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信國際經濟研究院 伍超明 陳然
投資要點
>；>； 中國經濟來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2019年我國人均GDP有望突破10000美元大關，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並向更高發展階段邁進。然而，從拉美國家的教訓來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並不容易打破，一旦失敗，將困在中等收入階段長達幾十年，社會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將面臨巨大損失。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似乎在走拉美國家的老路；但如果進一步結合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質量提升，中國未來增長依然可期可待。
>；>； “十字路口”的國際經驗：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字路口”過程中，歷史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拉美的衰退路徑和東亞的成功路徑。分化背後的原因有三：一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分化，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拉美國家的TFP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而東亞國家持續顯著為正；二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分化， 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與人均GDP高度相關，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提高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均與第二產業相當甚至高於後者，實現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此階段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下滑明顯，快速擴張的低效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三是服務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分化，跨越陷阱國家或地區受益於現代服務業比重提高，低效服務業佔比下降，服務業結構順利轉型升級，而落入陷阱的國家則敗於服務業結構調整。
>；>； 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是我國實現中高速發展的秘鑰。2018年我國服務業佔GDP比重過半，對GDP的貢獻率近六成，國民經濟增長日漸依賴其生產率的提升。但國際經驗表明，世界各國服務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同時也是GDP增速下降的過程，同時低效傳統服務業還會引發鮑莫爾成本病，使經濟整體陷入高成本、低產出狀態。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在於提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
>；>； 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結構性問題明顯。一是市場化服務業（主要包括批發零售、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金融、運輸存儲、文化娛樂等）與非市場化服務業（主要包括教育、醫療、公共行政等）勞動生產率差異顯著，前者高後者低，前者達到發達國家同時期水平，後者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同時期水平；二是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顯著高於傳統服務業。當前我國低效傳統服務業比重偏高，對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速的提高形成鉗制。
>；>； 如何提高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是發展先進製造業，向高附加值服務業轉型。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是工業化後期的一般規律，發展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需要先進製造業作為支撐，因此發展高質量現代服務業，實現向高附加值服務業轉型，歸根結底還是需要發展國內先進製造業。
二是加快推進非市場化服務業有序開放。我國醫療、教育等非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僅為市場化服務業的39％，在世界範圍內處於較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有望成為拉動內需的“新三駕馬車”，是我國未來經濟的重要增長點。當前這些“馬車”由於市場化不足，其發展需求與獲得的投資嚴重不匹配，如2017年外資在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資佔比不到1％，造成這些行業勞動生產率滯後。加快這些領域的開放，有望明顯提高生產率水平。
三是通過技術創新，全面提升勞動生產率。 人工智能、機器人等將加速替代簡單重複勞動，減弱人力成本對服務業的約束。在高新技術的使用上，我國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如中國每萬名製造業工人擁有的機器人數量為97臺，而韓國工人擁有710臺，服務業的科技化和人工智能化將會成為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抓手。
正文
引言：發展現代高質量服務業是實現中高速增長的關鍵
2019年我國人均GDP有望突破10000美元大關，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並向更高發展階段邁進。然而，從拉美國家的教訓來看，跨越中等收入國家的桎梏並不容易打破，一旦失敗，將困在中等收入階段長達幾十年，社會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將面臨巨大的損失。我國經濟發展來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
從外部環境看，我國經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面臨傳統支柱產業進入調整期，新動能在量級上難以彌補需求缺口的局面。中國經濟要想實現華麗轉身跨越中等收入的十字路口，經濟結構的改善和生產效率的提升勢在必行。經濟結構的改善意味著產業結構的優化，一方面是三次產業增加值對國民生產總值貢獻和拉動的優化，另一方面是三次產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當前第一產業對經濟產出的貢獻在低位保持穩定，第二產業對經濟產出的貢獻呈現出明顯的“倒U型”特徵，第三產業的貢獻持續提高。因此，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將在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國服務業結構性特徵明顯，面臨結構轉型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任：市場化服務業與非市場化服務業分割明顯，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明顯高於非市場化服務業，但後者有望成為拉動內需的“新三駕馬車”。正是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報告以提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為核心，通過歷史經驗縱向比對和國際經驗的橫向比對，明確指出作為未來實現中國中高速發展的密鑰，發展高質量現代服務業尤為關鍵。
一、中國經濟：來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的“十字路口”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學術界、業界和政策部門已經開始思考並探討中國經濟是否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否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然而，在經濟增長高速階段，這種探討雖然重要卻並不面臨現實壓力，高經濟增長率帶來的巨大經濟績效，人們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而非能與不能的選擇。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這種十字路口的討論正逐漸具有現實意義和政策上的指導作用。經濟新常態是以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質量提升為特徵的增長新階段。如果單純考慮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經濟似乎在跟從拉美國家的老路，如果進一步結合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質量提升，中國經濟正在複製東亞經濟的奇蹟，未來增長依然可期可待。
圖1給出了中國相對美國的實際人均GDP比重和實際人均GDP增速路徑。從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時間裡，中國人均GDP增速保持在10％左右，佔美國人均GDP比重從6％增加至20％。在發展經濟學的範疇裡，這是經濟增長最為典型的成功案例。然而，2010年後新的發展模式正在逐步顯現，表現為相對美國的實際人均GDP比重持續增加和實際人均GDP增速的下降。雖然經濟增速的下滑沒有阻礙中國社會福利水平的改善，但增速下滑的原因及潛在問題仍然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
圖2給出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性路徑選擇。中國經濟從剛剛達到人均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到2019年有望突破10000美元，已經增長了二十多年。相比較而言，日本、韓國、臺灣地區、阿根廷和巴西增長了大約五十年左右，前三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持續增長，而阿根廷和巴西的人均收入卻在增長三十年後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滑。
對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路徑，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如果沿著日本、韓國的亞洲發展模式，至少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優勢；但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經濟陷入拉美衰退式增長路徑，那麼留給我們可以做出改變的時間，僅有不到十年甚至是更短。因此，中國經濟“十字路口”這個概念，在今天看來更加具有緊迫的意味，如何尋找和挖掘到新動能，以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和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對於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尤為關鍵。
二、“十字路口”的國際經驗：拉美的失敗與東亞的成功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關鍵“十字路口”，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拉美的衰退路徑和東亞的成功路徑。儘管在經濟制度、發展模式和政策角色等多個方面，中國與上述國家存在差異，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仍有著重要的前車之鑑。
（一）拉美國家身陷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停滯不前
從世界範圍來看，拉丁美洲是在中等收入階段反覆時間最長的地區，成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案例。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進入中下等收入水平，委內瑞拉甚至在50年代末就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這些國家始終無法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
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阿根廷實際人均GDP佔美國比重就已經達到50％左右，但至此之後，一直下降到佔美國的30％左右（見圖3）。巴西的發展較阿根廷稍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實際人均GDP佔美國比重大約在20％左右，隨後在七十年代發展至佔美國的35％，之後才開始出現明顯的衰退（見圖4）。智利與委內瑞拉的發展卻截然相反，智利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0年左右，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增長，並最終達到了實際人均GDP佔美國比重的40％左右（見圖5）；委內瑞拉作為五十至六十年代拉美最富裕的國家，從實際人均GDP佔美國比重的80％左右下降到僅佔美國的20％（見圖6）。
（二）東亞增長奇蹟，向高收入國家躍遷
與拉美國家截然不同，以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戰後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承接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和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機會，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進一步邁向高收入國家。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至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經歷了黃金髮展階段，實際人均GDP佔美國的比重從30％一直上升到85％左右，儘管近三十年日本經濟增長緩慢，但是日本仍然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見圖7）。與日本不同，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的經濟增長基本保持了整體穩定的態勢，特別是韓國和臺灣地區的實際人均GDP佔美國比重，從10％迅速增長到佔比70％以上，平穩跨越了中等收入階段（見圖8-10）。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東亞經濟體保持了長達五六十年的持續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種持續增長模式究竟是否可以複製？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層次原因又是什麼？對此進行關注和探討，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路徑能起到重要的借鑑和參考價值。
（三）成功跨越國際經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結構轉型
決定一個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勞動力、資源控制力、金融體系、政治制度等，但從決定經濟增長三大要素之一的生產率看，我們發現拉美和東亞經濟體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即經濟增長都與全要素生產率（TFP）存在非常密切的關係，TFP的高低決定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快慢（圖11-14）。
1.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決定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既然經濟發展水平與全要素生產率密切相關，那麼全要素生產率在拉美和東亞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水平時的變動就顯得十分關鍵。表1給出了拉美與東亞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十五年內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動。首先看拉美國家（阿根廷和巴西），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5-10年內，其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15年內，全要素生產率均為負；然後看東亞經濟體（韓國和日本），與拉美國家相反，韓國和日本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15年內，全要素生產率顯著為正。因此，全要素生產率對一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生產率下降的國家更容易掉入陷阱。
2.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然後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將吸納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對整體經濟至關重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發展水平。
國際經驗也的確表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和人均GDP高度相關，高經濟水平、高人均GDP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見圖15）。然而提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並非易事，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會面臨一個問題，大量勞動力湧入服務業造成該行業勞動力數量膨脹、質量低下。如2018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四國服務業人員佔比分別為77.5％、70.2％、68.1％、71.7％，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分別為55.6％、62.6％、57.9％、51.7％，服務業消耗了絕大部分的勞動力，卻沒有帶來與之對應的產出，最終導致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放緩。發達國家則較好地解決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問題，如在美國和日本，2018年佔就業總數78.8％、71.9％的服務業就業人員，分別貢獻了77.4％、69.1％的GDP，服務業在勞動力上的投入與產出大致匹配，勞動力從其他行業轉移至服務業沒有帶來生產效率的下降。
國際經驗表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均與第二產業相當甚至高於後者，實現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服務業結構轉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此階段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下滑明顯，快速擴張的低效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見圖16）。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的服務業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比值，在其國內人均GDP20000美元到50000美元期間，均保持了穩定變化，在70％-120％之間波動；而智利和阿根廷則出現較明顯的下降。我國受益於近些年服務業生產率的提高，目前該比值處於80％附近。從上述國家的歷史經驗可以發現，衝出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決於一個經濟體走出製造業主導時，服務業走的是高效還是低效路徑，即服務業能否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
3.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結構轉型升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受益於現代服務業比重提高所帶來的服務業結構轉型升級，而落入陷阱的國家則敗於服務業結構調整。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產出附加值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汙染少等特點，因此向現代服務業轉型對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至關重要。
歷史經驗表明，跨越陷阱的國家或地區，其國內金融、信息技術、科研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佔全部服務業的比重隨人均GDP的提高而提升；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則遜色較多，現代服務業比重與人均GDP負相關（見圖17）。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四國現代服務業佔全部服務業的比重，在其國內人均GDP20000美元到50000美元期間，均呈線性上升趨勢，其中美國的佔比超過了50％；而阿根廷和巴西則呈下降趨勢。由此帶來的啟示是，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我國當前和未來需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結構轉型。
三、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實現中高速發展的秘鑰
我國服務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高速發展，並在2014年完成對製造業的超越，成為國民經濟中佔比最大的產業（見圖18）。因此，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日漸提高，如1990年貢獻率僅為20％，而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擴大近2倍至59.7％（見圖19），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越來越依賴服務業發展。
（一）低效傳統服務業比重的提高，往往會降低經濟增速，提高成本
雖然服務業佔比提高標誌著經濟結構在優化，但依靠發展服務業持續拉動經濟增長並非易事。事實表明，世界各國服務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同時也是GDP增速下降的過程（見圖20）。不同於製造業，服務業所生產的產品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服務業的產品具有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難以通過儲存應對需求的變化，由此導致服務業極易受到外界經濟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傳統服務業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較少涉及對現代科技的使用，很難像製造業一樣通過引入新的生產技術來提高生產水平和產量。因此，服務業生產率一般低於製造業，也導致服務業主導時期的經濟增速低於製造業佔優時期的經濟增速。我國也不例外，服務業生產率增速落後於製造業水平，如1983至2010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0.1％，落後於製造業11.6％的增速。
低生產率服務業在經濟中佔比的擴大，不但會拖累勞動生產率，還會引發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對整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由於傳統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速慢於整體經濟，服務業的產出增速也低於其勞動力成本增速，因此服務業部門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成本病”問題出現。隨著工資水平的提升，人們對服務業的需求增加，效率低的傳統服務業部門在經濟中所佔比重會進一步擴大，生產效率高的製造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反而不斷縮小，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會不斷從製造業中流出，並流向生產率低的服務業之中，從而使得經濟整體陷入高成本、低產出狀態，經濟增長率也會下降。
（二）保持中高速增長需從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入手
基於服務業的重要地位，中國要想實現中高速發展，就不得不從服務業入手，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
首先，人口拐點已至，依靠投入更多勞動力推進服務業增長的做法已不可取，提升生產率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當前中國迎來人口拐點，人口增速持續放緩，人口結構老齡化，2013年15至64歲的青壯年勞動力達到頂點後出現下滑（見圖21）。聯合國2019年世界人口數據展望報告也指出，中國未來會面臨人口減少與老齡化的問題，到2050年人口將降至14.02億，到2100年進一步降至10.65億（見圖22）。因此，未來依靠投入更多勞動力來推進服務業增長的做法並非長久之計，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升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才是經濟增長最為有效的途徑。
其次，破解鮑莫爾成本病，關鍵在於提高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如果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不低於其他部門，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自然就不會造成勞動生產率降低。從鮑莫爾提出“成本病”至今，服務業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其生產方式和生產能力早已今非昔比，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不再是勞動生產率低下的部門。除了勞動力密集型等傳統服務業外，大量現代服務業也在不斷湧現和發展，其勞動生產率高於製造業，如我國金融、計算機等現代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均高於製造業（見圖23），因此服務業的擴張不一定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現代服務業往往與製造業高度關聯，這些“生產性服務業”（如交通運輸、物流、郵政快遞、批發零售、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服務、金融、節能環保服務等）關乎經濟運行效率、經濟增長與結構優化，對農業、工業、貿易的升級與競爭力提升能起到重要作用。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將勞動力轉移至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服務業，不但不會引起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降低，反而會增強經濟運行效率，成本病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三）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結構性特徵明顯
目前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現狀如何？總體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如2010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8539美元，僅為製造業的64％，該水平不僅低於處於發展階段的俄羅斯（100％）和印度（152％）等新興經濟體，且低於已處在發達國家階段的美國（65％）和日本（89％）。如果進一步將服務業細分為市場化服務業（主要包括批發零售、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金融、運輸存儲、文化娛樂等）與非市場化服務業（主要包括教育、醫療、公共行政等），就會發現兩者勞動生產率存在較大差異。
1.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高，達到發達國家同時期水平
我國市場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趨勢，符合發達國家的歷史變動規律，未來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其增速仍有很大提升空間（見圖24）。截至2010年，中國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為13011美元，是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97％，金融、計算機等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更是遠超製造業。因此，市場化服務業不是造成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的原因。
2.非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低於發達國家同時期水平
我國非市場化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在國際上處於低位，落後於發達國家同時期水平（見圖25）。2010年我國教育、醫療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製造業的37.8％和37.2％，普遍低於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相比於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亦是處於較低水平（見圖26、27）。由此可見，我國非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低增長，對整體經濟形成了拖累。
3.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顯著高於傳統服務業
我國不同類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差距明顯，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顯著高於傳統服務業（見圖28）。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原因之一，是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佔比較高，尚未實現向現代服務業轉型。因此，我國服務業並非在生產方式和技術上落後於人，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
四、如何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
（一）發展先進製造業，向高附加值服務業轉型
提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一大舉措便是向高附加值服務業轉型。從歷史經驗來看，發達國家普遍有著高質量的現代服務業，2016年日本信息和通信、專業科技活動的增加值分別佔GDP的4.9％和7.5％（見圖29）；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這些產業的增加值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社區服務等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見圖30）；同時期中國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科學技術服務佔GDP的比重分別為3％、2％（見圖31），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
進一步深究現代服務業形成的原因，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是工業化後期的一般規律，發展現代服務業需要強大的先進製造業作為支撐。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催生現代服務業，而現代服務業能夠為製造業的發展提供幫助，最終形成良性循環。日本的現代服務業之所以蓬勃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有著大量高科技產業，而拉美國家的製造業多數位於產業鏈中低端，現代服務業缺乏市場。當然，依靠服務業的國際貿易也是其中的一種途徑，例如印度製造業並不先進，尤其在電子和半導體領域不具備生產能力，然而印度卻有著世界頂尖的軟件服務業。但印度模式對我國不適用，我國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外部不確定性限制了我國服務業對外輸出。過去的日美貿易戰以及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警示我們，過於依賴國際貿易的產業是脆弱的，我國的現代服務業如果由外需支撐，會加大經濟的波動程度。
因此，發展高質量現代服務業，實現向高附加值服務業轉型歸根結底還是需要發展國內先進製造業（見表2）。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剛過50％，還有很大空間，未來將吸引大量勞動力流入其中。當前中國既有勞動力密集型的居民服務，也有技術密集型的科技服務，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勞動生產率，對中國經濟而言至關重要。
（二）加快推進非市場化服務業有序開放
我國非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僅為市場化服務業的39％，這在世界範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見圖32），推進非市場化服務業有序開放有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目前我國服務業開放速度在加快，但仍然存在結構性問題。如2017年外商直接投資中對服務業的投資達67.9％，高於服務業佔GDP比重，但外資在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資，佔比不到1％（見圖33）。教育、醫療等服務業領域一直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水區，由於各種原因市場化程度普遍不足。這些非市場化服務業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點，醫療、教育、養老有望成為拉動內需的“新三駕馬車”，加快這些領域的開放，改變以往產業發展需求與獲得投資嚴重不匹配的狀況，將明顯提高生產率水平。
教育、醫療等服務業的市場化在美國已有成功經驗。醫療方面，美國推行市場主導機制。醫療市場化儘管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例如高昂的醫療費，但同時也造就了最頂尖的醫療技術，並有效帶動了經濟增長。2016年我國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佔GDP比重2.3％，美國為7.5％。教育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就開始推行“教育市場化”，出現大量私立高校和特許學校，教育行業逆轉之前的下行趨勢，佔GDP的比重逐年提升（見圖34）。當然，單純以GDP衡量教育不夠全面，教育市場化賦予學校更多的自主權，學校質量獲得很大提升，最新一期U.S. News和泰晤士大學排名顯示，排名前100的高校中美國分別有46所和41所。美國公共服務市場化並沒有帶來人們擔心的社會問題，而是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效率，有效提升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便是具有公共品屬性的教育、醫療等行業，市場化的收益同樣遠大於弊端。
事實上我國已充分受益於市場化，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加入WTO，實質上都是朝市場化推進，而每次市場化都能帶來經濟增速的提升。對於行業而言，市場化意味著能夠吸納更多資源，生產效率和產值都會有極大提升，不少行業因開放而發展。例如我國房地產行業，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住房制度貨幣化改革”開放了商品房市場，房地產業佔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4％提升至2018年的6.0％，成為我國支柱產業之一。當前我國服務業仍有進一步開放的空間，特別是在金融、教育、醫療等領域，這些領域的市場化或將為中國經濟創造新的增長點。
綜上，我國服務業有必要並且有條件進一步市場化。具體政策上，一是要破除行業壟斷，貫徹“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對非國有資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推動壟斷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除涉及國家安全、自然資源、少數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外，其他行業和部門可以加大開放的力度，特別是處於高度壟斷狀態的部門，放寬投資准入，提高綜合效益。二是取消和下放涉及服務業發展的各種不必要的投資審批許可制度，放鬆或取消管制，讓市場機制調節服務業投資和消費。三是保持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確保資本敢於進入並且願意進入服務業。
（三）技術創新，全面提升勞動生產率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於服務業而言同樣適用，新興科技的應用將改變服務業的“成本病”制約，許多傳統服務業經過現代技術的改造和提升之後，開始具備現代服務業的高技術、高智力化和高附加值特徵。例如工商銀行電子業務替代率已超過90％，客戶到銀行後，70％以上在智能設備上完成業務，櫃麵人工辦理比重不到30％，勞動生產率因高新技術的應用而得到提高。隨著信息和互聯網技術的大規模應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將加速替代簡單重複勞動，人力成本對服務業的約束減弱。
在高新技術的使用上，我國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中國每萬名製造業工人擁有的機器人數量為97臺，而韓國工人擁有710臺（見圖35），服務業的科技化和人工智能化將會成為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抓手。
本文源自明察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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