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要找到並遵循內心的良知，把良知和行動統一起來，才能清楚內心所想，對外部複雜的事物瞭然於心，把握做事的方向，作出正確的決定。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陽明全集·語錄一·徐愛錄》
今譯：良知是行動的主導意向，行動是良知的落實功夫；良知是行動的開始，行動是良知的成果。
如果說，陽明心學是中國古代哲學、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個大鼎，那麼，它的三條鼎足分別是什麼呢？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如果問，這三者是什麼關係，橫向關係，縱向關係，還是縱橫交錯關係？
答案是，縱向關係。如果把陽明心學體系比作一座高高的寶塔，“心即理”是塔基，“知行合一”是登塔的梯子，“致良知”則是塔頂的明珠！
需要澄清的是，“知行合一”這句話，並不是陽明先生首創的，而是明代理學開山大師吳與弼的一個學生謝西山最早提煉的，原話是“知行合一，學之要也”。
吳與弼何許人也？他是江西崇仁人，活了 79 歲。其一生之軌跡，可以用四句話概括，即一生貧病交加，一生孤獨寂寥，一生苦修苦行，一生追逐聖賢。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勞動與讀書相結合”“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人。他的一句名言是：“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作為其徒孫的王陽明，能在貴州龍場那種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不僅沒有絕望，反而為自己、為中華文明的覺醒創造了希望，無疑是得益於吳的一些思想和精神的滋養。
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
“龍場悟道”後，陽明先生之所以要高高地舉起“知行合一”的思想大旗，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的三種弊端而言的。
一種是“先知後行”。關於知與行的哲學關係，歷代名典名家多有論述。《尚書》雲：“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左傳》雲：“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荀子云：“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這些論述，實際上都是在知行的“輕重”上著力。而到了宋朝，程頤和朱熹則別出心裁，搞出了一個“先後”論，即“知先行後”，朱熹認為：“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列。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弊病也明顯，用陽明先生的話講，就是“將知行分作兩件事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實際生活中，朱熹這種“先知後行”的思路，容易培養出趙括、馬謖等紙上談兵式的“書呆子”。
另一種是“知行脫節”。這方面，據陽明先生對徐愛的分析，又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盲幹型”。“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一種是“空想型”。“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
還有一種是“知行背離”。這是最令陽明先生憂慮的。當時整個官場，上至君王、王公大臣，下至蠅頭小吏，均出現了嚴重的人格分裂，“外衣冠而內禽獸”。說的一套、做的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心裡一套、行為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整個社會已淪落到了“不誠無物”的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陽明先生以一種前無古人的氣魄，揭“知行合一”之教。
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主要包含了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裡的“知”，主要是指知識、理論；行，主要是指實踐鍛鍊。這一點，陽明先生在回答顧東橋的疑問時，作了精當的解釋：“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為後世學者把知行分作先後兩個階段用功，把知行的本體丟掉了，我才提出了‘知行並進’的看法。”
第二層意思，良知與行為的統一。這裡的“知”主要是指良知。知行合一，實質上就是要求良知與行為的統一。這一點，陽明先生在指點他的學生黃直時，闡述得很明白，也很到位。他說：“今天，有許多求學之人，只因為把知與行分開來看待，故當心裡產生一個念頭時，雖然不是善的，但由於還沒有行動，也就不去禁止，以至於產生惡果而難以補救。我現在強調‘知行合一’，正是要讓人曉得，一旦心裡有念頭產生，便是行動的開始。而一旦發現自己的念頭是不善的，就要立即將這個壞念頭克倒，而且要根除徹底，決不能讓它潛伏在胸中。這，就是我倡導知行合一的宗旨！”
——文章摘自青山閒人《鏗然舍瑟春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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