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全文白話譯文(上):此書告訴你秦為啥統一六國

《商君書》全文白話譯文(上)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題記:此篇記載了秦國實行變法之前革新派與守舊派圍繞該不該變法,為什麼要變法的問題展開的爭論。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侷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商君書》全文白話譯文(上):此書告訴你秦為啥統一六國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遊惰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無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酤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亂農之民欲農,則草必墾矣。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闢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遊事人。餘子不遊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遊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遊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

百縣之治一形,則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令送糧無得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

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題記:本篇共分兩方面內容,一是有關墾荒法令的內容,共有二十條法令,二是對法令的論證和解釋。

不允許官吏留下當日的政務不辦,那樣邪惡的官吏就沒有空閒時間到百姓那裡謀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務不相互拖延,那麼農民就會有充裕時間來耕田。邪惡的官吏沒有時間到百姓中謀私利,那麼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就會有充裕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開墾了。

根據糧食的產量來計算田賦,那麼國家的田賦制度就會統一,而百姓承擔的賦稅才會公平。國家的田賦制度統一了,就會在百姓中有信譽,有了信譽大臣便不敢做不應做的事。百姓的負擔公平,就會謹慎對待自己的職業,百姓慎重對待自己的職業就不會輕易改變。如此百姓就不會議論君主不對,心中也不會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認為君主不對,心中也不恨官吏,那麼壯年農民就會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改做其它行業。壯年人努力從事農業生產,那麼年輕人一定會不斷向他們學習,從事農業生產。年輕人不斷學習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要因為外國的權勢來給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樣百姓就不會看重學問,也不會輕視農業,百姓不認為有學問尊貴,就會愚笨,百姓愚笨無見識,就不會到外國交遊。百姓不到外國交遊,那國家的安全沒有危險。農民不輕視農業,就會努力生產而不偷懶。國家的安全沒有危險,農民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偷懶,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士大夫貴族的俸祿高並且收稅多,吃閒飯的人也眾多,這是危害農業生產的事,就要憑他們吃閒飯的人數收稅,從重役使他們。那麼這些邪僻、淫蕩、四處遊說、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士大夫貴族也沒有辦法多收留食客。這些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就一定務農。人們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商人不準賣糧食,農民不準買糧食。農民不準買糧食,那麼懶惰的農民就會努力積極從事農業生產。商人不準賣糧食,到了豐收年就不能靠賣糧謀利來增加享受了,那麼饑荒之年也沒有充裕的厚利可圖。沒有厚利可圖,那麼商人一定會害怕經商,會想去務農。懶惰的農民努力從事生產,商人也想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供人享樂的音樂和奇異的服裝不準在各郡縣流行,那麼農民在外出勞作時就不會看見奇異服裝,在家裡休息時聽不到使人喪失意志的音樂,那麼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會渙散。到田間勞動時看不見奇異的服裝,那麼他的心思一定會專心在農業生產上。心思專一且意志不渙散,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準僱用傭工,那麼卿、大夫、家長就沒有辦法建築修繕自家府院的房屋,他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兒女就無法不勞動吃閒飯,懶惰的人也不能偷懶,那些靠給人作傭工生活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這樣他們就一定去務農。卿、大夫、家長不建房修房,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受到危害。卿大夫嬌生慣養的兒女和不願從事農業生產的懶漢不再偷懶,那麼原有的農田就不會荒掉,農業生產不會受危害,農民更加努力從事農業生產,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廢除旅館,那麼奸邪偽詐、不安心本職、私下交遊、對從事農業生產遲疑不定的人就不會外出四處周遊,而且那些開旅館的人就沒有辦法謀生,那麼他們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國家統一管理山林、湖澤,那麼討厭務農、怠慢懶惰、非常貪婪的人就沒有吃飯的地方。沒有吃閒飯的地方,那麼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加重收取這些東西的賦稅,讓租稅的數量高出它的本錢十倍,如果這樣的話,賣酒、肉等東西的商人就會減少,農民也就不能縱情飲酒作樂,大臣也就不會荒廢政事而吃喝享樂。從事經商的人少了,那麼國家就不會浪費糧食。農民不能縱情飲酒作樂,那麼農民就不會懶惰。大臣不荒廢政事,那麼國家的政事就不會拖延不辦,君主也就不會有錯誤的舉措。國家不浪費糧食,農民不怠慢放鬆農業,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加重刑罰處罰措施,並且建立聯保組織,使他們互相監視,如果一個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處罰,那麼那些氣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鬥毆,兇狠強悍的人便不敢爭吵鬥嘴,懶惰的人也不敢到處遊蕩,喜歡揮霍的人也不再會產生,善於花言巧語、心懷不良的人就不敢再進行欺詐。這五種人在國內不存在,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讓百姓不能隨便搬遷,那麼就會愚昧遲鈍。百姓愚昧遲鈍就安居不遷移,那些搖唇鼓舌迷惑農民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就一定會去務農了。愚昧無知、性情浮躁多欲唸的人也能專心從事農業生產了,那麼農民就一定會安心務農。農民安心務農,愚昧遲鈍的人也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等同地發佈有關卿大夫、貴族嫡長子以外弟子擔負徭役賦稅的法令,根據他們的輩份讓他們服徭役,再提高他們服徭役的條件,讓他們從掌管為服徭役之人供給穀米的官吏那裡領取糧食,他們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夠獲得,那麼他們就不再四處遊說或投靠權貴,就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國家的大臣諸大夫們,對那些有關博學多聞,能言巧辯,到外周遊居住外鄉之類的事都不準做,更不準到各郡縣去居住遊說,那麼農民就沒有地方能聽到奇談怪論。聽到蠱惑人心的學說。農民沒有地方聽到異端學說,那麼有智慧的農民就沒有辦法脫離他們原來從事的農業,而那些愚笨的農民就會無知識,不喜歡學問。愚笨的農民無知識,不喜歡學問,那麼就會積極務農。有智慧的農民不脫離他們原來所從事的農業,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命令軍隊的市場上不準有女子,還要命令內部市場上的商人自己給軍隊準備好鎧甲兵器,讓他們時刻關注軍隊軍事行動開始時的戰鬥動員;還要讓軍隊內部的市場不能有私自運輸糧食的人,那麼那些奸詐狡猾的人就沒有辦法找到隱藏糧食的地方,偷運來糧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運來的糧食,那些輕浮懶惰的人就不能到軍中市場上游蕩。偷運糧食的人沒有地方出賣,運送糧食的人全由國家派出,輕浮懶惰的人不能到軍中市場遊逛,那麼農民就不能四處遊蕩,國家的糧食就不會浪費,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各郡縣的政令和統治措施必須一致,那麼到期離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沒有辦法弄虛作假來粉飾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隱藏自己的錯誤舉動。錯誤行為不能隱藏,那麼官吏中就會沒有不正派的人。升遷的人不用粉飾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麼官史的從屬人員就會減少,農民的負擔就不會過重。官吏中沒有邪惡的人,農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惡的官吏;農民不用四處躲避,那麼農業就不會受到危害。官吏的從屬小吏少了,那麼徵收的賦稅就不會多。農民的負擔不重,那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就多。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多,徵收的賦稅也不多,農業不受損害,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加重關口、集市上商品的稅收,那麼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就會對經商產生懷疑甚至懶得乾的思想。農民討厭經商,商人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產業懷疑,不願意經商,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根據商人家的人口數量向他們攤派徭役,讓他們家中砍柴的、駕車的、供人役使的、做僮僕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記註冊,並且按名冊服徭役,那麼農民的負擔就會輕,商人的負擔就會重,來來往往送禮的人就不會在各地通行。如果這樣,農民就不會飢餓,做什麼事也不用送禮講排場。農民不捱餓,做什麼事不送禮,那麼他們就一定會對國家讓做的事積極努力,並且個人的事也不會荒廢,那麼在農業上的事就會做好。農業上的事優先發展了,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命令運送糧食的人不能花錢僱別人的車,更不準運糧車輛在返回時攬載私人貨物。車、拉車的牛、車在運糧時的載重量服役時一定要同註冊登記時一致。如果這樣的話,那麼運糧車就會去得迅速回來得也快,運糧的事就不會危害農業生產。運糧不會危害農業生產,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准許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並且給他們送飯吃,那麼奸民就沒有了依靠。奸民沒有了依靠,那麼他們做壞事就得不到鼓勵。做壞事得不到鼓勵,那麼奸民就沒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壞事的人沒有靠山,那麼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農民不會受到危害,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奸不生。奸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

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

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胮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螟、酟、苝雛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酟、苝雛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者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

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遊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遊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之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題記:商鞅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了農戰政策,並從九個方面論述了農戰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據民眾在農戰中的功績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說客、商人不參加農戰,不能受官加爵。

平常國君用來勉勵民眾的是官職和爵位。可是國家得以興旺的根本卻是農耕和作戰。現在民眾用來求取官職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農耕和作戰,而是靠花言巧語和空洞無物的說教,這就讓民眾學習奸詐巧舌,不但不能興國,反而誤導了民眾。誤導了民眾,這個國家就一定會沒有實力;國家沒有實力,這個國家的力量就會被削弱。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他教化民眾都是要求通過專心務農來得到官職和爵位。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會得到官職也沒有爵位。國家廢除空談,民眾樸實而且不放蕩,民眾看見國家給人們的好處都是從農耕與作戰這一途徑發出,那麼便會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就不會苟且謀求其它事。民眾不苟且謀求其它事,國家的實力就會雄厚,實力雄厚,國家就會強大。現在國境內的民眾都說:“農耕和作戰可以逃避,而官職和爵位同樣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華的豪傑都要改變自己的職業,而專研學習《詩》《書》,追隨其它諸候國的權勢,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祿,次一點也能得到一個官職;那些社會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經商,搞稿手工業,憑藉這種方式來逃避農耕和作戰。以上情況都出現,國家就要危險了,國君用以上兩種人來教育民眾,這個國家的實力就一定會削弱。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糧倉雖然滿了也不放鬆農耕;國家的土地廣大,人口眾多,也不能讓空洞無物的言論氾濫,那麼民眾就會淳樸專一。民眾淳樸專一,那官職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官職和爵位,那麼奸猾的人就不會產生。奸民不產生,君主就不會受迷惑。現在國內的民眾以及據有官職和爵位的人看見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談,詭辯的說教來獲得官職和爵位,所以官職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國家的法規獲得。因此這些人進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圖謀自己的私利,用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在下面賣弄權勢,謀取私慾。曲意逢迎君主圖謀自己的私利,就不會對國家有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爵位和厚祿;私下出賣國家權力就不是忠臣;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就是為追求金錢和財利。如果這樣的話,希望升官的下級便說:“財產多了,那麼就能得到高官親安處之。”並且還說:“我不用上金錢財物待奉上級來取得升遷,那麼就會像用貓做食餌引老鼠上鉤一樣,一定不會有什麼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級來求得升遷,那麼就像手牽著已經斷了的墨線想校正彎曲的木材,更加沒有希望了。因為這兩種辦法都不能得到升遷,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眾,到處搜刮錢財來待俸上級而謀求升官呢?”百姓說:“我積極務農,先裝滿國家的糧倉,收取剩下的糧食供養親人,替君主捨生忘死去作戰,來使君主尊貴,使國家安定。如果國家的糧倉空虛,國君地位就會卑微,家庭就會貧窮,假如這樣還不如謀取個官做。”親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會考慮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有才華的傑出人士會專心學習《詩》《書》,追隨外國的權勢;普通人會去經商,搞手工業,都靠這些來逃避農耕和作戰。君主用這種思想教化民眾,那麼國庫的糧食怎能不減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規嚴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歡賣弄,圖謀不軌的人。君主專心於農耕和作戰,所以民眾就不會苟且經營農耕作戰以外的行業,那麼國家的力量就集中到農耕作戰上。國家的力量集中就會強大,國家崇尚空談就會被削弱,所以說,從事農耕和作戰的民眾有一千人,而出現一個學《詩》《書》和巧言善辯的人,那麼一千人都會對從事農耕作戰鬆懈了。從事農耕作戰的民眾有一百人,出現一個人搞手工業,那這一百人就都會放鬆了農耕和作戰。國家依賴農耕和作戰而安全,君主依靠農耕和作戰才能尊貴。民眾不從事農耕和作戰,那是因為君主喜歡虛偽的空談而選用官吏失去了法規。依法選用官吏,國家就能做到社會安定;專心務農,國家就會富強。國家富強而又政治清明,這是稱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稱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罷了。

現在的國君僅憑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來使用他們,那麼聰明的人就會根據君主的喜歡愛恨來討君主的歡心,使官吏處理政務千方百計適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國家選用官吏就沒有了法規,這樣國家就會混亂,而民眾不會專心從事耕作和作戰,善於巧舌遊說的人就更加無法無天了。像這樣的民眾從事的其它職業怎麼會不多,而土地又怎麼能不荒蕪呢?《詩》、《書》、禮制、音樂、慈善、修養、仁愛、謙潔、善辯、聰慧,國家有這十種人,君主就無法讓民眾守土作戰,國家用這十種人治理,敵人到了,國土就一定被割削,敵人不來國家也一定會貧窮。國家沒有這十種人,敵人不敢來侵犯,就是來了,也一定會退卻;如果發兵前去討伐敵國,一定能取勝;如果按兵不動,不去討伐,就一定會富足。國家注重實力,謹慎地進攻。謹慎地進攻,就一定會興旺;喜歡空談的國家輕率地去攻打別國就一定會危險。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並不是能運用萬物,而是掌握了世上萬事萬物的規律和要領。因此他們治理國家的辦法就是辯明要領罷了。

現在治理國家的人多沒有掌握要領。在朝廷討論治國的方法時,說客七嘴八舌眾論不一,都想改變對方的觀點。因此,國君被不同的說法弄得糊里糊塗,而官吏被這些言談弄得昏頭脹腦,國中的民眾也不願意從事農耕。所以那些國家的民眾都變得喜歡空談和巧辯了,更喜歡從事經商、搞手工業,逃避農耕和作戰,如果這樣,那國家離滅亡就不遠了。國家動盪,而那些有知識的人討厭法規,商人善於變化,手工業者無所用,所以這個國家就容易被攻破。從事農耕的人少而靠巧言遊說吃飯的人眾多,所以這個國家就會貧窮危險。那些危害農作物的螟蟲等害蟲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壽命很短,但只要它們出現一次,民眾就會因蟲害歉收,幾年沒有飯吃,現在一個人種地卻供一百人吃飯,那麼這些人比螟蟲等害蟲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如果這樣,雖然《詩》、《書》,每個鄉一捆,每家一卷,對治理國家一點用處也沒有,也不是將貧窮變富有,將弱國變強國的辦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為的君主拋棄空談,依靠農耕和作戰來變貧為富,變弱為強。因此說: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閒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頭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閒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所以治理國家的人都想讓民眾務農,國家不重視農耕,就會在諸侯爭霸時不能自保,這是因為民眾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諸侯國就來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敗。這個國家的土地就會被侵佔,從此一蹶不振,到那時就來不及想辦法了。

聖賢的君主懂得治理國家的要領。因此命令民眾都把心放在農業上。民眾專心務農,那麼民眾就樸實好管理,有誠信就容易役使,民眾誠實便可以用來守城作戰。民眾專心耕種,那麼就很少有奸詐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願遷移,民眾專心於農耕作戰,那麼就能用獎賞和懲罰的辦法來鼓勵上進,民眾專心於農耕作戰,就可以用他們來對外作戰。民眾同君主親近,併為了法度去犧牲自己,那麼他們早晚就會都去從事農耕作戰。民眾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為他們看見靠空談遊說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貴的地位,商人也可以發財致富,手工業者也能以此養家餬口。民眾看到這三種人的職業安適,又可以得財利,就一定會逃避農耕和作戰。逃避農耕,那麼民眾就會輕視自己的居住地。輕視自己的居住地,那麼就一定不會替君主守土作戰。凡是治理國家的人都害怕民眾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眾能將心思集中在農耕上。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一年,國家就能強大十年;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十年,國家就能強大一百年;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一百年,國家就能強大一千年,強大一千年才能稱王於天下。君主制定賞罰作為教育民眾的輔助手段,所以對民眾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國家也就會有成績。

稱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統治民眾的辦法,所以不等君主實行賞罰民眾便親附於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祿而民眾便從事農戰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罰而民眾就拼死效命了。在國家危亡、君主憂慮的時候,巧言善辯的空談之士成群,但對國家的安危沒有任何益處。國家面臨危亡,君主憂慮是因為遇上了強大的敵國。君主不能戰勝強敵,攻破大國,那麼就要修整用於防禦的設施,考察地形,集中民眾力量來應付外來的戰事,這樣災難就可以消除了,而稱王天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應專心於農耕和作戰,清除那些無用的東西,禁止民眾學習那些空洞浮華的學問和從事遊說等不正當職業,讓他們專心於農耕,這樣國家就能富強,民眾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現在各國國君都擔心自己的國家危亡而且軍事力量薄弱,卻願意聽遊說之客空洞的議論,說客們成群結隊,絮煩無有的言談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君主愛聽他們的辯說,不去探求這些言談的實用價值,因此說客們非常得意,無論走在什麼地方都巧言詭辯,一夥又一夥成群結隊。民眾看這些人能用這種本領取悅王公大臣,便都學習他們。於是這些人結成黨羽,在國內高談闊論,誇誇其談,普通人喜歡這麼做,王公大臣高興他們這樣。因此國中民眾務農的人少而靠遊說吃飯的人多。遊說的人多,那麼從事農耕的人便會懈怠,務農的人懈怠了,那麼田地就會荒蕪。學習花言巧語空談成風,民眾就會放棄農耕而高談闊論。民眾放棄農耕,改為靠高談闊論吃飯,並且憑花言巧語獲取尊崇。所以民眾遠離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結隊。這就是使國家貧窮、軍隊薄弱的原因。如果國家憑空談使用民眾,那麼民眾就不喜歡從事農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歡空談不能用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開疆闢土,只有聖明的人治理國家靠專心於農耕和作戰,集中民眾的力量罷了。

《商君書》全文白話譯文(上):此書告訴你秦為啥統一六國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奸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強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

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以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

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強,以宿治者削。

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強。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強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題記:強指百姓不聽政令。本篇談論如何消除百姓不聽從政令的弊端。作者認為去強需要以刑罰,專心農戰,少事商賈也是去強的辦法。

運用強民的辦法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會被削弱;運用刑罰使民眾聽話等措施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就會強大。國家施行善政,奸詐的壞人就一定會多。國家很富強,卻按照窮國的辦法治理,這樣的國家會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國家就強大。國家貧窮卻當做富國來治理,這就叫窮上加窮,窮上加窮的國家會被削弱。軍隊能做敵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強大;對征戰等國家大事能做敵人認為恥辱不願做的事(儒家把發動戰爭看做恥辱)就有利。君主貴在多謀善變,國家貴在法制穩定。國家政務繁多,就會被削弱;國君政務精簡而不雜,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只是滿足守住一千輛兵車的物資,國家就會削弱。行軍征戰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國家就強大;打仗時軍陣安排混亂,士兵不賣力,國家就會被削弱。

農民、商人、官吏三種人是國家有經常職業的人。這三種人產生了六種蝨害;第一是“歲”蝨,農民遊惰,使年歲歉收;第二是“食”蝨,農民不務本業,白吃糧米;第三是“美”蝨,商人販賣華麗的東西;第四是“好”蝨,即商人買賣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蝨,指官吏營私舞弊;第六是“行蝨”,官吏辦事不積極。這六種蝨害生了根,國家必削。農、商、官三種職業的根在三種人身上,而六種蝨害的根,卻在國君一個人身上。能用法律來治國,國家就強。專靠政令來治國,國家就削弱。久任一個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級。治道繁多,國家就會弱小。治道縮小,國家就會強大。人民不守法,國家就會越來越削弱。使人民遞補遵紀守法,國家就會越來越強大,採用使民化為強的政策來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要亡國。採用使民化為弱的政策來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能成就王業。國強而不去戰爭,毒素灌輸於國內,禮樂蝨害就產生了,國家進行戰爭,毒素輸於國外,國內沒有禮樂蝨害,這樣,國家必強。任用有功勞的人,國家就強大。蝨害產生,國家就削弱。農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窮了,商人窮了,農民窮了,這三種人都窮了,國家必被削弱。

國家有《禮》、《樂》、《詩》、《書》、慈善、修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廉潔、智慧這十種東西,國君又不讓民眾去打仗,國家就一定會削弱,甚至滅亡。國家如果沒有這十種東西,君主就是讓民眾去打仗,國家也一定會興旺,甚至稱王天下。國家用所謂善良的人來統治,國家就一定會以生動亂直至被削弱;國家用提倡改革的人來統治,就一定會治理好,一直到強大。國家採有用《禮》、《樂》、《詩》、《書》、慈善、修養等儒家思想來治理,敵人來了,國家一定被削弱;敵人不來入侵,國家也一定會窮。不採用這八種儒家思想治理國家,敵人就不敢來入侵,即使來也會被打退。如果發兵去討伐別的國家,就一定能奪取土地,奪取了土地還能夠佔有它;如果按兵不動,不去攻打別國,就一定會富足,國家喜歡實力,談到攻伐就會謹慎。國家喜歡空談,談到攻伐就會輕妄。國家用慎重的態度去攻打別國,用一分力氣得到十倍的收穫;國家用輕妄的態度攻打別國,出十分的力氣,能喪失百倍的利益。

加重刑罰,慎用賞賜,那麼國君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死為君主效命。興盛的國家,使用刑罰,民眾以為對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懼;使用賞賜,民眾也認為對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國家沒有實力,卻使用智謀和欺詐的辦法,國家就一定會滅亡。對於膽小的人用刑罰來讓他們作戰,一定會勇敢;勇敢的人使用獎賞的辦法,他們就會不怕犧牲,捨生忘死去作戰。膽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犧牲,國家就沒有對手,這樣的話就強大。國家強大就一定能稱王天下。用刑罰來約束窮人,讓他們去務農,那就會富,對富人使用獎賞,讓他們用錢糧買官,那就會變窮。治理國家能讓窮人變富,富人變窮,那麼這個國家就能實力雄厚,稱王天下。稱王天下的國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罰,十分之一的賞賜,強大的國家刑事罰佔十分之七,賞賜佔十分之三,弱國的刑罰佔十分之五,賞賜也佔十分之五。

國家專心從事耕戰一年,就能強大十年,專心從事耕戰十年,就能強大一百年;專心從事耕戰一百年,就能強大一千年。能夠保持一千年都強大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國家有威嚴,就能以一取十,憑藉名聲來取得實力,所以能夠有威勢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能積蓄實力卻不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會削弱;能積蓄實力也能使用實力的,叫攻打敵國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因此,消滅蝨害,使用實力,攻打敵國這三點,國家使用當中的二項,捨棄當中的一項,一定強大;假如三項全用,國家就會有威力,稱王天下。

政事在十里之內才能做出決斷的,國家就弱,在五里之內能做國決斷的,國家就強大。在當日就能處理好當天的政務,就能稱王天下,在當夜才能處理好當天的政務,國家就強大,第二天才能處理好當天政務的,這樣的國家就會被削弱。

登記民眾的人數,活著的登記造冊,死了的人要從戶口冊上消除掉。如果這樣,民眾就不能逃避稅租,田野上就沒有荒草,那麼國家就能富足,國家富了也就強大了。

用刑罰消除刑罰,國家就能大治;用刑罰招致辭刑罰,國家會混亂。所以說:加重刑于輕罪,弄罰就是不用也能將事情辦成,這樣的國家才能強大;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用刑輕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罰,犯法的事情卻不斷髮生,

國家會被削弱,重的刑罰產生實力,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惠,恩惠從實力中產生。崇尚實力能用來成就勇敢作戰,作戰才能產生出智慧和計謀。

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這種東西價格低賤,而從事農耕的人多,買糧食的人就少,農民就貧困,奸詐的商人就活躍,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麼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麼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

強國要知道十三個數目:境內糧倉數、金庫數、壯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數目;老人、體弱者數目,官吏、士人的數目,靠遊說吃飯的人數,商人的數目,馬、牛、喂牲口飼料的數目。想要使國家強大,不知道國家的這十三個數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眾多,國家也難免越來弱,直到被別國分割。

國內沒有對君主有怨言的民眾叫強國,如果發兵去攻打別國,那麼就要按軍功的多少授予他們官職和爵位,就一定會取勝。如果按兵不動,從事農耕,那麼就按生產繳納糧食的多少,授予官職和爵位,國家就一定富裕。發兵打仗就能戰勝敵人。按兵不動就富足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奸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奸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為言,難為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

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

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強而無蝨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于九而賞出一。刑于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奸;四難行,則兵無敵。

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

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治明則同,治暗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不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題記:商鞅在這一節論述瞭如何治理民眾的問題。

巧言善變,聰明有智謀,是民眾違法亂紀的助手;儒家繁瑣的禮節,使人渙散意志的音樂,是導致民眾放蕩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擔保、舉薦,是罪惡的庇護所。壞事有了幫助才能四處流行,放蕩有了引導才能做起來,錯誤有了根源才能產生,罪過有了庇護的場所就無法制止。這八種東西結成群,民眾就會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國家就會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壓制住民眾,兵力就會強大。所以,國家如果有這八種東西,國君就沒有辦法派遣民眾去防守和打仗,國家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國家沒有這八種東西,國君就有辦法役使民眾去防守和打仗,國家就一定興旺,直到稱霸天下。

用所謂的善民治理民眾,那麼民眾就只愛他們的親人;用所謂的奸民治理民眾,那麼民眾就會遵守國家的法制。民眾結合起來就會互相掩蓋過失,這就是所謂的善;使民眾疏遠分開,互相監督。這就是所謂的奸。表彰所謂的良民,民眾的罪過就會被掩蓋起來;任用所謂的奸民來治理,那麼民眾中的過錯就會受到懲罰。民眾的錯誤被掩蓋,那麼民眾就會凌駕在法規之上;民眾的罪過受到懲罰,那麼國家的法規就能壓住民眾。民眾凌駕在法規之上,國家就會混亂;法規限制住民眾,國家的兵力就強大。所以說,用所謂的良民整理國家,國家就一定會亂,直到被削弱。用所謂的奸民治理國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國家,直到強大。

國家用難以獲得的實力去攻打其他國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國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談去攻打其他國家,用一分力量會損失百倍的力量。國家喜歡實力,這叫用難以得到的東西去攻打別國。國家喜歡空談,這叫用易於獲得的東西去攻打別國。民眾喜歡做空談之事,國家就難以役使他們去從事農耕和作戰,國家的法規督促民眾作難以做到的事,戰爭中利用民眾這些實力去攻打別國,動用一份力量能獲得十倍的收穫;國家的法規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戰爭中用民眾所難具備的東西攻打別國,那麼出十分的力量會損失百倍。

刑罰重了,爵位顯得尊貴;賞罰少了,刑罰才更威嚴。爵位尊貴,這是君主愛護民眾;刑罰有威嚴,民眾才能拼死為君主效命。所以強盛的國家使用刑罰,民眾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獎賞,那麼君主就會受到尊重。法令周詳,那麼刑罰就會繁多;法令簡明,那麼刑罰就會減少。民眾不服從管治國家就會混亂,混亂了又去治理它,就會更亂。所以治理國家要在社會安定的時候,那麼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亂的時候去治理,就會更亂。民眾的心情本來希望國家安定,他們做的事情卻是國家混亂。所以使用刑罰,對民眾犯的輕罪施行重的刑罰,那麼輕微的犯罪就不會發生,嚴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現了。這就叫國家安定的時候去治理。使用刑罰,犯重罪的重罰,犯輕罪的輕罰,那麼輕微的犯罪不能制止,嚴重的犯罪就更無法制止了。這就叫在民眾亂的時候去治理。所以輕罪重罰,那麼刑罰能除掉而事情也能辦成,國家就會強大;使用刑罰有重有輕,那麼刑罰雖然用了,犯罪的事卻仍然發生,國家就會被削弱。

民眾打仗勇敢,那麼國君就應該用民眾想要的爵位來獎賞他們;民眾膽小,那麼就用他們討厭的刑罰消除他們的膽怯。因此,對膽小的民眾用刑罰出去膽怯,那麼他們就會變得勇敢;對勇敢的民眾使用獎賞,那麼勇敢的民眾就會拼死效力。膽小的民眾變勇敢,勇敢的民眾拼死效力。所向無敵的國家,一定能稱霸天下。

民眾貧窮,那麼國家就弱,民眾富裕,那麼就放縱自己,民眾放蕩就會產生蝨害,有了像蝨子一樣的危害,國家就會被削弱。所以對窮人用刑罰,迫使他們務農以增加收入,這樣就會富足;對富裕的人用鼓勵他們買官的辦法,使他們減少財富,就會變窮。治理國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貧窮的變富裕,富裕的變貧窮。貧困的變富裕,國家就會強大;富裕的變貧困,農民、官吏、商人這三種職業就不會有蝨害產生。國家能長久強大,有沒有蝨子一樣的危害產生,一定能稱霸天下。

刑罰(實際上是指實行法治)能產生實力,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惠,恩惠從刑罰中產生。因此刑罰多了,那麼獎賞就豐厚了;獎賞少了,那麼刑罰就顯得過分嚴厲了。民眾有喜歡的也有討厭的,民眾所喜歡的事中有六種放蕩的事情,他們討厭四種難做的事。國家放任民眾中這六種放蕩的事,國家實力會被削弱;國家推行四種民眾畏難的事,兵力就強大。所以能稱霸天下的國家,刑罰就用在九個方面,獎賞卻只從農戰這一個方面出。刑罰用的面多,那麼六種放蕩的壞事就能制止;獎賞從農戰這一個方面出,那麼四種畏難的事就能推行。六種放蕩的事情被制止,那麼國家就沒有奸邪,四種難做的事能推行,那麼軍隊(在列國中)就沒有敵手。

民眾所想得到的東西很多,可是能獲得爵位的途徑只要農耕和作戰一條路,民眾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過這條路,那麼就無法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民眾必須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那麼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國家就會強大。國家力量集中又用來對外對外打仗,國家就會更加強大。因此,能夠創造實力而又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攻打敵人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堵塞謀求個人私利的門路,用來斷絕民主的妄想。只打開獎勵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這一條路,用來滿足民眾的需要。讓民眾一定先做他們所厭惡的,然後獲得他們想得到的東西,所以國家的實力才能雄厚。實力雄厚卻不使用,那麼民眾得到爵位的願望就會落空了;民眾謀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麼民眾就會產生私心;民眾有了私心,那麼國家的實力就會被削弱,因此,能夠創造實力,不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國家,一定會被削弱。所以說:能夠稱霸天下的國家,不儲存實力,民眾家中也不囤積糧食。國家不儲存實力,是為了調動民眾的力量;民眾的家中不存糧食,是國家要把糧食儲藏在官倉中。

治理國家有幾種情況:在民眾的家中能決斷是與非的國家,能稱霸天下,由官吏來決斷事情的國家就強大,由國君來決斷事情的國家就弱。輕罪重罰,刑罰就能去掉。按法規來選用官吏,國家就能治理好。要減少刑罰,就要在民眾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眾互相監督,互相約束,對那些揭發犯罪者的獎賞不可失信。發現奸邪一定要告發它,那是由於民眾的心中能判斷是非。國君發佈的命令民眾明白應響應。器物在民眾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確。所以成霸業的君主如何實行獎賞和刑罰在民眾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該是什麼樣在民眾家中能明確一樣。社會政治清明,那麼民眾就會心齊,社會正當黑暗,民眾對問題就會產生異議。民眾同君主的意見相同,國家的法令就能執行,民眾同君主政見不同,國家的法令就不能實行。國家的法令就能執行,國家就能治理好。國家的法令就不能實行,國家就會混亂。國家能治理好,是因為民眾在家中就能判斷對錯。國家混亂,那就要君主做決斷。治理國家最可貴的是在民眾中作出決斷,所以十個村子以內做出決斷的國家弱,在五個村子以內做出決斷的國家強。事情在民眾家就能決斷地,官府的辦事時間就會不足。因此說:在當夜把一天的事處理好的國家強大。政事必須由君主來決定的國家就會忙亂。所以說第二天才以能處理好政務的國家會削弱。因此,實行法治的國家,官吏處理政務不必聽從君主,民眾處理事務也不必聽從官吏。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 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 谷足以供其利,藪澤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數千裡,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

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闢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故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徵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題記:算地就是計算土地,這一節中商鞅論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充分利用土地與強國的關係。

一般國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戰時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開墾荒地時不計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狹小而人口眾多,人口的數量超過了國家所擁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寬廣而人口少,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人口數量超過國家擁有的土地,就一定要開闢疆土;土地面積超過人口,就要想辦法招來人口開荒。要開闢疆土,就要成倍地擴大軍隊的數量。可是人口超過了國家佔有的土地,那麼國家取得的功績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那麼國家的山林,湖澤、財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棄自然資源,任民眾放蕩,遊手好閒,這是君主在事業上的過失,可是現在從君主到臣民都這麼做,因此,人口雖多而軍隊的實力卻很弱,土地雖廣而國家的實力卻很少。

過去君主統治國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澤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佔國土面積的十分之四,這是前代帝王的正確規定。所以治理國家給民眾分配耕地使人數少於耕地數。每個農民分得五百畝,國家得到的稅收不足以養活一個士兵,這是因為土地不足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土地方圓百里,派出兵士一萬人,人數少於土地數。最好的辦法是,讓國家可耕種的土地足以養活那裡的民眾,山地、森林、湖泊、沼澤、山谷足夠供應民眾各種生活資料,湖泊、沼澤的堤壩足夠積蓄水源。因此,軍隊出征作戰,糧食的供應充足而財力有餘;軍隊休息時,民眾都從事農耕,而積存經常富足,這就叫利用土地備戰的規則。

現在君主擁有方圓幾千裡的土地,而糧食還不夠用來準備打仗,裝滿糧倉,可軍隊卻與鄰國為敵,所以我為君主擔憂這件事。土地廣大卻不去開墾,同沒有土地相同,關鍵在於開墾荒地;用兵的辦法關鍵在於實行統一的獎賞。堵塞民眾從耕戰之外獲得私利的途徑,那麼民眾就一定會歸屬到農耕上;民眾歸屬到農業上,就一定淳樸。民眾淳樸,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獎賞。那麼民眾的力量就會凝聚在對敵國打仗上,如此就定能獲勝。根據什麼知道會這樣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眾樸實,就會造就勤勞的品質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氣,人貧窮了就會產生智謀而衡量個人得失。肯奉獻自己的力氣就會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齊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餓了就要尋找食物,勞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歡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個人私利時,就會違背禮制的規定;追求名譽時就會喪失人性的特徵。根據什麼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向上違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丟失了臣子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受到恥辱而生命有危險,他們仍然不想停止,這是因為利益關係。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溫暖皮膚,吃的不能填飽胃腸,為的是磨練自己的意志,辛勞自己的四肢,從傷害自己的五臟,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這不是人性的普遍規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名利。所以說名和利聚集到一塊,那麼民眾就會順從它。

君主掌握著給民眾名和利的大權,而能獲得功績和名聲的根本是依靠統治方法。聖明的君主弄清權力的情況而掌權,弄明白統治方略再役使民眾。統治方法,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以,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喪失了統治政策卻不危險,君主沒有統治方法而國家不混亂的情況從嚴也沒有過。現在君主想要開闢土地,統治民眾卻不明白統治政策,想讓大臣各盡職盡責而不確立治國方法,所以國家有不服從的民眾,君主有不聽命的大臣。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在國內讓民眾來隸屬於農業,對外讓民眾考慮對敵作戰。從事農耕,是民眾認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眾認為最危險的事。民眾做自己信為痛苦的事,幹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是出於一種打算。所以民眾活著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死就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望。對民眾所追求的名和利的來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來源是土地,那麼民眾就會竭力耕地;名譽來源於對外作戰,那麼民眾就會拼死打仗。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那麼荒地就不會荒蕪;對外讓民眾拼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能戰勝敵國而荒地又不荒蕪,富強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現在不是這樣。國君更加賣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他們身上有堯舜一樣的品德,但他們所建立的功績卻趕不上商湯和周武王。這是因為他們掌握權柄的過錯。請讓臣說說他們的過錯。治理國家假如放棄權力而任用喜歡空談的人,那麼雖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績卻少。因為使用《詩》、《書》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輕視君主;作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作用勇士,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喜歡空談的人的資本在於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於他的高潔心志,勇士的資本在於勇氣,手工業者的資本在於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於他自身。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到了國外都投靠外國挾帶藉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私門,就是像堯、舜這樣的賢明君主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因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就能建立功業。聖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東西勝過他們難以擁有的東西,必須用他們難以具備的東西來超過容易獲得的東西。如果人們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戰勝他們,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戰勝他們。由於人們愚昧,那麼他們就不會吝惜自己的力氣而難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願出力氣。古代神農教會人們耕田而成為天下帝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軍隊而征服一天下諸侯,這是因為諸侯們屈服於他們的強力。現在世人多機巧而且民眾多放蕩,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的時候,可是君主們卻做神農當年做的事,順從世俗的禁忌,放棄了法治。所以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也混亂,這是因為他們特別認真去做的事情都錯誤的結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麼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制定禁令,用來限制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麼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裡,而很少去託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裡就會淳樸,託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盡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制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麼國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刑罰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麼百姓就邪僻遊蕩,不以刑罰為苦,對於君上存著僥倖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於一個門路,那麼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騙。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著錦衣,吃著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制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設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勳。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則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徵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並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題記:開塞即開已塞之道。商鞅所說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湯和周武王用武力統一天下的道路,他認為時代已經變化,反對用儒家仁政一統天下。

開天闢地之後人類誕生了。在這個時候,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他們處世的原則是愛自己的親人,喜歡私利。愛自己的親人,就會區別親疏,喜歡謀求私利,就會心存邪惡。人多,又都區別親疏,心存邪惡為自己,那人類就會混亂。這個時期民眾都盡力制服對方來竭力爭奪財物,這樣就發生的爭鬥。發生了爭鬥又沒有一個正確的準則來解決,那人們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賢人確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確標準,主張無私,因此人們喜歡仁愛這一準則。此時只愛自己親人的狹隘思想被廢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確立了。凡是講仁愛的人,都把愛護、方便別人當作自己的事務,而賢德的人把推舉賢人當作自己的處世原則。人口眾多,而沒有制度,長期把推舉賢人作為治理準則,就會發生混亂。所以,聖人順應當時社會的發展形勢,制定了關於土地、財貨、男女等的歸屬權。名分確定了而沒有制度不行,因此設立了法令;法令確立了而沒有人來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設立了官職;官吏有了而沒有人統一領導不行,所以設立了君主。君主確立了崇尚賢德的思想就廢除了,而尊重顯貴的思想又樹立了起來。如此看來,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人們的思想是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吏。崇尚賢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則是推舉賢人,可是設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賢人的準則沒有用了。親近親人,是以自私自利為原則,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這三個不同時代,不是做的事互相違背,而是人們原來遵循的規則有問題,所以人們原來重視的東西更改了,這是因為社會形勢變了,而人們所要施行的標準也就不一樣了。所以說:統治天下的原則是有規律的。

君主統治天下的標準是一個方面,而大臣輔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標準又是一個方面,他們所奉行的的原則不同,而他們所遵行的準則卻只有一個。所以說民眾愚笨,那麼智慧就能稱王天下;世上的人聰明,那麼雄厚的實力就可稱王天下。民眾愚笨就會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聰慧,就智七有餘有實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學,力量用盡了就會服輸。所以神農教會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而稱王天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實力而征服了諸侯,這是屈服他的實力。民眾愚笨,心中沒有知識,就要向別人請教;貢人聰明,可是當用盡力量時就會屈服。所以靠智慧稱王天下的就會拋棄刑罰,用實力來征服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眾。

聖人不效法古代,也不侷限於現狀。效法古代就會落後於時代,侷限於現狀就會阻礙社會民發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時代。三代統治方式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所以建立王業有一定原則,而守住王業的辦法卻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用武力奪取天下,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業靠的卻是禮制。現在強國致力於用武力兼併別國,弱國所做的事是盡力防守,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夏兩個時代,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商湯、周武王統一天下的方法已經被塞堵很久了,可現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第四個像夏、商、週三代那樣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今天我願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現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現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罰。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現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現在二者名實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確立民眾所喜歡的,那麼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確立民眾所討厭的,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人憂慮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樂就放蕩,放蕩了就會產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沒有邪惡的事發生,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我所說的刑罰,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而現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治理民眾的人,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民眾一定受害於他們討厭的東西。

政治修明的國家,刑罰多而賞賜少。政治混亂的國家,賞賜多而刑罰少。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家,刑罰有九分,賞賜有一分。削弱的國家,賞賜有九分,刑罰有一分。人的罪過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罰有重有輕;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賞賜有多有少。這兩項是世人常用的法則。但是刑罰加在人民已經犯了罪的時候,奸邪就不會斷絕。賞賜用在人民所認為“義”的上面,那麼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罰不能除去奸邪,賞賜不能遏止罪過,國家必亂。因此,成就王業的國君,把刑罰用在人民將要犯罪的時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產生;把賞賜用在告發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過也不致漏網,治理人民能夠使大的奸邪不產生,使小的罪過不漏網,國家就治理好了。國家治,就必定強。一國這樣做,他的國家就可以單獨治安。兩國這樣做,戰爭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這樣做,最高的道德就會重新建立起來。所以我認為殺戮、刑罰能夠歸於道德,而“義”反倒合於殘暴。

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亂,所以要求有首領。如此看來,天下的人之所以願意有首領,是為了追求天下安定。現在有君主而沒有法規,它的危害程度與沒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規而不能制止混亂和沒有法規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沒有國君,卻又喜歡超越他的法律約束,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感到不明白。對天下民眾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全的益處大的事,而治理國家沒有比確立君主的統治地位大的事。確立君主的原則沒有比施行法治的意義大的;實施法治的任務,沒有比除掉邪惡急需的了;去掉邪惡的根本沒有比嚴厲刑罰更厲害的了。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罰歸勸民眾;追究民眾的過錯,不理會民眾的善舉,用刑罰除掉刑罰。

《商君書》全文白話譯文(上):此書告訴你秦為啥統一六國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遊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奸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奸。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奸蝨。故摶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窺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奸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幹。故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題記:壹言就是論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

凡是建立國家,對於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國家的政務不可不謹慎處理,國家該從事的根本之業不能不集中。國家的制度合於時勢,那麼國家的風格就能改變,而民眾就遵守服從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麼官吏中就不會發生邪惡的的事;國家的政務統一,那麼民眾就服從國家調用;國家所從事的根本之業專一,那麼民眾就會聽從使用;事業集中,那麼民眾就會喜歡農業而願意打仗。聖人確立法令政策、改變風俗的目的,是讓民眾早晚從事農耕,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眾所以肯為國家拼死效力,那是因為君主在朝中設立榮譽名稱和爵位,設置了明確的獎賞和懲罰的制度,民眾不用靠空談、請託私人門路便能為國家立功。民眾所以喜歡從事農耕而願意打仗,是因為看見君主尊重從事農耕和作戰的人士,輕視那些喜歡空談和靠技藝吃飯的民眾,更鄙視到處遊說的人。所以民眾專心從事農戰,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會在國中顯貴,進入朝廷為官。君主打開為國家出力的門路,而堵住為權貴效命的行私請託的門路,用這種辦法達到吸引民眾力量的目的;為私人效力不能在國家中顯達,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請託。如果這樣,為國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勵,那麼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實現,而荒地就能得到開墾了,四處遊蕩的民眾就會停止,而邪惡的犯罪現象也就不會發生。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專心從事務農作戰,國家就會強大;能夠使民眾從事根本之業(農耕),禁止商業、手工業,國家就會富足。

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也能消耗民眾的力量。制度清楚,民眾的力量就能集中,民眾的力量集中了卻不消耗使用不行,民眾為國家出力卻得不到回報,那麼就會發生動亂。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他集聚民眾的力量是為了使國家富裕,使軍隊強大;消耗民眾的力量,是為了消滅敵人鼓勵民眾立功。如果國君只打開為國出力受賞的門,而不堵住為私人效力請託的門路,那麼民眾的智謀就會增長;民眾的智謀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麼就會發生邪惡的事。堵住私人門路而不打開為國家出力受賞的門路,那麼民眾就會糊塗愚昧;民眾糊塗又不被使用,那麼民眾的力量就無處用;民眾的力量無處使用,又不用來攻打敵國,那麼就會產生蝨害。所以集中民眾的力量用於專心務農,消耗力量用來攻擊敵人。治理國家貴在使民眾努力的方向一致,民眾專一那麼就淳樸,淳樸就會務農,民眾務農就會變得勤勞,勤勞就會富裕。讓富人用錢買官爵,消耗他們的財產,他們就不會放蕩;用刑罰制止他們放蕩,就會去務農。所以能集中民眾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會亂,只能使用民眾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滅亡。因此君主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國家就強大;國家不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這個國家就會被削弱。

民眾沒有治理好,這是因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國家的法規不能嚴明執行,那是因為國君助長了動亂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鬆統治措施,不能助長動亂因素;國君掌握大權,主持朝政,根據法律治理國家,在朝堂上捕獲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沒有邪僻的行為;獎賞、刑罰決斷得有憑據,做出的各種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規矩。如果這樣,那麼國家的制度清楚而民眾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設置的爵位尊貴,而各類人物也能被任用。現在列國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眾,卻滋長了產生動亂的因素。並不是他們樂意讓民眾亂,這是因為他們固守過去的陳規舊習而沒有弄清楚當前的形勢。這樣的話,他們對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東西卻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現狀卻趕不上時代的發展,不明白社會風俗在變化,不瞭解治理民眾的情況,因此濫用獎賞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罰,減少刑罰又使獎賞沒有效用。君主設立了刑罰可民眾不服從,獎賞的財務用盡了邪惡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眾對於國君,都是先接受刑罰的約束而後受到獎賞。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現狀,根據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來制度適應的政策,考察社會風俗來制定法令。假如對法度的確立不考察民眾的具體情況設立它,就不會成功;對政策確立能適應當時形勢要求使用它,就不會相牴觸。所以英明稱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國家,一定慎重去做,認真考察情況,將思想集中在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上。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併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裡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

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題記:錯通“措”,就是施行的意思。可譯為實行法治。

我聽說: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眾就沒有犯罪的邪惡行為;發動戰爭,就會造就幹練的人才;實行賞罰,軍隊就會強大。這三個方面是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眾沒有邪惡行為,這是因為國家的法度嚴明而民眾認為對自己有利;進行戰爭能造就人才,這是因為功勞分明,民眾就全心全意為國家出力;施行賞罰軍隊力量強大的原因是指爵祿俸祿而說的。爵位俸祿是軍隊用來獎賞的財物。因此,君主頒發賜予爵位俸祿,必須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國家就會一天天強大;遵循原則不公正,國家就會一天天削弱。所以發出爵位俸祿的原則公正還是不公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那些被削弱的國家,亡國的君主,並不是沒有頒發爵位俸祿,這是因為他們頒發爵祿所用的方法是錯誤的。三王五霸,他們所運用的方法不過是授予爵位、獎賞俸祿,可是他們所達到和功效與其他君主相比高一萬倍,原因是他們獎賞爵祿的原則正確。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眾時,重用他們,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國家的功勞,獎賞他們一定要加在他們在功績上。論功行賞原則明確,那麼民眾就會爭著立功。治理國家能讓民眾爭著立功,那軍隊就強大了。

本來是處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隸,這是因為貧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國家卻相互兼併,這是因為國家強弱不同;因為擁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國家有的強大有的弱小,這是政治昏庸與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擁有道路與居報,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眾就能吸引過來;假如置身於進行買賣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財富。戰友有土地就不能說貧窮,擁有民眾就不可以說自己弱。土地被正確使用就不愁沒有財富;民眾被正確役使,就不會懼怕強暴的敵人。君主的品德聖明,法令能執行,那麼就能使民眾所有的力量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東西,役使不屬於自己的民眾。

英明的君主所重視的,只是按照實際情況授予官爵,依據實情授予爵位,使他們感覺到榮耀顯貴了。假如不榮耀,那麼民眾就不急於得到爵位;假如覺得不顯貴那民眾就不會追求爵位;爵位容易獲得,那麼民眾就不認為君主賜給的爵位尊貴。頒發爵位,給予俸祿獎賞不遵循正常的門路,民眾就不會拼死爭奪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歡和討厭的東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眾。因此君主不能不瞭解清楚民眾的愛好和厭惡的習性。民眾的喜好和厭惡是使用獎賞和刑罰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歡爵位俸祿而討厭刑罰,所以君主設置這兩樣逢迎民眾的志向,而設立民眾想要的爵祿。民眾用盡了力,那爵位也隨著得到,建立了功績,那獎賞也跟著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讓他的民眾相信這一點像想念明亮的太陽和月亮一樣,那軍隊就會天下無敵了。

君主有爵位頒發,軍隊的實力反而弱,有俸祿發放,可國家依然貧窮,有的國家法度確立了,而社會政治還是亂了,這幾種情況是國家的禍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寵臣的求情請託,而把有功勞的人放在後面,那爵祿頒發了,而軍隊就實力就削弱了。民眾不拼死作戰而利祿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祿發放了而國家卻貧窮了。法令沒有標準,而國家的事務一天天增多,結果是確立了而社會政治混亂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眾使他們一定用盡全力來謀求立功的事,功績建立了,而富貴便隨之而來,除此之外國家沒有私下的獎賞,所以國家的政令就能夠成功執行。像這樣就會君主英明,臣子忠誠,政績顯著而軍隊強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根據民眾為國家出力的情況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據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擔憂不勞累便將功績建立了起來。

法度的標準確立了,法令才可以執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對待自己。離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鳥獸身上細小的毛卻不能將他的好眼力轉給別人,烏獲能舉起上萬斤的重物,卻不能將大力氣轉給別人。聖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稟性,也不能轉給別人,但是功業卻可以建立,這是因為憑藉法治啊。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鬥,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故輕死。

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

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眾,則勝負可先知也。

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若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

其過失,無敵深入,偕險絕塞,民倦且飢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題記:戰法就是作戰方法,本篇論述了作戰致勝的根本原則。

一般說來,戰爭的策略必須以政治上的勝利為根本。有政治上的勝利,人民才不爭奪。人民不爭奪,才不逞個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為意志。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君的政治,使人民鄉里械鬥就膽怯,和敵人作戰就勇敢。人民習慣於用力量攻打兇險的地方和強悍的敵軍,所以沒有怕死的心情。

看見敵兵像水決一般地崩潰,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說:“大戰打勝了,追趕敗兵,不要超過十里。小戰打勝了,追趕敗兵,不要超過五里。”

軍隊一動,先要衡量敵國。我們的政治趕不上敵國,就不要和它作戰;我們的糧食趕不上敵國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敵兵比我們多,我們就不要做進攻的客軍;敵國一切都趕不上我們,我們就向它進攻,不必猶豫。所以說:用兵的重大法則在於謹慎,研究敵情,考察雙方兵力的多少,或勝或敗,是可以預先知道的。

稱霸天下國家的軍隊,打了勝仗不驕傲,打了敗仗不抱怨。打了勝仗不驕傲,是因為戰術高明,打了敗仗不抱怨,是因為知道了打敗仗的原因。

如果敵我雙方軍隊實力強弱相當,將領的水平超過敵人的就能獲勝,將領的水平不如敵人的就會打敗仗。假如戰前的決策出朝廷的謀劃,將領超過對方的會取勝,將領不如對方也能取勝。在政治上長期掌握獲勝的戰術,國家就一定能強大。直到稱王天下。如果民眾服從並聽信君主的治理,那麼國家就會富強,而且軍隊打勝仗,執行這一原則,就一定能長期稱王天下。

用兵的錯誤,要害是輕敵冒進,使軍隊背靠險地,渡過邊塞,使眾人疲倦而飢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這是錯誤的用兵方法。所以將領役使民眾,像騎一匹馬似的,不能不小心啊。

圖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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