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彭衝參與粉碎“四人幫”、接管上海是扭轉了國家的前進方向，那麼後來他在全國人大的工作，則更像是為這個國家的未來鋪路。
1976年彭衝(左二）與上海市委領導班子其他主要成員蘇振華、倪志福等合影
2010年10月18日，96歲的彭衝在京逝世。
這位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連任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激情澎湃的一生，把精神財富留給了後人。
從宣傳兵到好市長
彭衝，原名許鐵如，1915年出生。
1934年，不滿20歲的他成為所在學校的第一名共產黨員。這之後，和眾多同代革命者一樣，為了安全，他不得不改名換姓，並沿用一生。
晚年接受採訪時，彭衝回憶說，當時臨時被要求改名，“我就隨便改了一個，造了一個平聲仄聲，好讀一點，好聽一點。”
彭衝出生於福建漳州。漳州自古人傑地靈、文化繁榮，學生時代的彭衝在文藝領域非常活躍，在學校時他就是組織文化宣傳的“學生頭子”，而這也成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敲門磚”。
加入共產黨後，他被中共漳州工委派到左翼知識分子組織的文藝團體——虹橋文藝研究社，文藝研究社後來被改造為黨的革命文藝團體，這便是名噪一時的“薌潮劇社”，彭衝既當導演，又當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彭衝擔任了新四軍宣傳隊隊長，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經升任第二十四軍第七十二師副政治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彭衝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1953年他調任江蘇省委秘書長，這之後，他先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主政江蘇長達20多年。
在他主政期間，南京城從一座“消費型城市”變成了“生產型城市”。1956年南京全市工農業總產值達9億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這個數字上升為20餘億元。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產業化工、電子、汽車和建材都是在當時打下的基礎。
南京的發展凝聚了彭衝的心血。晚年他提到，他最自豪的是“南京的工廠基本上都去看過”。回憶起當年修建南京長江大橋的場景時，他說：“當時我在一線擔任指揮，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點才睡覺。”
臨危受命，接管上海
1976年10月7日下午，彭衝辦公室的保密電話鈴聲大作。他拿起聽筒，只聽電話中的聲音稍顯嚴肅，言語扼要：“中央請你馬上到北京來，是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決定的。接你的專機馬上就到，請你不要離開辦公室。”
彭衝乘專機飛到北京，和他同行的，還有南京軍區政委和司令員廖漢生、丁盛。原來前一天“四人幫”已被拘捕。在消息公佈之前，中央要先分批和各地、各軍區“打招呼”。
據彭衝後來回憶，這次“打招呼”會議的“氣氛極好”，各省、市和各軍區的人發言，都對“四人幫”進行了揭發和聲討。10月10日，會議結束，彭衝返回江蘇。
3天后，他又一次進京。這次，中央交給他一項非同小可的任務——和蘇振華、倪志福三人緊急接管上海。當時已經79歲高齡的葉劍英反覆強調解決上海問題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幫”的發家之地，經他們多年經營，勢力日見坐大，盤根錯節，情況複雜。上海又是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均舉足輕重。“上海穩住了，全國就穩住了一大半，就是為中央分憂。”
當晚，中央決定任命彭衝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蘇振華和倪志福在他之前。隨即，在中央的支持下，三人組織了包括17名省部級幹部，58名司局級幹部的強大陣容。
10月19日，蘇、倪、彭三人抵達上海。此時，上海市委還在“四人幫”餘黨的控制之下，為了保密，中央工作組飛赴上海的事並沒有通知上海市委，而直接通知海軍上海基地接機。剛下飛機，上海市委警衛處政委和上海警備區副政委便出現在他們面前。兩人問：“請問各位首長，是路過上海呢？還是到上海有事？”蘇、倪、彭一行人不作理睬，登上海軍駐上海基地的車子迅速離去。
彭衝事後談到機場這一幕時說：“他們撈到消息這麼快，搶先一步趕到機場同我們照了面，說明他們的情報系統很靈，不可小看！”
事實上，就在他們到達上海之前，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為首的“四人幫”勢力聽聞中央有變，已經在準備武裝對抗。
10月8日晚，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賢下達手令：“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2500人集中，3.1萬人值班待命。”同時他調集公安幹警，架設電臺，確定指揮位置。幾個小時之前，他向上海各媒體下了指示：中央如發出有關新聞，你們要先報告市委。
山雨欲來，中央果斷出手。10月9日下午，中央緊急通知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開會，此前，馬天水已於10月7日被召到北京。旋即，三人都被控制在京。武裝叛亂部署被打亂。
首領雖然被控制，散兵遊勇依舊在四處作亂。11月、12月，控制著貨源的“四人幫”勢力消極對抗，上海市場上的幾種香菸脫銷。同時，市場上還發生毛巾、火柴搶購風。情況報到彭衝那裡，他同蘇振華、倪志福等商量後斷然決定：從庫存中緊急提發，堅決頂住怪風。沒幾天，搶購風銷聲匿跡。
真正的困難出現在市場商品供應方面。十年“文革”，生產被打亂，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因為有領導生產的豐富經驗，一到上海，彭衝就開始抓生產。他到各處調研、開會、佈置任務。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市迅速重煥生機。
彭衝還是上海市揭批“四人幫”大會的主要組織者。他主持座談會解除了參與者的顧慮，收集了大量“四人幫”罪證。主持審判“四人幫”的彭真曾說：上海的清查最徹底，審判“四人幫”時，上海提供的材料佔三分之一。這為後來的審判提供了極大的支持。
1979年，彭衝任上海革委會主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同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法治先驅
如果說彭衝參與粉碎“四人幫”、接管上海是扭轉了國家的前進方向，那麼後來他在全國人大的工作，則更像是為這個國家的未來鋪路。
從1979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開始，彭衝連任三屆。尤其是在後兩屆任期中，他的工作完全從過去的地方經濟建設轉向國家的法制建設。
在此期間，他先後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國的法制建設由此取得長足的進步。現在人大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時候制定的。
彭衝豐富的政治經驗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1989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關於經濟特區深圳爭取立法權的議案遭遇強力反對。彭衝估計深圳立法權議案恐怕通不過，委員長會議對此議案作了調整和變通。原深圳市人大常委委員、法制委主任張靈漢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說，草案表決時，彭衝沒有用舉手點數的辦法，而是用了點“技巧”，他說“反對的舉手”。三年後，關於立法權的議案終於在七屆三次全國人大第一次常委會討論後以90%以上的票數通過。
彭衝對法制和民主的重視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深謀遠慮。他提出，治國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備法制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誌。
如今，說起彭衝的法治思想，人們常常會提起他剛剛調去北京工作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彭衝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之後，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召開會議時，會場正面懸掛的應是國家的象徵——國徽，而不應是領袖畫像。中央很快採納了他的建議。
自那之後，全國人大的會場上代表換了一批又一批，但會場前方的國徽，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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