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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一部目標為10億人群市場的電影的預算，就可以10倍於只為1億人群市場的工作。同理，中國擁有最先進的高鐵技術，就是因為中國可以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和開發的人力、物力遠大於其他小國。雖然日本有最高端的製造技術，由於國內市場狹小，日本並不能在高鐵技術方面與中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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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春曉 消費社（xiaofei_she）

善於當學霸的中國人如此“聰明”，到底是天生智商高？還是因為後天“勤奮”？嚴苛的應試教育真的抹殺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嗎？在上世紀70、80年代創造了革命性發明，比如隨身聽，數碼相機和遊戲機控制檯的日本，為什麼會在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失落二十年？為什麼日本這塊土壤再也沒有產生比如iPhone這樣的顛覆性的發明，？為什麼以色列人口不到900萬，卻足以成為世界創新強國？卻為什麼中國擁有大量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卻沒有產生幾個諾貝爾獎得主？與美國、日本、歐洲和印度比，中國創新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人口創新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一書中，作者通過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論證了這一個個引人深思的小問題。而這些答案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到底什麼是決定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根本因素？

本書作者是攜程集團創始人、理工男出身的梁建章。梁建章為何要關注人口和創新？今年4月底，我在北京與梁建章進午餐時。他告訴我，自己晚上失眠時，想的都是人口問題。

作為一名功成名就的企業家，梁建章本人可以說是極好地做到了“知行合一”。除了做研究、寫文章，在攜程內部，他和管理層推出了鼓勵女性員工生育的政策，包括為希望凍卵、代孕的女性員工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那麼梁建章與人口研究的淵源是啥？這本身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幾年前，創立攜程後功成名就的梁建章，決定重回硅谷，前往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選擇了“如何促進創新”這個堪稱經濟學聖盃的問題。但是梁建章很快發現，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非常有限。對於哪怕是“教育能否促進創新”這樣的重要問題，也依然沒有答案。梁建章在書中這樣寫道：

許多人說，在中國靠死記硬背學習的方法是不好的，因為學生被要求順應而不具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然而幾乎沒有證據證明教育方式對創新可以產生影響。日本和韓國也有與中國類似的教育方式，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成為創新大國。由此看來，教育只是提供了基本技能。一個人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創新者或企業家，似乎是碰運氣的事情。

那麼政府推進的一些宏觀政策是不是決定創新的核心因素呢？無可厚非，成功的經濟體有一些標準要素：穩定的政治制度、公平、穩定的競爭環境，充分的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和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那麼問題來了，大多數中高收入國家已經可以為創新提供了這些條件了。馬來西亞和阿根廷採取了類似韓國和中國的政策，卻無法取得和中國同等的創新能力呢？

要理解一個國家創新的秘訣，最可比的就是公司了。過去30年，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比如蘋果、谷歌和微軟，都是成功的創新者。而這些公司的高管，對於自己公司創新要 素的回答，都有一個共同的配方：吸引最好人才。

在斯坦福攻讀博士期間的梁建章，通過研究和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邏輯和體系。他進一步提出，人口影響創新主要有三種渠道，分別是：1、規模效應；2、聚集效應；3、老齡化效應。

人口創新的三大要素

市場&人口規模效應

規模效應是影響國家創新力的第一大因素。

大國創新規模優勢更大，是因為大國具備規模經濟的基礎。所謂規模經濟，就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結果。在大城市提供服務，（比如寬帶、電力、汽車維修），就比在小村莊提供相同服務要低得多。就拿電影為例，投資一部目標為10億人群市場的電影的預算，就可以10倍於只為1億人群市場的工作。同理，中國擁有最先進的高鐵技術，就是因為中國可以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和開發的人力、物力遠大於其他小國。雖然日本有最高端的製造技術，由於國內市場狹小，日本並不能在高鐵技術方面與中國競爭。

在中國崛起以前，美國憑著強大的創新能力，在金融、影視娛樂、信息技術等方面博得頭籌，但中國憑著巨大市場，慢慢在各個領域追趕。比如中國已經有了一個比美國更龐大的互聯網市場。而沒有一個單獨的互聯網公司能在中國取得成功。谷歌退出中國市場時，也僅佔據30%的市場份額。亞馬遜敗給了京東，Expedia輸給了攜程、eBay輸給了阿里巴巴。

為什麼？梁建章看來，不是說美國公司不夠優秀。而是這些中國本土互聯網企業，已經成功模仿美國企業，併成功融入到龐大的本土市場，成為領先者。

此外，中國人口眾多，具備個巨大的人才儲備庫。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普及，中國大學生畢業數量已經超過美國。雖然有人質疑中國大學教育質量，認為高等教育質量差，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高質量的學術研究通常落後於商業創新。這中間會有一個延後的效應。

產業鏈&人才聚集優勢

聚集效應是影響創新力的第二大因素。

為什麼中國的很多製造公司都集中在人口密度超高的東南沿海？為什麼日本的汽車產業集中在名古屋。這就是人口的聚集效應。如果一家公司在地理上靠近上下游環節，就可以降低運輸、採購和溝通成本。

這樣的人口聚集效應哪怕在如今中國勞動力成本飆升的情況下，也依然明顯。中國人均GDP已經逼近1萬美元，勞動力成本比越南、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高了幾倍。即便這樣，許多跨國企業還是沒法搬離中國。道理很簡單。複雜的產品需要強大的配套供應鏈做保障，而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還無法被動搖。這就是今天大多數高科技產品依然在中國製造的原因。

除了產業鏈在地裡上的聚集，人才的聚集效應也不可小覷。中國大城市的發展比其他城市要快的多，這是因為今天高科技和服務公司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

人口結構：老齡化對創新的阻礙效應

人口因素對創新產生影響的第三個渠道是老齡化效應。人的生產力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認知能力、知覺速度（吸收新事物的能力）、經驗值等。統計表明，人的認知能力比如數學能力，在30-40歲的時候達到高峰。而人吸收新信息的能力，一般過了20歲就迅速下降。就經驗值的角度來看，人在30-40歲時最具創造力，因為他們已經有了10-20年的經驗，並且精力充沛，能迅速學習和思考。

學者們分析了過去100年中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各學科獲獎者年齡分佈。他們發現，大多數科學家在他們30多歲時，就實現了研究生涯中的革命性突破。比如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只有26歲。

而梁建章與其他三位小夥伴一起創辦攜程時，他只有29歲。其他三位中，一位33歲，一位36歲。

關於創業的年齡分佈可以用經濟學的邏輯來解釋：創業是一項長期、高風險的投資。企業家通常會犧牲大量的個人儲蓄和閒暇時間，失敗概率非常高。因此只有年輕人更願意承擔高風險的投資，因為年輕人有更長的時間享受成果。當然不乏個別成果例外。

老齡化對創新還有一種阻擋效應。整體結構趨於年輕的社會，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獲取創業必須的技能。老齡化的國家裡，年輕員工晉升很慢，擁有的影響力較小，技能也比較差，不能成為潛在的企業家。

這裡，作者回答了我們開篇提出的日本問題。日本經濟之所以在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後，接下來的20年停止不前，並沒有一個標準的官方答案。很多人把這歸結於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金融危機。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真正導致這一停滯的罪魁禍首，是人口老齡化和創業精神的缺失。

而日本經濟之所以在過去30年中落後美國、缺乏活力，是因為初創產業的缺乏。在美國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中，有5家是在1985年以後成立的，創始人成立公司時都很年輕，平均年齡只有28歲。相比之下，日本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沒有一家是在近40年之內成立的。而日本的新企業註冊率從20世紀六七十年底啊的6%-7%下降到了90年代的3%。這一數字不到美國的1/3。

除了人口規模、人口地理集中度、年齡結構等，還有一些促進創新的重要因素。包括貿易自由化，保護競爭的反托拉斯政策，投資於基礎研究、良好的金融市場和風險資本等。

全球老齡化勢不可擋

總的來說，由於全球低生育率和高預期的壽命雙重因素疊加，世界人口正逐漸呈現老林話趨勢。

美國人口老齡化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大於60歲的老年人佔到全世界總人口的8.5%，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增長至1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高達15%。而到2050年，日本和韓國將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國家，國民平均年齡將超過50歲。中國國民的平均年齡將達到46歲，比現在的平均年齡大9歲。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數據是“老年撫養比”。這個數據衡量的是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部分（65歲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16064歲）之比。表明的是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日本的老年撫養比率由2010年的36%上升至2050年的72%。屆時，日本將是世界上老年撫養比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韓國的老年撫養比將達到66%，是2010年相同數值的四倍多。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國的老年撫養比也將超過60%。中國的老年撫養比將超過40%，是當前這個數值的三倍多。

中國的科技創新優勢和風險

對於“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這一說法，梁建章在書中進行了實證性的探討。除了人均智商領先全球，中國的文化特質中包括許多利於現代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中國人對世俗成功的追求，願意忍受日以繼夜的工作強度。

同時，現代中國擁有人口優勢、人才優勢和一個龐大的本土市場，這些都為中國科技的突飛猛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口眾多的國家更容易形成細分、多樣化、競爭更激烈、規模更大的市場。在13億人口的中國，很稀奇的創意產品，哪怕萬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能形成13萬人的市場，足以催生一個行業。

而中國經濟創新最大的風險就是惡化的人口形勢。自從20世紀80年代實現計劃生育政策後，中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2012年以前的幾十年裡，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增長1%，但從2012-2025年，勞動年齡人口將不會增長，在2025年之後，將會下降0.5%-10%.

目前我國的人口結構還相對年輕。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數量是龐大的2500萬。他們現在正值30多歲，這是收入和消費的黃金期。他們對房屋、汽車和其他物品的需求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然而未來二三十年裡，這群人將逐漸變老、退休。20世紀90年底啊出生的人口比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少40%，他們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也會放慢。

對話梁建章

梁建章在本書中成功論證了“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從根本上取決於人口”。這包括人口規模、地理聚集度和人口年齡結構等多重因素。展望未來，他認為人口結構對創新的影響將日益突出，而三個重量級國家：中國、美國、印度，將成為未來創新的主要國家。

正如筆者在書中指出，中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前景很樂觀，但長期來看，中國人口形勢非常嚴峻。中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人口和人才政策。

“完全開放生育是必須的，但是遠遠不夠”。梁建章建議政府還應儘早推出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比如提供財政補助、使教育便利化、徹底取消戶籍制度等。中國還應推出吸引高技能人才，包括海外華人的移民政策。“只有加緊並加大人口和人才政策改革的力度，才能在未來全球創新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人口創新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一書在豆瓣上得到了8.1的高分。但也有讀者並不認同。你怎麼看？歡迎給我們留言討論。

對話梁建章

春曉：消費社主編

梁建章：攜程創始人

今年4月底，我在北京與梁建章和攜程CEO孫潔共進午餐。除了討論攜程的國際化進展，我們重點討論了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

春曉：最近你寫了一篇文章，提到中國實際上已經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怎麼理解呢？

梁建章：雖然從整體數字來看，我們是排在倒數第二、三名，比韓國稍微好一點，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如果我們把城市和農村分開看，中國的農村就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同時我們的城市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的。城市人口是中國的精英人群，但是它的生育率在1以下，是完全不可以持續的。

從原因上分析，就相對收入來說，中國城市的下一代養育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同時，從學歷來看，大部分高學歷的女性在城市，城市裡的高學歷女性生育率也是最低的，只有0.8左右。現在單身（適齡）女性在大城市佔比有20%左右，剩下的（適齡女性）假設50%生育一個孩子，50%生育兩個孩子，你算算才多少？

春曉：中國的高學歷人群比較不願意生孩子。這個在全球看來也是一種趨勢？

梁建章：我們跟其他發達國家比，是非常低的。中國是不是不要做最後一名？也不是沒可能的。中國政府執行力很強，也有錢。中國也不像日本、韓國那樣缺地，我們的房價也不應該是相對收入來說最貴的。中國如果能做到跟其他發達國家同樣的（鼓勵政策）水平，至少做到日本的水平，那也是比現在情況好很多。但實際上就城市地區、高學歷人群相比較，中國（生育情況）比日本還糟糕得多。

可能以前沒那麼重視是因為中國的整體數字被農村的數字掩蓋了，但未來大部分人都會生活在城市。發達國家80%-9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它們沒有城鄉差距，高學歷人群和低學歷人群的生育情況沒有太大的差距，還是比較平衡的。但是在中國，越是高學歷，越是生活在城市裡的人群，生的就越少。

在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但是農村新生兒佔總新生兒人口的三分之二。城市吸引了很多人口，卻又帶來了特別高的養育成本，使得青年的後代特別少。長期來說，（城市）不可能老是依靠吸引外部人口。

春曉：您現在大聲疾呼放開生育政策，但全球來看低生育率是不可逆的趨勢，可以這樣理解嗎？

梁建章：對。（針對）低生育率各個國家都在想辦法，各個國家都會老齡化，但是你是不是能成為在其中老齡化（問題）解決得相對好一點的（國家）？

其實歐美沒有大的問題，歐美現在的生育率大概是1.6、1.8左右，然後他們每年要吸收很多移民，所以大致是平衡的。東亞國家裡，日本的生育率是1.4，還沒有那麼低，日本也可以吸引很多移民。以前日本不願意吸引移民，現在不得不做。韓國人口基數很小。中國是唯一個生育率極低，人口基數又很大的國家。基數大當然是好事，但是它相對的能夠靠移民解決老齡化問題的能力就比較弱，中國也不太可能吸引東亞移民，也不太願意吸引文化不同的移民，所以中國的問題是最嚴重的。

春曉：決策層關注到您的觀點了嗎？

梁建章：那肯定是關注到了，但是隻是眾多聲音裡的一種。還是有隔閡的，還是有不一樣的聲音。

事在人為嘛，肯定要去不斷的推動。（低生育率）這個是長遠而言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即使是去年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我短期（對於中國經濟）都是樂觀的。

中國人口整體趨勢在十年、二十年內還是不錯的，這是基於城市化進程和（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上一輩的生育高峰積累下來的人口優勢。但是如果生育率很低的話，就是現在的80後、09後不生的話，20年以後問題就很嚴重了。（注：梁建章曾指中國的生育率自1991年以來一直低於更替水平。）

春曉：您既是經濟學家，又有企業家、商人的身份，也許有人會猜測您呼籲人口政策調整是不是有私心?

梁建章：它（人口政策）跟旅遊的關係沒有那麼密切，沒有特別的關係。但長遠來說，經濟的好壞跟所有企業都有關係。我們現在推動的東西，你說有私心的話，那麼人口（生育率提升）對整體（經濟）都是利好的。旅遊尤其是入境遊要做得好，真的有很多外國人把中國作為亞洲的首選旅遊目的地的話，那確實會反映綜合國力、軟實力。

中國的人口問題比較獨特，很難引起其他國家特別大的注意。當然，你認為你的觀點是正確的，你當然是希望能夠影響政策，甚至於在國際上能有影響力。我最近寫的東西確實也在國際上有些影響，不過這個（低生育率）問題在歐美沒那麼嚴重。但是，將來有可能全世界的生育率和結婚率都會降低。這個（問題）現在在東亞國家是比較嚴重的，歐美現在基本上靠移民在“過日子”。未來長遠來說，（低生育率）確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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