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書架上寫有四個字：窮極物理。因為我無所知，所以我無所不欲知。一到夜裡。躺在床上就習慣於琢磨，琢磨世上的事，琢磨別人，也琢磨我自己。自己親近自己太易，自己琢磨自己太難。我說不清我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得意時最輕狂，悲觀時最消沉，往往無緣無故地就憂鬱起來了；見人遇事自慚形穢的多。背過身後想入非非的亦多：自我感覺偶爾實在良好，視天下悠悠萬事惟我為大，偶爾一塌糊塗，自卑自棄，三天羞愧不想走出門去。甚至夢裡曾去犯罪：偷盜過，殺人過，流氓過，但犯罪皆又不徹底，伴隨而來的是懺悔，自恨：這種自我的心理折磨竟要一直影響到第二天的情緒。
我說，我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壞人，是壞好人。
現在農曆二月二的驚雷快要響了。一聲驚蟄之後，我就是31歲了。講經的人說，人死後是可以上天國的。如果確實有那麼一個天國。人的一生是從誕生的時辰就開始這種長涉的吧?去天國的路應該是太陽的光線，那就是極陡極峭的了。一年一歲，便是一個臺階啊!
一位偉人又說了：作為一個作家，將來去了天國，上帝是會請吃糖果的。天國裡有什麼好景，自不可知，但糖果是誘人的。13年前的那陣，這誘惑便襲上我的心靈。於是從那時起，對於我來說，人生的臺階就是文學的臺階，文學的臺階也就是人生的臺階了。
一九七一年
我是個農民，穿著一件父親穿舊了的長過膝蓋的中山裝，樣子很可笑。因為我口笨，說不了來回話，體力又小，沒有幾個村人喜歡和我一塊幹活。我總是在婦女窩裡勞動的，但婦女們一天的工值是八分，我則只有三分。半年後我被提升了，工分多加了五釐。我去砍柴，一程30裡地，我只能背50斤。滾坡過一次，只說粉身碎骨了，偏大崖上三棵樺樹拉住了我：獨獨的三棵樺樹啊，我又活在了人間。鄰居一位嬸孃譏笑我不如人，我指著門前公路上一位婦女騎自行車，反詰道：“人家女人能騎自行車，你行嗎?”
同伴們都開始定媳婦了，我沒有。娘很急，四處託媒，我倒火了，將李太白的詩寫在山牆上：“天生我材必有用。”
公社興修一座大水庫，我跑去了，幹了三天，我拉不動車子，也掄不了大錘，被開銷70過不久又去，毛遂自薦會寫毛筆字，可以刷標語，於是大獲成功。後來竟成“工地戰報”的主編、編輯、記者、刻寫、油印、發行、廣播，集七職於一身。日子很清苦，工地偶爾改善生活，吃一次肉，每人三片；我吃一片，兩片用蓖麻葉包了，夜裡跑十里山路回去讓娘吃。
為了活躍戰報的版面，我學會寫各類字體。學會繪畫插圖，學著寫詩。有一首詩反應不錯，有人鼓動讓投寄省報去，說發表了可以得稿費。我心動了，謄抄清楚，趕回家去郵寄。但沒有錢買郵票。向娘要，娘不給。我說：“借八分錢，過十天了，一定還五角!”稿子投去後，從第二天起。就留心省報。一天過去，五天過去，鄉郵員一到工地，迎接的就是我。我把報紙從頭至尾翻看。尋我的詩作，但是沒有。就盼著明天的報，明天又盼著後天的報，如此半月過去，泥牛入海，毫無消息。忍不住問一位老大學生，他大笑，說：“編輯早把你的稿子揩了屁股了!”我失望了，再也不敢作投稿的事：欠孃的錢，娘忘了，我也裝著忘了。
一九七二年
五月份，偶然的機會，我竟到西北大學讀書了。
從山溝走到西安，一看見高大的金碧輝煌的鐘樓。我幾乎要嚇昏了。街道這麼寬，車子那麼密，我不敢過馬路。打問路程，竟無人理睬。草繩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墜。我沿著牆根走，心裡又激動，又恐慌。坐電車，將一頂草帽丟失了。去商店，看見了香腸，不知道那是什麼，問服務員，遭到鬨堂大笑。我找不著廁所，急得變臉失色，竟大了膽兒走進一個單位的樓上，看見“男廁所”字樣，進去，卻見一排如櫃一樣的擺設，慌忙退出來：見有人也進去了，繫著褲帶走出來，便疑惑地又進去。水火無情，逼得我一拉那櫃的門兒，才發現裡邊正是大便池子。
到了學校，第一次不睡土炕，總不踏實，老聽見遠處的火車聲叫。真想娘，眼淚嘩嘩地流下來。
老師要求每一個新生寫一篇入校感想，不知怎麼，我突然想作一首詩，結果寫得很長。交上去，三天後，第一期校刊出版了，上邊盡是教師們的詩文，作為學生的，僅僅是我那一首詩。消息不脛而走，我成了同學們中的新聞人物。我走路還是老低著頭，但後腰骨硬硬的。心裡說西安有什麼了不起呢?詩這玩意兒挺好弄嘛!當年想當作家、詩人的夢，又死灰復燃了。
到城裡的大街上去，風度翩翩的城市人乜視著我，我也回報著乜視，默默地背誦著1958年的一首民歌：“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一九七三年
我幾乎天天在作詩了，夜夜像初下蛋的母雞，煩躁不安地在床上構思；天明起來，一坐在被窩上就拿筆記下偶爾得到的佳句。一天總會有一首詩、兩首詩出來，同學們都叫我“小詩人”。
在校刊上連續又發表了幾首，我便有些不滿足了，想衝出校門，殺到西安市去。我得空就往市裡的一家報社和一家刊物的編輯部跑動了。我沒有錢去坐車，我有兩條能跑的腿。常常就誤了吃飯。編輯部的大門，我看作如閻羅般一般森嚴。小跑去了，卻總在門口徘徊許久，緊張得手心直冒汗。在編輯面前，人家不讓坐，我是不敢坐的。他們的每一句話，我只是往心上記。我認識了兩位編輯，臉色不好看，言辭又都生硬，但皆誠摯；每每看過我的習作，劈頭蓋腦砸一通後，又說比前一篇強了，要我再寫，又提供一些書目去讀。我太感激他們了。源源不斷地將稿子送給他們，他們又源源不斷地退還給我。半年多過去了，我寫了十幾萬字的小說、散文、故事、詩歌，竟沒有一個變成鉛字。但我感覺良好，總相信我還能寫。每寫出一篇，為了刺激鼓勵，我就偷偷一個人到校外食堂去，買四兩面條，或是兩個饃，一碗雞蛋湯，慰勞一番。
我四處求教。但凡在文學上有一字指點，便甘心三生報恩不忘。有一次63，同一位同學騎自行車去找一個詩人指導詩文。邊騎邊討論，車過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交警，結果連人帶車扣住，捱了一頓辱罵，兩拳擊打。要麼罰款15元，要麼沒收自行車。我便眼淚汪汪。15元談何容易?自行車又是借來的。雪地裡仰天長嘆。無奈，去商店討了一張包裝紙，買了一支鉛筆，又買了一把七分錢小刀削了，趴在馬路上寫檢討，把罪惡的帽子全部戴在頭上，把最求饒的語言全部連接。五個小時後，終於感動了上帝，自行車要回來了。詩文沒有得到指點，但從此知道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至今騎車上街，一到十字路口，老遠就下來推著走了。
一九七四年
就在我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我的第一次真正的創作，一篇兩千字的散文，在《西安日報》上發表了。
這天是星期天，我抱著幾件舊衣服到城中一家小店裡去縫補。縫補的價錢很高，那個紅鼻子的老頭惹我生了一肚子氣。路過市郵政大樓前，那裡有一個賣報的小攤，無意兒朝報攤上瞥了一眼，那報紙上顯赫地有一行大字：《深深的腳印》。我立即目光直了，跳將近去，果然看見了鉛字打出的我的名字。我銳聲叫了―下，四周的人都看我，我自知失態，面燒如炭，趕忙逃走了。逃走得當然不很遠，等四周的人散去，就想立即去購得十張二十張。但摸摸口袋，僅剩二角錢。我故意慢騰騰地滿不在乎地重新走近報攤，說：“買十張，”“十張?”賣報人戴著眼鏡，鏡片一圈一圈像燒酒瓶底，看了我一會，說：“你這中學生，買那麼多幹啥?包辣面嗎?”我很窘，想說：“誰是中學生，這上邊的文章就是我寫的呢!”但我不好意思說出來。賣報人只賣給一張，聲稱不要糟蹋了新報。我只好買了一張。
當天夜裡，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了這一重大喜訊。信上說：“我開始有了腳印了。”但這張報紙我沒有給父親寄，因為報社贈我的樣報還未收到，我要留著每天晚上溫習一遍呢。
一九七五年
我寫得越多，我越不是個好學生，班幹部常常來提醒我“只專不紅”的危險。一次一次寫入黨申請書，一次一次當班上宣佈：黨員留下，我便起身走了。我僅僅是一個團員，當同學提議讓我作為團小組長的候選人時，有人就訓起提名人：“你怎麼能提到他?!”我那時很苦悶，恨自己不會找領導“談心”，恨自己能寫詩文而寫的大批判文章總是不能讓人家滿意。有一位幹部讓我猜一條謎語：“晚上不睡覺，早上不起來，起來不吃飯，就往教室跑。”說是打人，問我是誰?我說：“我。”說完一個人跑到閱覽室後的花園裡，委屈地抹了一把眼淚。
我很想喝酒，沒有錢。學會了吸菸，九分錢一包的“羊群”煙，每天規定根數來吸。那時正與一同學合作寫一部抒情長詩，寫得疲倦，掏煙來吸，竟遭到有錢抽“大前門”的學生的斥責，嫌其劣等菸草嗆人。
詩寫成功了，與別人的長詩合在一起出了書。我和我的合作者特意各籌集了二元五角，進城玩了一天，照了四寸紀念相，逛了一次公園，下了一頓飯館，又買了一包高級煙，給那位斥責我們的同志敬了一根，說聲“謝謝”。但是，當我們去一家小書店購買十本我們的書時，時髦的女售貨員總是不理睬我們。這是個胖臉的女人，臉上白粉很重，眉毛也塗白了。我們喊她喊得緊了，她說“那是詩I看得懂嗎?看了就不許退!”熱熱的心被一盆水潑涼了。我們說：“就要那本書。”傲慢的女子在我們拿書走出門時，還在奚落：“什麼人也買詩集?!”我說：“哼，這書就是我寫的呢!等著瞧吧，說不定將來你會給我寫求愛信呢!”這話是我走出書店三千米遠的一個拐角說的。兩年後，覺得這種話雖然她沒有聽到，但實在是太粗野，想去對她懺悔―下，但去過兩次，卻再找不見她了。
一九七六年
一條破被子，一件小褥子，一條床單，一塊塑料布，伴隨了我三年大學生活。冬天的夜裡很冷，就借同學們的大衣覆蓋；一到下雪天，大衣借不到，夜夜只好蜷著。我至今笑著對一些朋友說：現在個兒不高，全是那時睡覺伸不直所致。夏天，一宿舍六人，五人有蚊帳，我沒有；蚊子全集中到我身上，可幸那時比現在胖，有的是喂蚊子的血；只是那時還支援越南，要求學生獻血，我被抽去300CC，補養費二十元，我捨不得去吃喝，全買了書。身子從此垮下來，以致到今日面如黑漆，形如餓鬼。
好了，總算畢業了。按條件，我是該回山區去教學，但省出版社的同志卻硬要了我去。我搖身成了一位編輯，分住在五樓的一個六平方米的斗室裡。
一九七七年
我自由了，可以盡情地抽劣等煙了，可以徹夜不熄燈地看書寫作了，可以不發愁沒稿紙了，可以不再四處搜尋牛皮紙糊寄稿信封了。房子很亂，到處都是書、紙，誰也不來敲我的門。我一進去，就進入了創作的境界，我什麼也不擔心，只擔心發生火災。有人要和我換房，我拒絕了，因為我沒有手錶，但隔窗就一眼能看清報話大樓上的大鐘表，還能看見城市的日出。單位人譏笑這六平方米是個雞窩，我卻寫了三個字貼在門框上：鳳凰閣。
快活的日子沒有多久，我便陷於極端的愁苦之中。社會上的複復雜雜，單位上的是是非非，工作上的絆絆磕磕，愛情上的糾糾纏纏，我才知道了一個山地兒子的單純，一個才走出校門的學生的幼稚。我一面讀中外名著，一面讀社會的大書。我開始否定了我那些聲嘶力竭的詩作，否定了我向自鳴得意的編故事的才能，我要寫我熟悉的家鄉的人和事，我要在創作中尋找我自己的路，想出的口號是打出潼關去。
稿子向全國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湧回六平方米。我開始有些心冷，恨過自己的命運，也恨過編輯，擔心將來一事無成，反誤瞭如今青春年華，夜裡常常一個人伴著孤燈呆坐。但竟有這樣的事發生熬眼到下一點，困極了，只要說聲睡，立即就睡著了；如果再堅持熬會兒，熬逛了眼，反倒沒瞌睡了。於是想創作也是如此嗎々就發奮起來，將所有的退稿信都貼在牆上，抬頭低眼讓我看到我自己的恥辱。退稿信真多，幾乎一半竟是鉛印退稿條，有的編輯同志工作太忙了，鉛印條子上連我的名字也未填。
水泥樓上沒有大梁，要不，繫條繩，吊個苦膽，我要學勾踐了。
一九七八年
創作是沒有格式的，但有其藝術的規律，總算摸出點門道了。原來創作之大門，未走進去的時候，門厚如城牆；一旦走進去，卻薄如一張竹紙。稿子的採用率逐漸在提高。我著了魔似地寫，先安徽，後上海，再北京，再廣州，這些大地面我至今還未去過，大地面的大刊物卻被我的稿件幾進幾齣。
《滿月兒》在京獲獎，赴京的路上我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臨走時我一連寫就了七八封信給親朋眾友，全帶著，準備領獎的那天從北京發出。但一到北京，座談會上坐滿了老作家，坐滿了新作家，談談他們的作品，看看他們的尊容，我的囂張之氣頓然消失。唉，我有什麼可自傲的呢?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國的文壇高低。七八封告捷的信我一把火燒了。
頒獎活動的七天裡，我一語不發。我沒什麼可發的。夜裡一個人在長安街頭上走，冷風吹著，我只是走。自言自語我說了許多話，這話我是給我說的，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所以，直到現在，請原諒我還是不能披露出來。
回到家，我把獲獎證書扔給了妻子，告訴說：請把它壓在箱子底，永遠不要讓人看見!
一九七九年
這一年，文壇上新人輩出，佳作不斷。驚歎別人，對照自己，我又否定起我前段的作品，那是太淺薄的玩意兒了。我大量的讀書，盡一切機會到大自然中去，培養著作為一個作家的修養，訓練著適應於我思想表達的藝術形式。我不停地試探角度，不斷地變換方式，我出版了三本小書，卻不願意對人提起這些書名，不願意出門見人，不願意讓外人知道我是誰。
從夏天起，病就常常上身，感冒幾乎從沒有停止，遲早的晚上鼻子總是不順通。我警告著自己：筆不能停下來。當痔瘡發炎的時候，我跪在椅上寫，趴在床上寫；當妻子坐月子的時候，我坐烘尿布的爐子邊寫。每寫出一篇，我就大聲朗讀，狂得這是天下第一好文章。但過不了三天，便吸氣了，視稿子如糞土一般塞在櫃屜裡。
冬天裡，愛人調進了城，我的脾氣卻越來越暴躁了，動不動就發火，小兩口常常鬧氣。每一次氣都是我惹起來，每一次鬧起來都以我失敗告終。我知道這全是由我的創作不長進的煩惱所導致的，我恨死了我這個沒出息的丈夫，一個孱頭男人。
一九八0年
沉沉悶悶的一年，像一堆溼柴火，沒有生焰，只是冒煙。終於攻出了一批文章，外界的反應不錯，增加了我的信心。比較起來，我有些得心應手了，而且習慣了一種戰法：思考了什麼，就寫出一篇；寫出一篇，就寫出一批：一批寫完，就重新開闢領地。評論家們對我的作品有了注意，評價文章驟然多了起來，似乎是有些小名氣了呢。
我的得意勁兒又滋生了，耐不得寂寞，耐不得孤獨，喜歡聽好聽的。
有了小名，有了小錢，小家庭也完滿了，兩本小書又編輯了，好一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一九八一年
我什麼都想寫，順心所欲。開始了學寫中篇，開始了進攻散文，詩的興趣也漲上來了。又愛起了書法，繪畫，戲曲。又是沒黑沒明地幹，又是洋洋得意地輕狂。
一九八二年
一批又一批作品的發表，我等待著它們的爆炸，等待著社會的讚美，但是，回答我的，卻是評論家的批評。批評得多麼嚴厲啊。隨之，社會上對我的謠言四起，說我寫得多，是掏錢僱傭了三四個人專門提供情節、細節呀；說我犯了大錯誤了，被開除了：甚至說我已被下放，趕出城去了。我懵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辦，路該如何走。一個人在沒人處真想哭。
明月夜裡，我坐在城北的鐵道邊，一趟又一趟聽著火車的轟隆聲。
半個多月，我不再寫一個字。我得好好想想，再一次將所有的批評言論翻出來，一一思考。我慢慢冷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在日記中寫道：平凹，你要是個沒出息的，你就沉淪吧，一蹶不振吧。要是把文學當作一生的事業，就不必為一時的成功而得意，也不必為一時的挫折而氣餒。鐵錘砸碎的只能是玻璃，寶劍卻得到了鍛鍊。
我總結著我的過去：生活積累還是不深，理論學習還是欠缺，藝術修養還是淺薄。
我請人畫了一張達摩圖，決心從頭開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潛心讀書，寂寞寫作。於是，拒絕參加一切出人頭地的會，躲避去文學講習班上作報告，推辭到一些報刊創作頒獎會上領獎。
一九八三年
思考仍在進行，創作仍在繼續，作品仍有獎勵的，也仍有爭鳴的。
各級領導給我親切的指導，眾多的讀者給我熱切的鼓勵。我脫離了編輯部，在家專職搞起創作。我有時間了，平心靜氣地去從事我的事業了。我出奇地變得豁達起來：有獎，我也去領；有批，我誠懇接受：該笑，就放聲大笑：該檢討，就認真檢討。我對妻子說：“現在，全家要保障我這個重點了!”出門11次，除了去年一些必須開的會議外，大都下鄉去了。當然。不可能―下子吃個胖子，不可能立即拿出像樣的作品。我將我的創作視為試驗，或許這個試驗很長，很長，甚至是整個一生。但我在鼓勵自己，寫吧，好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就看你的了!堅信只要我忠實於藝術，藝術必會有一天與我親近的。
30歲了，自立之年。生日那天，我請了一次客，說：“朋友們，為了我的慢慢成熟。乾杯吧!”我自己先喝醉了。
彈指13年了，13個臺階爬得我很累。妻子搬進城來，我先在西安北郊的靜虛村居住，如今移到了城中的五味什字巷裡。我構思了一幅畫：我拽著碌碡在上臺階，我不敢鬆勁，一鬆勁，碌碡就滾下去了。可惜我畫功太差，不能作出。我知道前面的臺階還很長，一級一級還很高。我體力不行，氣喘得厲害。眼看著大隊人馬都從我身邊一躍而上了，我只是揉腿，捶腰。但是，我的眼光在看著臺階，我說，要到天國去，要得到糖果，我的出路只有上臺階，只有沿著臺階往上走。夸父不到大海就喝死了，他死得悲壯。我或許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個上臺階的鬼。我在房子裡重新換上了一個鏡框，上邊寫了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的主角小鹿純子的話：
“我的目標是――奧林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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