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明史的时候，偶然读到这样一段，大体上是这样的：李自成捉住了福王朱常洵，因为福王身体肥重（重达三百多斤），李自成与手下便将福王与鹿肉一起烹食，称作“福禄酒宴”。无独有偶，张献忠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非常仇恨一个人，仇恨到了极点那就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那么张献忠和李自成究竟是与这些贵族们有多大仇恨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呢？我去翻阅了一下书籍，想要看一下这尘封的历史。结果我似乎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些贵族亲王的死，确实不冤枉。

一、宗室的待遇

在明代，皇帝的嫡长子自然而然就是太子，负责继承王位。剩下的孩子毕竟也是皇室宗亲，需要享受一些福利，那就会被分封为诸王，然后年长之后就食各地，称为藩王或者亲王。各个藩王和亲王也有自己的孩子，嫡长子负责继承王位，剩下的孩子就被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剩下的孩子被封为振国将军，孙子封为辅国将军，曾孙封为奉国将军，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封为奉国中尉。是不是很复杂？没事，我给大家做一张图看一下。

在明初，朱元璋刚刚即位之时，广泛分封诸子，这些皇子都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军事作用。如著名的宁王和燕王都以英勇善战、抗击蒙古而著称。但是同样，他们强盛的武力和卓越的战功带来的是尾大不掉的问题，最终因为朱元璋的去世与建文帝的削藩，燕王开始蠢蠢欲动，发动了靖难之役并且成功上位，史称永乐大帝。

靠着武力夺位的朱棣深深明白手握兵权的藩王的可怕之处，因此朱棣即位后严抓藩王的兵权问题，在朱棣去世时，洪武年间有兵权的十三个藩王中的六人已经被他削掉护卫。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在经历朱高煦之变后继续了这项工作，迫使了大部分藩王交出了兵权。宣德年间同时出台了一批相关规定来约束亲王，如：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知事。”

最终在这种政策之下，藩王们无所事事也无所作为，基本上都是“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这些藩王们不复当年之勇，逐渐变成了一个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寄生虫。

虽然政治上基本上是没什么施展才华的余地了，但是这些藩王们还是需要金钱的滋养。他们享受着国家的补贴，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他们霸占田地，使得农民丧失了衣食来源；他们广设店铺，使得工商业者无以为生。

先说国家的高额补贴吧。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往往都对这样一段情节印象深刻，那就是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天天满嘴中山靖王之后，但是他本人的生活困苦不堪，仅仅是织履贩席为生。

朱元璋出身贫苦，他好不容易打下了这个天下，自然希望朱氏子孙可以安享生活，至少也不能落得刘备这等待遇。因此在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规定了诸王公主的岁贡之数，因为条目比较多，我摘取最高的（亲王）和最低的（未受封的亲王子）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

“亲王子，男未受封，每岁支拨丝一十匹，纱一十匹，罗一十匹，绢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棉布三十匹，绵二百两。”

除了以上我们说的实物赏赐外，还有封田。诸王所生之子，满了十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六十顷（一顷地等于五十亩）的赐田，作为永业田使用，并且永世免除租税。除此之外，但凡举办婚礼、葬礼、造宫殿、扩建房屋，甚至是仪仗队、护卫、官员等，也全部由朝廷按照标准来支取。

不得不说，朱元璋对于老朱家的人确实很够意思，也因此被称为“亲亲之谊笃矣”。朱元璋忙活了一辈子，一直带有一种老地主的想法，那就是希望自己辛苦一些，为子孙后代留下“万世永业”，因此朱元璋在世之时基本上将明朝的各种规章制度从大到小都安排的稳稳妥妥，甚至包括对于后代的待遇也都安排的稳稳妥妥。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常说一句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也常说一句话“计划不如变化快”。朱元璋的政策显然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二、宗室优待政策的问题

朱元璋遇到了啥问题呢？那就是人口增长的问题了。

在明初，藩王数量还不多的时候朝廷供养这些藩王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饱暖思淫欲。吃饱喝足而又无所事事的明代诸王只好寻找方法发泄精力，如生孩子，加上中国人传统多子多福的想法，因此导致了明代皇族人口暴增。

如弘治时期朱钟镒的子女就高达九十四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写到：

“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丽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丽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

也就是说，在明初洪武年间，亲郡王男男女女加起来一共才五十八位，到了隆庆年间已经高达将近三万人，到了万历年间更是高达六万人。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惊人，而相应增加的则是国家的开支。具体有多惊人呢？嘉靖年间的礼部尚书梁材曾经统计过相应的数据，大体上是这样的：

“洪武年间，如山西初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石零。”

我们做个表格，看一看当时晋、周、鲁、楚四府从明初到明嘉靖年间的开支变化：

我们看这四个王府，在明初的时候开支都是一万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王府的人员不断增加，开支也不断增加，少的增加了十数倍，多的甚至增加了八十多倍，宗室禄米数额增加如此之多，以至于明中期以后政府不堪重担。而且这些王府的开支需要国家承担，但是这些王府又不需要承担国家的税负。

当时的监察御史林润曾经针对这个现象向嘉靖皇帝上奏，他坦言说：

“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是各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宗室侵占国家资源的情况，朝廷也想过去解决，也提出了相应的办法，如限制宗室人数、减少俸禄数额、甚至允许部分宗室去发展副业自己养活自己。政策虽然实行，但是在强大的宗室势力和“祖宗之制”的影响下，这些改革措施很难贯彻实行下去。

同时在宗室内部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关系亲密、力量强大的宗室往往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有一些小宗室如灵丘王等竟然出现了多年拿不到禄米的情况。

三、诸王的挣钱方式

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曾经给予宗室优惠，满了十五岁的男性宗亲可以获得六十顷田地。在《明会要》、《明史》中也多有记载宗室男性授田的事情，如：

“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十六顷为永业，除其租。”另有“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

明中叶后，对于土地的买卖限制也渐渐放宽。诸王的田庄规模通过皇帝赏赐、本人乞求、民众献地、巧取豪夺等方式也不断扩大，甚至有的扩大到了上千顷甚至上万顷的规模。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如此记载：

“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万顷。”另有“下诏赐（福王）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

除了赐田之外，很多土地也是被这些宗亲贵族所霸占的。在河南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据记载：

“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府’。”

在天府之国，四川平原上一样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四川巡按孔贞一就上奏报告说：

“（成都之田）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

我们上面所说的被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设立田庄后对待平民百姓的态度更是恶劣不堪，曾有记载说：

“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另外，在明后期有一些藩王将设立店铺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这种挣钱很多时候并非是正常的商业买卖，而是一种利用自身特权而捞钱的方式。我们提到的福王就是这样一位“商业奇才”。福王挣钱的方式是开盐店，据记载：

“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干没要求辄数倍。”

四、总结

有句话我认为很对，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朱元璋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设计好了未来，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子孙后代的贪婪与索取。这些贪婪与索取建立在普通百姓的痛苦之上，导致一批批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最终引起百姓的反抗，这种恶果只会让朱元璋的后人去品尝。

参考文献：《明会要》，《明史》，《明太祖实录》，《明经世文编》，《春明梦余录》，《明世宗实录》，《明神宗实录》等书。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