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区村旧事丨醉美新兴平编辑 特约撰稿人 冰封的火焰
我出生的村子是西吴街道散区村。这是一个没啥名气很多人都没听过的村子。“你屋是啥地方的？”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我说：“散区的。”问的人经常这样回答：“嗷——三渠！那在庄头呢！我还去过……”我刚开始还经常给人说明一下我村的正确名称和具体位置，后来看到大家冥思苦想的脸庞和迷茫的眼神，也就只能“呵呵”了。
（一）穷人的聚集
其实也不怪人家，谁叫咱兴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咱兴平的村子往往也大有来头。比如：和汉武帝茂陵有关的册村、史村；和历史传说有关的子孝村等等。就是我村邻近的马驹村、上官道等村子也有着各自引以为傲的历史过往。我散区村就是咱兴平村子中的一朵奇葩。
村如其名，我村就一个字“散”。一共5个村民小组，不到300户人，还分成了4个自然村，离得近的一里多路，离得远的也就二三里路。这还是经过解放初和上世纪70年代两次整合规划以后的情况，整合之前就更散了，东边两三家，西边四五家，根本就不像一个村子，更像下了雨地里钻出来的蘑菇，这儿几个，那儿几个。我村不仅是住的散，姓也散。有些村子，一村就一个姓两个姓，或者一两个大姓以外还有个别杂姓。我村刚好相反，全村张王李赵姓啥的都有，足有十多个姓，就是没有一个能占统治地位的大姓，相对大一点的姓有杨、刘、马、张、毕等。
散区为啥这么散？这就得从我村形成的历史说起了。
我村在胭脂河以南，渭河以北。这里原来是渭河古河道，每当渭河涨水，这儿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渭河水势逐渐变小，发大水的次数越来越少，这儿的水退了，成了一片无主荒地。乾隆年间开始，一些破产的农户和逃难的流民在这里开几亩荒田，搭几个窝棚，给大户人家拉个工，在渭河岸上渡个船，也能勉强过活。天长日久，东一家西一家就把这片荒地占完了。搬来的都是可怜人，也不知道从啥地方来的，彼此也不熟，自然姓就散，住的也散。
（二）新起点的磨难
我家是我爷在解放初从蓝田搬来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条扁担担着两个娃，带着媳妇和老娘一步一步从蓝田的大山里走出来的。不是因为这地方有多好，而是在蓝田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爷是大户人家的养子，养父死的早，孤儿寡母在家里总是受人欺负。当时所谓的一般大户人家，远不是电视里演的那样锦衣玉食，丫鬟婆子一大堆，只是和穷人家比温饱能够保证而已。由于家里叔伯兄弟们的排挤和欺负，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了，我爷一气之下便带着养母和妻儿迁来了散区。盖了三间沙子房，置了几亩地，从此就在散区扎了根。
屋里娃多又没有壮劳力，地里的活干不动，日子过的实在是艰难。幸亏我爷在省城上过高中，写得一手好字，又在解放前和他同学一起参加过革命工作，因此很快就去店张中学教书领工资了。店张离家四五十里路，那时候交通不便，来回都靠两条腿走。一个人走，走的还都是夜路，又没啥照亮，时不时远远近近的还有狼叫唤，把人能吓死在路上。这样的日子，虽然苦些，但总是有人在外边挣工资能贴补家用，比那些只在地里刨食的人家还能强些。
好了没两年我爷就得了肺痨，村上大夫来了一看，连药也没开，把头一摇，手一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说了四个字“肺痨，瞎了”，手背在后头就走了。我爷要是没了，这屋里的天就塌了。还是我爷主意正，托人给他在省城工作的同学捎了个话，弄回来两支青霉素，才把我爷的命保下了。那时候的青霉素可是金贵的很，兴平县城里连一个都没有。我婆为了给我爷补身子，悄悄把屋里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害怕碎娃不懂事要肉吃，就等到半夜娃都睡着了才把鸡杀着煮了，单给我爷吃，自己连一口汤都没舍得喝。我爷这病在屋里足足养了两年，这两年里里外外的活都扛在我婆肩上。我婆是个小脚女人，堂上婆婆要供养，膝下子女要照料，我爷还在病床上要人服侍，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她当时的日子是咋熬过来的。这也许就是我婆四十多岁就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的原因吧！
（三）战斗在冻饿之间
后来，生产队把地收了，吃起了大锅饭。大家反倒觉得肚子比原来饥了，天天盼着村里收秋以后分粮呢！终于到了村上分玉米的日子，刚下了几天的雨，路上还泥浆浆的，大家提着口袋端着盆在饲养室门口排队领粮。队长拿着花名册挨个念名字和分玉米的斤两，两个壮小伙子扛着大称，秤钩上挂着个大担笼称玉米，会计负责看称记账。很快就有人高高兴兴地把玉米领回去了。但是，后领的人发现，同样的斤两，装在口袋里的玉米比先领的人少得多。这是咋回事嘛？经过大家缜密的侦查和分析，发现问题就出在下雨上。由于下了几天雨，地是泥的，担笼给地上一放，底子就粘上了泥，称称的人越多，粘上的泥就越厚，后面称的人吃亏就越大。这咋办呀？队长一声令下，把前边分了的玉米都交回来，重分。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急忙把玉米拿回饲养室交公，然后重分。分个玉米就这样硬是折腾了美美一天。
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队上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不论谁家，都没有余粮。邻村的人还有拿两个烧饼就换回来个外地新媳妇的事呢。十三四岁的半大小伙子，正是能吃的时候，吃不饱，饿得肚子呱呱叫，大家就都在为自己的肚子打着算盘。有的人养几个兔子，剪了兔毛，下了儿子，都能换钱；有的人在土壕里逮蝎子，在树上找知了壳，送到药店也能换钱；有的人割草送到饲养室，能换工分，工分多就能多分粮食。还有些胆大的，偷偷跑到地里偷红薯、偷玉米棒、偷西红柿，反正只要是能吃的都偷，甚至把嫩着的棉花都塞进嘴里嚼着吃了，没办法，太饿了。偷东西经常会被看地的老汉发现，老汉总是离得老远就破口大骂:“谁家喔驴日的偷玉米呢？拉住你狗日的腿打不断算怪事呢……”，把小贼们吓得拔腿就跑，生怕被人逮住。其实老汉也知道，娃们就是饿呀！老远骂一骂吓跑就算了，真把娃逮住交给队长，事就弄大了！
那时候不仅没啥吃，还没啥穿。冬里谁能穿个新棉袄就能把人家眼红死。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多分些粮和棉花，我父亲十三四岁就和同龄的毛铁蛋，晚上给队上看饲养室。数九的天，风刮得飕飕的，烂怂饲养室又四下透风，两个人都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光棉袄，冻得两个人牙都打颤呢。没办法，两个人就在墙角的麦草堆里挖了个洞，两个人钻进去，又拿麦草把洞口盖住。就这样，在这个亲手打造的小窝里，两个人分享着彼此的体温、升华着彼此的友谊，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而可怕的冬夜。
也不知道是为啥，那个时候的贼特别多。私人家的东西倒是不咋丢，被偷的往往都是集体的东西。不是今年贼把棉花偷了，就是明年贼把粮食偷了。每次丢了东西，队长都会带领着小队长挨家挨户地搜，看是不是出了内贼，结果往往是啥也没搜着，着贼的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四）改革春风吹进门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实行了包产到户，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家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时候，吃穿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紧张了，虽然吃的不好，但也不至于饿肚子；虽然穿的不新，但也不至于受冻。但是大家手头上都没钱，谁家要是能买个二八加重自行车，村里人都会前来围观，纷纷投来羡慕又嫉妒的眼神。有些平时不太对付的人总是酸溜溜的说一句：“就是买了个自行车么！看把娃张的！我家……”当时传说中的结婚四大件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最实用的还是自行车。
村里人都是在自己庄子后边种些菜，除了自己吃，吃不完的就送给亲亲邻邻吃了，左邻右舍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些脑子活泛的，就把吃不完的菜驮在自行车上到城里卖钱。一车子驮百十斤菜，驮到兴平县，蒜苗一毛钱一斤，卖的快得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些人想多卖些钱，就驮一自行车菜给西安骑。兴平到西安，百十里地，三五个人一大早给怀里揣两个馍，骑上车子驮上菜就走，赶晌午饭时就到西安枣园、土门了。这时间刚好赶上工人干部中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大伙把车子给路边边一停，就等着这群人过来呢。不一会儿，路上的自行车越来越多，汇成了一条洪流向着这路边菜摊子冲过来，不断有人停下来问价购买。没过多长时间这地方就出现了交通拥堵，自行车铃声、卖菜的吆喝声、急着赶路人的咒骂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突然，一个人大喊：“人来了!快跑!”卖菜的小伙伴们急忙拨开人群，驮着菜筐子，飞也似地四散奔逃。运气好的，逃脱了工商局人员的围追堵截，换个地方很快就把菜卖完了；数着手里的二十来块钱，大口地嚼着嘴里的两搅馍，心里高兴地不得了，好像嘴里的硬馍都比肉还香。运气不好的，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菜卖不成了不说，还让人家把菜全部没收了，连卖菜的钱也叫人家没收了；垂头丧气，两手空空，怀里的馍咬了两口就又揣回去了，把人心疼的，能难受一个月。也不怪人想不开，当时的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块钱，村里人有没有啥来钱的路子，这二十几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再说了，在地里长了老长时间的菜，自己都舍不得吃，好不容易能卖了，就等着拿这换钱呢，让城管一下收完了，这样子回去，给屋里人咋交代嘛！
农村的农业生产总是缺乏长远眼光的。大家见种蒜苗能卖下钱，种的人就越来越多。种植规模的扩大也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收购，收蒜苗的，收蒜薹的，收大蒜的，都有。村里人为了多卖些钱，总是以次充好、鱼目混珠，有些人甚至把砖头瓦片都塞在装大蒜的袋子里卖给人了。好景不长，客商都不来了，这蒜也就都种不成了。
改革开放不仅给城市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给村里的能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我军军伯就是村里的能人。他年轻的时候是生产队的电工，有一次用电动铡草机给村里铡草的时候，把胳膊卷进机器里头去了，从此他就成了一个胳膊的残疾人。村里为了照顾他，让他成了民办教师。他脑子活好钻研，爱捣鼓些古董万西，改革开放不久他在镇上开办了一家仪表厂，先是对南方过来的电子表等各种仪表进行改装，后来进行仿制，再后来就可以自主研发生产了。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我们村的第一座楼房就是他家盖起来的，把村里人眼红扎了。
我社会哥总是引领着村里的致富方向。村里最早压扁粉的人就是他，在他的带领下，村里不少人家都开始学着压扁粉。每当冬季农闲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来他家门口排队，等候使用他家的压扁粉机子，当然不会是白用的。冬天的夜很冷，但是压出来的扁粉总是热腾腾的，人们麻利地用细竹竿把刚压好的热扁粉挑起来，截成段，搭在自家门前的架子上。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门前刚挂好的扁粉上冉冉升起的热气，就好像看着自己的日子一样蒸蒸日上。后来，客商对扁粉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种用玉米淀粉压出来的粉条不好卖了。有人就打起了歪主意，给扁粉里加一些食用色素，让扁粉发绿或者发黄，冒充绿豆粉或者是红薯粉。这样做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收益，但是却把自己的锅彻底砸了。客商们也不是傻子，上一次当就再也不来了，我们村红红火火的压粉场面也就成为了历史。
正当别人都争着压扁粉的时候，社会哥却悄悄养起了猪，从最初的十几头，到几十头，再到后来的上百头，成了村里有名的养猪专业户。又是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养猪高手，存栏上百头的养猪专业户更不在少数。最鼎盛时，全村生猪存栏7500余头，还成立了陕西省第一家养猪合作社。2007年猪肉价格飞涨，为此温家宝总理亲自来到兴平，不仅视察了星光养猪场，还亲自考察了我们村的养猪情况，并且和当时的村支书马八爷和村长养养叔及村民代表合影留念。正是因为温总理的到来，才让人知道了兴平还有个散区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赚了不少钱。可是后来猪肉价格下跌了，而且跌破了养殖成本，很多养殖户都赔钱了。日子要过，老人孩子都要养活，很多人就转型了，种菜的种菜，打工的打工。现在村里虽然还有人在养猪，但是再不复当年的养猪盛况了！而我社会哥早就转型了，当村里人都在养猪的时候，他就做起了猪饲料和幼猪苗的生意。所以他早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有钱人了。
方家四伯也是村里风云一时的人物。他家有个磨面机，由于磨面技术好，十里八村的人都喜欢在他家磨面，生意好的不得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磨面就要提前预约，要不然，你的麦咋拉来的很可能还得把麦咋拉回去，排不上队么。后来，四伯家的磨面机数量不断增加，两台，三台，最多的时候四台，而且在我村里实行了预存小麦，随时取面的便捷服务。村里好些人，甚至外村的人都把自己家里的小麦在四伯家寄存着，需要的时候直接取面就行了，方便的很，又不耽搁时间。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好，村里人都眼红四伯家的日子——人家过年的饺子都是纯瘦肉馅的、人家娃过年的皮鞋都是黑亮黑亮的，硬挣的很。四伯的心慢慢变大了，想开一家面粉厂，于是压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在村口开办了一家面粉厂。也不知道为啥，自从面粉厂开起来以后，四伯的好运气似乎就用完了，干啥啥不顺，没过多久面粉厂就倒闭了。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养养叔是我村上原来的村长，现任的书记。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村上口碑最好的村干部，没有之一。他在任期间给村上修了水塔，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免去了当年家家户户都需要打井的麻烦。以前村上的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腿泥，三轮车拉个重东西都害怕颠翻过了。他给各个村民小组都修了水泥路，虽然村村通水泥路是国家政策，但是我村的水泥路是我所到过的村子里修的最宽、质量最好的。以前的村容村貌实在不敢恭维，门前的大路两侧，有的人家横七竖八地堆着柴火，有的人家堆的粪堆，还有的人家直接把厕所就设计在大路旁边，怎一个脏、乱、差的形象。他带领大家整肃村容村貌，清理垃圾杂物，还对街道进行了绿化，统一栽种了花卉和果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他还给村里按了路灯，谁家过个红白喜事再也不用担心晚上路黑了。他还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他做过专访。春雨贵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有一年冬天，晚上冷哄哄的，没事的人早都上炕睡觉了。养养叔正睡着呢，就听见哐啷一声，前屋的玻璃让人砸了。养养叔赶忙披上衣服出去看，外边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他没追查，也没补玻璃，只是放出话去，要让砸玻璃的人自己来给他把玻璃补上。多年以来，养养叔给村里办了不少事实好事，村里的变化大家都是开在眼里的，不知道啥时候，那块缺了几年的玻璃也不知被谁补上了。
（五）孔雀东南飞
毛超是我幼时的玩伴，他家也是村里第一个全家搬进城吃商品粮的人家，后来陆陆续续才有人看样搬出去。毛超他爸在天水上班，他妈没有工作，当时都戏称这种情况为“一头沉”。一家人在城里除了住的房子小一点（当时都是单位分房），教育、医疗等条件都比农村好的多，至少做饭时用的是蜂窝煤炉子，不用像在农村那样烧烟熏火燎的大锅了。城里的物质供应就更丰富了，我平生第一次吃的带鱼就是过年去我舅爷家走亲戚时吃的，因为我妗婆是秦岭厂的工人，在农村我连带鱼的毛都没见过，更别说吃了。现在我对毛超的印象就只剩下“毛超”这两个字和他家那早已荒弃的土坯房了。
我小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考大学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录取通知书寄来拿到手里，村上给连着放了三天电影，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了，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吃了。大学毕业我姑就在西安上了班、成了家。由于工作忙，没时间管娃，就把我高社叔家女子叫去帮忙看娃。当时给城里人当保姆才刚刚起步，高社叔家女子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进城务工人员。后来娃大了，高社叔家女子就去南方打工去了，再后来就在南方成了家。
以年每当从南方打工回来的大姑娘，穿着连衣裙漂漂亮亮地走在村里的大路上，后面一会儿就能远远的跟一群娃，稍微大一点的总是带头喊着：“城里娃，穿裙子，裙子一揭，沟门子！”一群碎娃一会儿就跟着齐声大喊起来。姑娘也不会恼，从包里拿出来些水果糖，给碎娃们一散，这群拐棒子就高高兴兴地跑散了。后来，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最早只有姑娘们出去打工，村里的小伙子看着姑娘们从南方拿回来的各种新奇玩意，给父母孝敬着打工赚来的辛苦钱，讲述着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繁荣兴旺、时髦穿戴、灯红酒绿，小伙子们的自尊心有些受刺激了，也纷纷踏上了孔雀东南飞之路。
在外打几年工，姑娘们都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不大愿意再回农村生活了。嫁在外地，或者和一起打工的小伙子成家，共同在城里打拼的人不在少数。对门的小红姑虽然在深圳打了几年工回来了，但还是嫁到了兴平县城里。
在外打工的小伙子们也不赖，在外头挣下钱，纷纷给屋里盖起了楼房，娶上了新媳妇。我燕兵哥还通过劳务中介，去日本打了几年工，拿回来不少钱，在咸阳都把房买下了，媳妇专门陪娃在咸阳念书呢！灵醒的小伙子早都打算好了，村里姑娘不回来，咱就把外边的姑娘娶回来。宝宝叔家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外打工时把外地媳妇领回来的。这年头娶个媳妇不容易，看着宝宝叔家两个不掏钱的儿媳妇，把其他人眼红着了，纷纷效仿。村里领回来的外地媳妇也就越来越多了。现在的女子都现实的很，个别外地媳妇来我村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日子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抛下男人子女一去不返的也有。有些事不是想学就能学来的，还有些小伙子打了几年工，即没赚下钱，也没寻下媳妇，三十好几还没有媳妇的大龄青年还有好几个呢！
其实，出去打工也是无奈之举，要是地里的庄稼值钱，谁还出去受那份洋罪呢！
（六）没有句号的终点
现在，村里的路越来越好了、村里的灯越来越亮了、村里的楼房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了，村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都出去打工了，其中有些人也在外边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把父母妻儿接走了，也就不怎么回来了，村里就剩下些老人和孩子。老人的年岁慢慢大了，地里的活越来越干不动了，需要有人帮衬；孩子慢慢长大了，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和管教，但这些简单的愿望，在现实面前，都只能是一种奢望。老人们守着这耗尽自己毕生积蓄才盖起来的楼房，空荡荡的，冷清清的，心里另是一番滋味，嘴里总是嘟囔一句，娃们在外头也不容易！日子还要给前过，能撑一天是一天。年轻人为了生计，他们背井离乡；为了生计，他们眷恋深藏；为了生计，他们拼尽全力；为了生计，他们孤独而忧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周围的符家、马村、田阜等村子相继被拆迁了，我村的拆迁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情。悲乎？喜乎？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自己的帐。虽然在外多年，不常回村，但是根还在这里，魂还在这里。村子要是没了，我不知道，根被拔起之后，我的魂将要飘向何方？会不会像在大海中迷航的小船那样，尽是迷茫，随波逐流，终将成为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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