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釋放收入分配三大信號
中新社北京11月8日電 (夏賓)《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日前全文發佈，在收入分配領域釋放出三大信號。
資料圖：人民幣。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增收拉動內需
“雖然中國居民的收入來源已經多元化，但勞動收入仍是絕大多數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它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總體居民收入的變化，也影響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對中新社記者如是說。
《決定》稱，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怎麼做？趙錫軍認為，一方面可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底線往上走，可促進整體收入往上走；另一方面可提高單位時間工資水平，時薪上去了，總體報酬也會有提高，同時，可輔助一些稅收調節手段，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免除原來收入較低但又要交稅的居民的負擔，提高實際收入。
——生產要素多元
隨著社會進步和改革深入，過去決定報酬的生產要素也在“擴容”。
《決定》說，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以土地為例，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指出，據測算，中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有4200多萬畝，是一筆很大的財富，是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集體經濟的重要支柱，一定要管好用好。
數據也是如此。中國勞動學會特約研究員蘇海南表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其作用愈發為社會各界所重視，近年來信息技術發展迅速，信息產業不斷壯大，培養了大量人才，明確數據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有助於“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進一步應用。
知識、技術貢獻的回報亦愈發受到重視。“我們研究院院長收入比我都高。”沈鼓集團董事長戴繼雙說。他表示，近三年來，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得到明顯增強，先後實現了科研攻關283項，是因為有大批創新人才的支撐。“沈鼓集團收入最高的不是領導，是技術骨幹。”
——兜底弱勢群體
過去談及收入分配，探討較多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調節手段，但要兌現“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的承諾，對於弱勢群體就必須要從政策箱中拿出第三次分配。
《決定》指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
趙錫軍說：“一般而言，提高勞動收入主要是看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並不發揮主導的調節作用，但對於一些社會弱勢群體，通過第三次分配和非常規分配渠道的傾斜是非常必要的，中國政府一定是要兜住弱勢群體這個底線。”
蘇海南則表示，慈善捐贈作為第三次分配手段在發達國家中扮演的角色較重，像比爾·蓋茨、巴菲特等富人對社會捐贈規模很大，但必須認清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慈善捐贈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作用暫時不會太大，但它在平衡收入分配關係、引導人們向善行善和規範分配秩序方面有巨大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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