支平衡，現在三十幾個人，什麼時候資產虧完了，就結束了。”傅江華說。每年約1000人的入職體檢是傅江華口中的“副業”收入，每個人的收費也只有一百多元。
放射科的醫生要向其他醫院去“借”，楊家醫院有職工能操作機器，但沒有資質診斷。來自上世紀80年代的X光機還要使用數字牌人工排印日期和編號，常年和病人身體摩擦，在機器上留下了肺狀的痕跡。
廁所還是旱廁，離住院樓大概二十米；澡堂因為鍋爐成本太高而關閉，夏天時，病人們只能就著住院部僅有的4個水龍頭用冷水擦擦身子。陪護的妻子們則沒有什麼辦法。家裡近的病人和家屬或者能隔三差五回家洗澡，稍微遠一點的就得等每個月請假的機會。這些也被病人和家屬們抱怨。傅江華解釋，當年醫院資產交給了縣政府，以他為首的幾名高層出資承包下來，只算作“租賃”使用，也沒有權力進行廁所或病房的改造。
有的病人不快：“醫院不像醫院，農村不像農村。”也有病人和醫生一起調侃：“這個醫院是特色醫院，獨一無二，中國再找不出第二家。”
每年，東風螢石公司的塵肺病人都會在楊家醫院免費做一次體檢，到今年，就只有140多人能來參加體檢了。李金川把所有的病歷資料都一件件保存在病案室裡。病案室裡有一個小本子，上面記下了從1964年到2018年在楊家醫院去世的746位病人的姓名和死因。108病房也曾有一位病人，一個個記下了因塵肺病去世的215位工友，直到2015年自己成為第216位，而後在一片雜亂的病房中，筆記本不知所蹤。
副院長李金川會在這個筆記本上記下在醫院去世的病人和死因，後方的鐵架上擺滿了“死亡病歷”。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攝
住在這個每間病房都不知有多少人嚥氣的醫院中，這些七八十歲的病人和家屬不覺得有什麼忌諱，“人總要死啦，不稀奇。”
“過一天算一天啦。”有人說。“希望老天能讓我再多活幾天。”也有人這麼說。當死亡接近時，有些後輩急著把病人送到其他醫院搶救，有些後輩覺得此時此地也可以作為終點了。醫生和護士說不清楚，現在去世的病人，還是因為塵肺病嗎，又或只是衰老到了時候？被塵肺病折磨這麼多年，離去或許也是解脫。
接近晚上7點，唯一有保姆照顧的501病房傳來炒菜的聲響。有子女添置電視的病房在黑暗中閃爍著微光，剩下一半病房在新聞、戲曲和電視劇交織的背景樂中開始入眠，107病房外的日曆將被撕下一頁，又一天過去了。
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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