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若， 1977年生人。从18岁开始，走南闯北，在外打工。这是16岁的我，身高一米五六，体重三十一公斤。因为从小挑食，我长得又瘦又小。田里干活没力气，做家务又不行，爸妈都愁死了。可我有自己的小心思。从小作文被当范文的我，立志要当个作家！那年暑假，我天天在家写得汗流浃背。完成后，我把它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和几根漂亮的羽毛一起，塞在了床底下。李若/口述
18岁，我出了村子，辗转在广州和苏州打工。第一次出门打工，表妹担心我受不了，特意让我带够返程路费。外面的世界对那时的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不仅比老家富裕，还能让我认识五湖四海的朋友。这是96年和同事的合影，右一是我；左一是小夏，四川人；中立者是小陈，湖南人。我们住一个房间，小夏总是照顾我。记得有次生病，我躺在床上昏睡，小夏扶我起来吃药。小陈用的是她老乡的身份证，我们不知道她真名。如今都天各一方了。
在工厂打工，上夜班的时候，为了驱除睡意，大家会你一句我一句地写打油诗：货前人排坐，不停机器声。夜半到天明，工资值几文？那时很少有书看，我就在路边摊买一元一本的过期杂志。逛小书店，没有椅子坐，就站着看。不好意思老看不买，每次就看到一半放下，下次去再接着看。这是96年春节，我和两个没有回家过年的工友姐妹照了合影，左一是我。那时春运一票难求，而且很挤，我们索性不回家，整个春节我们就在逛街和看电影中度过。
那些年我出了这家厂进那家厂，最长的两年，短的两三个月，每次都是自离岗位。在工厂打工，不想干的人都是自动离职，默认损失一个月工资。因为我们拿不到辞职单，就算好不容易拿到了，也批不下来，不是厂长不批就是副总不签字，总有借口让你辞不了职。虽然气愤，却也毫无办法。这是97年五一，我和两个女伴在厂门口拍的合影，右一是尚且年轻的我。这个厂是一家台资厂，2008年倒闭了，后来换了一个老板被打造成美食城。
那时我对以后的生活一眼看到头。这辈子也许就这样过了，好的话攒点钱回去开个服装店，然后结婚生子。厂妹单调的生活让我早已放弃了作家梦。外面的世界，不尽如人意。梦想，遥远得像天边的星星。这是1998年6月厂里给办的就业培训结业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培训，小红本发下来才知道自己被培训了。从每个人工资里扣了25元，大概是一天的工资。
这是98年春节和老乡的合影，右一是我。拍照的是厂里的电工刘师傅，他说年轻时在部队是放映员，拍照不在话下。拍照时他说左边的橘子树拍进镜头里，右边的橘子树也拍进去，为了拍全，他举着相机一个劲往后退，结果拍出来的人，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就像被生活逼退的梦想，早已面目模糊。在外面时间长了，想家的时候我就会往家里跑，隔一段时间再出门打工。
在外打工第11年，2006年，我在头上发现了第一根白发，我震惊不已，不敢相信怎么就长白头发了呢?我拔下那根白发，又抽又打，质问道：就你特殊？别的不白就你白？但是，白头发以势不可挡的速度越来越多。年轻时，我长得还算漂亮，去拍艺术照，化完妆，朋友们常夸我浓眉大眼，神似赵薇，但如今却不得不服老，我自我解嘲，太忧国忧民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2010年我离开了广州，去了苏州，进了家电子厂。这是电子厂工作台。但不管是在鞋厂还是电子厂，晚上加班到十一点是常态。下班回去，接水、洗澡、排队洗衣服，做完这些十二点多了，赶上水流小的时候，拖到一两点才睡也是常事。每天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地重复，人快成了机器，大家麻木地活着。看不到书和报纸，工友们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思考。工作了两年后，我又离开了苏州，去了北京。
2012年春天，我来到北京皮村，投奔堂哥一家，成了无数北漂中的一员。这是我在北京办的暂住证。暂住证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改为居住证了。在暂住证取消之前，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每在一个地方都得办，记得第一次办的时候，花了我半个月工资。没有暂住证，走在路上看到联防的都害怕。
到了北京之后，我开始在工友之家工作。这是2013年我在工友之家院内。工友之家是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我的工作是在办公室接听热线和安排车辆接收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工友之家里的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和问候。不像工厂和公司，吃饭时领导和领导一桌，员工和员工坐一起，很生硬，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我喜欢工友之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工会图书室有一个书库，对爱看书的人来说，这简直是精神盛宴。这下子可够我看了！那几年我看了很多书，有的顾不上看，就借回去放在办公桌上或者床头，及至最后都堆了好高一摞。我好像又有机会触碰从小的那个文学梦了。一直以来，我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飘飘荡荡，从南到北，不变的是喜欢读书的习惯。但从前，我是用写东西打发时间，排解孤单寂寞。
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圆了自己的文学梦。我参加了皮村的文学小组。这是文学小组课后合影留念。文学小组是2014年下半年成立的，后排中立者是我，我前面的是文学小组最早的志愿者老师张慧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在北大任教。大家人手一本的是2015—2016年皮村合集，是张慧瑜老师为我们印的。文学小组上课时间我们一起上课，其他时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写作更是自己写自己的。
2015年下半年，编辑来文学小组约稿，大家写的东西少，负责人小付很着急，在办公室和宿舍到处喊：你们快写稿，有稿费啊。我正好有一篇随笔，一个字没动就交上去了，没抱什么希望，只是凑个数。没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我的发表了。我从此信心大增，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篇篇50万，编辑老师戏称我为“流量女王。”印象最深的是写《父亲最后的时光》，写着写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是哭着写完的。这是我参加文学分享会。
2016年9月，文学小组举办第二届《劳动者的诗与歌》晚会，我作为主持人，正在台下做准备工作。这是和中央党校刘忱老师合影。刘忱老师也是文学小组志愿老师，几年来，她风雨无阻坐公交倒地铁穿过大半个北京来给工友们讲课。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感觉到更加自如。不像在工厂时的工作，每个人都在流水线上机械地活着。
这是2017年由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主持的打工春晚，我们的节目是诗歌朗诵。据说这个节目是当晚的亮点之一，感动了场内场外的很多人。从左到右依次是小海、我、王春玉、郭福来、徐良园，右一是三个月之后一夜火遍朋友圈的范雨素。因为大家平时都要上班，排练时间少，导致彩排时大家声音参差不齐。开场之前我们还在突击排练，诗人陈年喜和我们开玩笑说：你们要是火了，我请你们去非洲吃兰州拉面！
谁能想到，几个月之后，因为范雨素的走红，记者蜂拥而至，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我们都成了网红。2017年，有好几家出版社和我联系出书事宜，结果都出不了。有的编辑老师很喜欢我的文字，策划书交上去了，最终没有结果。其实我能理解他们，我不是畅销书作家，写的又都是揭开社会伤疤的故事，谁肯为你冒风险呢?这是张慧瑜老师为我印的，没有书号的内部刊物。“网红”就只是一阵风，过去了当干什么还干什么，还是要低头为生计奔波。
高大上的我写不来，我只想把底层人物的命运记录下来，如果我不写出来，几百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们会知道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吗？是时候写写现在的农村和农村人，有些现实让人揪心。我想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引起大家关注，再解决问题，这个世界不是越变越好吗？要是通过我的努力，哪怕有一点点改变，我也会死而无憾。这是2018年《花城》第四期，刊载了我的一篇《大勇》。
不管是在苏州、广州还是北京，我都没有在当地安家落户的想法，第一没有户口，也买不起房子，那是别人的城市，我只是过客；第二我的亲人、朋友都在老家，老家还有我的一亩三分地呢，我还舍不得农村的土地。我热爱我的家乡，热爱脚下的土地。妈妈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妈妈年纪大了，我要回家照顾妈妈。于是，在外漂泊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家乡务农。现在掰玉米、拔花生，打板栗，再过一段时间收稻谷，养鸡，鸭，鹅。
这是目前为止，我靠文学得了三个奖杯，两个最佳作者，一个工人文学之星。看我左拥右抱，一只手一个，我要是长有三只手就好了，那个就不用摆在中间。这张饭桌，就是我的写作台。只要坚持不懈朝着梦想进发，终会离梦想越来越近……尽管现在我的声音还是太微弱了，尽管我的愿景可能太理想化了，但我还是想通过写作，让这个世界有所改观。
#自拍我的故事# #我为什么写作#【本组照片由李若提供，今日头条独家发布，严禁转载】以上是李若分享的故事。如果你也有故事，请点击上方《自拍》账号，私信发送“投稿”二字，点击链接填写故事，我们会帮你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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