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蔣旖旎

“哎呀”是勞拉在中國學會的第一句普通話。

她照顧的小女孩真真開懷大笑，勞拉會指著真真告訴旁人“哎呀，she is so happy（她真開心）。”聽到自己的僱主講了一個令她驚歎的社會新聞或八卦，她立馬瞪起眼睛叫道“Really（真的嗎）？哎呀！”面對僱主一家人用餐完畢後還剩下不少的飯菜，她也會發出“哎呀”的惋惜聲，並在自己開始吃飯的同時不停說著“Finish，finish（吃完它）。”試圖勸說他們能多吃點。

但“哎呀”也是勞拉唯一會說的普通話，這讓她有時會在家以外的地方陷入窘境。剛來中國不久時，勞拉跟隨僱主一家開車外出。到了目的地僱主去辦事，勞拉和孩子坐在車裡等待。不到三分鐘，一個穿著保安制服的人來敲車窗，對著勞拉嘰裡咕嚕說了一堆。

她自然是一個字都聽不懂，便不停擺手。那人見她冷漠的樣子，言語變得激烈起來。孩子被嚇哭，勞拉忙去哄，但車窗外的人卻不罷休，指手畫腳說個不停。

好在僱主及時趕到解了圍——原來保安誤以為他們沒有在那處的停車許可，還覺得勞拉是裝作不明白。“我以為就是皮膚黑一點嘛，誰知道是外國人。”保安聽勞拉的僱主解釋後這樣說道。

等待僱主辦事的時候，勞拉帶著孩子在優衣庫的童裝區閒逛。

當然，這都是僱主之後告訴勞拉的，但她自己也開始思考之後要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如今勞拉已經能聽懂大多數的普通話日常用語——聽到孩子告訴媽媽明天想穿哪件衣服，勞拉不需再用英語指示就可以準備好；僱主跟來家中玩的朋友說一會兒嚐嚐新茶，她就會立刻去廚房燒水。

可要是語言表達，她還是說不出口——“你好”說成“你吼”，“謝謝”說成“靴靴”，勞拉覺得自己的發音遠不足以在陌生人面前開口，說不定還會引起更大的誤會，所以她選擇不說。在外時有陌生人提出要求，能聽懂的她就直接去做，不懂的她還是擺手，偶爾會補充兩句每個人都明白的“no no”，讓人注意到她是外國人，基本上也能解決大多數問題。

來到中國大陸三年，勞拉從未考慮過學習這裡的語言：僱主通常都可以說英語，她自己也不單獨外出，更沒有需要見面的朋友。比起語言問題，她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顧僱主一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還有掙更多的錢，寄給遠在菲律賓的家人。

去香港，掙“大錢”

勞拉今年50歲，第一次做菲傭是在25年前。大學學習醫學影像專業的她，畢業後在家鄉的一家醫院工作了三年。那時的工資每月有10000菲律賓比索（當時約1500人民幣），足夠勞拉生活，但身邊的朋友告訴她，去香港可以掙到14000（當時約2000人民幣）甚至更多。“在那個年代，那真的是一筆不少的錢，”勞拉回憶說，“這樣的機會沒有人會不動心。”1994年，和朋友們一起，她登上了去香港的飛機。

早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香港社會就出現了菲律賓傭工，最初多為英美家庭僱傭。到了7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推行輸入外籍家庭傭工的政策。當時菲律賓因全球石油危機正陷入經濟逆境，遂於1974年容許國民前往海外工作。隨著香港中產家庭數目急升，經濟迅速增長，外籍勞工的規模也日益上升。在勞拉前往香港的後一年，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表明，在港的外籍傭工已達157000人，比起1982年的21500人增長超過六倍。

留宿家傭是指會在僱主家裡留宿，負責照顧兒童老人、煮飯、清潔洗衣等數項工作的幫傭。在香港，幾乎所有的留宿家傭均為女性，男性僅佔1%。年齡方面，大部分留宿家傭頗為年輕：勞拉去往香港前一年的1993年裡，約44%的留宿家傭在30歲以下，37%介乎30至39歲之間。這其中，56%的留宿家傭從未結過婚，78%曾受中學或預科教育，像勞拉一樣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佔8.4%。

即使如此，學歷並不能幫助勞拉在這個行業中有更大的競爭力，朋友許諾的每月14000菲律賓比索（當時約2150港幣）是可以輕易賺到手，但離香港政府當時規定的3200元港幣外籍家傭最底月薪還是差了不少。

勞拉在陽臺晾曬衣服。

勞拉所需要照顧的家庭，其規模在當時僱傭外籍家傭的家庭中也並不多見。當時較為常見的是三口或四口之家，佔僱傭外籍家傭家庭的一半以上，六口人或以上的家庭僅佔百分之四左右。而迎接勞拉的是一個大家庭：一對夫婦，兩位老人，女主人的妹妹，一個9歲大的男孩，以及在之後兩年陸續出生的兩個女兒。一家八口人加上她，共享著不足七十平米的空間。

月嫂，保姆，護工？勞拉從未想過自己的身份可以那樣細分。她將自己的僱主稱為boss（老闆），每天的工作就是完成老闆交代的所有事。

在進入這個家庭工作之前，勞拉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會做飯，但可能不合香港人的胃口；沒有生過孩子，對嬰兒的護理一竅不通；聽不懂任何粵語，只能用自己略帶東南亞口音的英語和老闆一家人的“港式英語”努力交流。好在她年輕，腦袋靈光，學東西快，工作也慢慢從“完成”進步為“做好”。

手頭的工作暫時結束，勞拉在廚房門口打開手機，稍作休息。

香港的菲傭每週日會休息，和朋友一起在天橋或路邊聚會。勞拉的老闆對此不太支持，因為自己做生意經常出差，家裡人口又多，需要有人時刻照顧。而勞拉本人也對每週的單休不感興趣，她更願意去掙那一天的加班費。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三年，勞拉決定離開香港，離開那個和三個孩子一同居住的六平米臥室——除了得到可以讓家人改善生活的高收入，她在香港還結識了當時作為司機，同是菲律賓人的丈夫。

“我要結婚了，要回去組建自己的家庭了。”現在想起這件事，勞拉覺得既順理成章又有點不可思議——如今在菲律賓的家中，她的丈夫養殖蜜蜂，做蜂蜜生意；大兒子今年21歲，剛剛工作，兩個小兒子分別讀初中和小學；其他的家庭成員還有4只狗和13只貓。

從香港回去後，勞拉一直在做家庭主婦，丈夫獨自在經濟上負擔這樣一個大家庭，漸漸感到力不從心。當初接觸菲傭的工作便是照顧三個孩子，二十年過去，為了自己的三個孩子，勞拉不得不再次離開家鄉，去照顧另一個陌生的家庭。

母親、妻子、女兒

2017年，香港已有352000名外傭，佔當地整體就業人口的9%。經2016年的統計，這些外傭年齡的中位數由1995年的30歲提高到了35歲，其中接受過中學教育的佔82%，10%曾接受過專科及更高等教育。

政府規定香港外傭的最低工資需為菲律賓及印尼當地工人工資的兩倍至三倍——在2016年10月，這個數字為每月4310元港幣。勞拉在香港的朋友每月非常精確地匯給家裡28000菲律賓比索，正是香港外傭的最低工資。

朋友對此並無不滿，畢竟比在菲律賓國內的狀況要好很多。但在勞拉看來，這個金額甚至不到自己二十多年所掙工資的兩倍。家裡有三個兒子要養，丈夫的負擔已經太重，香港的收入很難讓一家人的生活更寬鬆一些。而勞拉也有別的選擇：比起在香港做菲傭，中國大陸地區的工作機會要好很多。

7000人民幣大約是51500菲律賓比索，勞拉每個月都往菲律賓家中匯去這個金額——那是她在2016年到達中國後的月工資。2018年2月，勞拉在微信上告訴丈夫，那個月的51500中有15000是為二兒子買手機準備的，因為那個月是兒子的生日，所以讓丈夫務必用那些錢去買兒子想要的OPPO手機。

如今勞拉的收入超過了丈夫，成為了家裡的頂樑柱，家人有時會在微信上向她提出自己的“小願望”，而勞拉也會在他們生日或節日時儘量滿足。

勞拉手機上有許多家人的照片。她的小兒子長相秀氣又留長髮，她經常給僱主看小兒子的照片，同時也埋怨丈夫不為小兒子理髮。

勞拉曾送給自己父親兩塊手錶，一臺摩托車，而送給兒子們的始終是手機。接下來她打算和丈夫商量一下，為家裡添置一臺筆記本電腦——這也是兒子們一直以來的願望，為此他們還向勞拉保證，每天只用一小會兒，絕不會“看壞了眼睛”。家庭成員中，唯獨勞拉的母親和丈夫從不讓她買任何禮物，每個月都要打來視頻通話說“錢夠了別給了”。但勞拉依然雷打不動地把全部工資寄回家。

平日裡她吃住都在僱主家裡，生活用品由他們提供。現在的手機是女主人換下來的iPhone 6，沒有辦電話卡，勞拉只在有wifi時看一下微信，以及給小孩播放動畫片，話費的錢也省了。僱主還經常給她一些衣物，加上勞拉本身對梳妝打扮並無興趣，這樣一來，她完全沒有了購物的需求。勞拉讓家人不要擔心，她說：“我不需要錢。”

勞拉從不摘下婚戒，幹活時也一直戴著。

難招，難管，難留

勞拉的許多朋友在一個家庭裡不會幹很長時間，因為總是會有更好的機會出現。但如果沒有被辭退，勞拉不打算再換老闆了，一是因為對環境早已習慣，二是她對現在的老闆很滿意。上個月老闆一家人為她在海底撈慶祝了生日，並且這三年每年都會如此。

相比於跟她受僱於同一城市的一個朋友，平時不能吃肉，不能用手機，勞拉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在老闆的生日那天，勞拉發了一條帶著九張圖的朋友圈，並配文道：生日快樂，你不僅是我的老闆，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劉欣就是勞拉口中的“老闆”。在經歷了數十個保姆之後，她找到了勞拉，覺得自己終於碰到了“理想人選”，因為勞拉“不挑活，能吃苦，無假期，有眼色”。

在大女兒出生的十年前，劉欣就開始物色保姆。自己是大學老師，丈夫做生意，都沒有太多時間去料理家務。在這個一線城市裡，保姆的價格當時大約是每月3500元人民幣，面試的大多數人會說，自己不帶小孩，只做飯和家務。月嫂專門負責帶孩子，但是隻帶孩子，因為經過專業培訓，價格更是比僱保姆的價格翻倍還要多。

劉欣的兩個女兒在練習芭蕾。

工作忙的時候，劉欣僱了兩個保姆，分別負責帶孩子和做飯家務。一天下課回家，劉欣在開門時就聽到了女兒的哭聲，進去卻看到兩個保姆坐在餐桌前嗑瓜子聊天，女兒躺在一旁的嬰兒床裡無人搭理。她忍著怒氣上前查看，聞到了一陣臭氣，不用摸就能看出女兒的紙尿褲已經許久未換。

類似讓劉欣不滿的事之前也曾發生過，比如保姆用奶瓶餵奶時只顧自己玩手機，孩子喝完許久還是保持同一姿勢坐在那裡；又或者家裡的水果總是還沒怎麼吃就憑空消失。前者劉欣會提醒批評，後者她通常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久而久之，劉欣覺得兩個保姆更加放肆，有時甚至會聯合起來嗆自己，這讓她覺得氣憤，但又怕保姆對女兒不好，也只能忍氣吞聲。

在決定僱保姆之前，丈夫提出老家的阿姨想來幫忙帶孩子，工資不高，而且家裡人總也放心些。劉欣答應了。可時間一長，她也發現許多阿姨在帶孩子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問題。礙於是家中長輩，劉欣含蓄地提了幾次建議，阿姨接受了，但之後卻不見改。說多了傷了感情，阿姨覺得委屈，她對劉欣丈夫說，你家小孩太金貴，我帶不了，便回了老家。

家中長輩和保姆都達不到自己的標準，劉欣也思考過是不是自己要求太高。思考的結果是：並沒有，在孩子的問題上她不願做任何讓步。

勞拉剛繫上圍裙準備幹活，午睡的真真就醒了，勞拉不得不先哄孩子。

2017年的中國家政服務行業發展報告也指出了中國家政服務市場存在的問題。首先是與日益旺盛的服務需求相比，家政服務供給數量明顯不足。以北京市為例，在2017年，全市家政服務人員缺口為20-30萬。

第二是存在結構缺口：如今中高端的家政服務需求增大，比起傳統的洗衣、做飯、保潔等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服務，專業性強的家政服務需求更大。而目前中國家政從業人員中90%左右僅有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以上的更是鳳毛麟角。行業缺乏規範化、專業化，人員流動性大，無培訓機制等問題，使得家政服務人員普遍“難招、難管、難留”。

劉欣家在幾年間因各種原因辭退或被辭退了數十名保姆之後，決定“另闢蹊徑”。考量了費用，她和丈夫決定試一試朋友推薦的菲傭。

“我瞭解我的職責”

勞拉並不是劉欣家請的第一個菲傭，在她之前，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蘇珊也曾在那工作過兩年。蘇珊是個年輕女孩，二十出頭。和當年的勞拉一樣，她雖然缺乏經驗，但是學東西快，幹活不是問題，剛開始和劉欣一家磨合得不錯。

也是因為年輕，蘇珊沒有什麼家庭負擔，自己掙錢自己花——新出了iPhone，劉欣換一臺，蘇珊也要買一臺；劉欣買了護膚品，蘇珊也讓劉欣幫她買同類型但價位較低的產品。

在劉欣家的最後一年，蘇珊在手機上下載了交友軟件，認識了一個在北京的男孩。她又學會了自拍，使用修圖軟件美顏，努力在男孩心中留下好印象。談起戀愛之後，蘇珊的心思便無法完全放在工作上了。終於，她找到了一家在北京的僱主，離開了劉欣家。

因此，三年前小女兒出生時勞拉的出現，讓劉欣覺得異常可貴。

真真上的托兒班離家不遠，步行就能到達。接送她是勞拉每天的任務。

一日三餐，衛生清潔，洗衣做飯，照顧孩子，是勞拉每日的例行工作。除此之外，勞拉也會做一些在劉欣看來“有眼色”的事：劉欣和孩子們喜歡吃的新鮮核桃不好剝皮，她閒下來就剝一碗現成的；家裡有人開始抓撓皮膚，她立刻能找到花露水放在那人面前；水果放得有點久，當天的晚餐就會出現鮮榨的果汁。

只要是劉欣交代過的事，勞拉一定不會忘，沒有交代的事，她根據情況也會自己默默完成。另一個令劉欣及丈夫滿意的點是，勞拉給孩子們創造了雙語的環境——小女兒真真從小由勞拉帶大，現在已經可以和勞拉進行簡單的交流，而在面對其他人時，真真又會切換為普通話；大女兒的小學英語課程，勞拉也可以輔導。

劉欣的朋友有一次忍不住問勞拉：“我認識的保姆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則，有些事絕不做，你有什麼不做的事嗎?”勞拉回答：“沒有，因為我瞭解我的職責。”

擦洗抽油煙機和灶臺是勞拉每天晚飯後必須要做的工作。劉欣並沒有做這樣的要求，但勞拉自己覺得每天做完飯後廚房都“太髒了”，一定要清潔一遍。

“隱形人”

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出遊的地方，劉欣也會帶著勞拉。三年來，勞拉從未回過菲律賓，但已經去過中國大大小小十幾個城市。不回菲律賓原因有二，一是勞拉想在自己還“幹得動活”的年紀抓緊一切時間掙更多的錢，二則是她的簽證早已過期，一旦出境便很難再返回中國。

因此，劉欣一家如果有出國旅行的計劃，也很難帶勞拉同行。而就在今年，勞拉的“中國遊”也遇到了阻礙：劉欣想為她購買動車票，但因為勞拉的簽證問題而碰了壁。

出於對低端勞動力市場的保護，中國目前不允許家政行業等國外低端勞動力到國內打工，像勞拉這樣的勞務輸入是無法取得工作簽證的。當時停留時間為一週的旅遊簽證早已過期，勞拉在中國沒有合法身份，算是“黑了下來”。

勞拉跟劉欣一家外出參加活動，真真在嬰兒車中睡著後，勞拉也趴在桌上休息。

三年前，勞拉和劉欣通過中介認識彼此。除去每月7000元工資，劉欣還向中介支付了六萬元中介費；勞拉也不是“免費”得到這份工作——在劉欣家工作的前六個月，她的一半工資都由中介賺了去。這家中介的負責人因公司的相關業務違法，在前兩年被判了刑，現在劉欣和勞拉都已聯繫不到當初的中間人。

她們也不需要聯繫這個人，從這一段“僱傭關係”開始，勞拉用工資支付了自己的中介費後，她在中國的一切就與這家中介無關了。

2017年菲律賓統計機構的數據表明，在當年在海外務工的230餘萬勞工當中，有18.9%去往東亞，其中以中國和韓國為目的地的勞工約佔3.7%。而在之前一年，菲律賓勞工部長就曾在採訪中表示，約有20萬名菲律賓家庭傭工在中國大陸非法工作。

以非法身份停留、從業，菲傭在中國如同“隱形人”般存在於千萬箇中產及以上家庭中。而她們的“歸路”也在離開菲律賓之前就被中介安排好了：以勞拉為例，中介讓她在需要回家的時候去上海，向警方自首，被拘留15天並等待辦理遣返手續，待到手續齊全，就買機票回家。

劉欣的孩子是勞拉的主要責任之一，外出時她和孩子始終形影不離。

之所以是上海，勞拉說因為各地規定不同，15天的拘留應該是時間最短的。她覺得如果真是想回家，這些都無所謂，15天也許只是會比較無聊，但就怕到時自己沒有錢買機票，還需要在裡面呆更長時間。

既然是這樣“一次性”的方式，勞拉決定在中國停留更長時間。她知道中國和菲律賓已經達成引進30萬菲律賓勞工的協議，但不知道何時才能實施。跟家人視頻通話時，勞拉從不跟家人提起回國的事。她說自己每天都非常想念他們，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身份能夠在中國合法，那就再好不過了。

一家人去吃火鍋，勞拉為真真挑好白湯裡的食物，並用勺子切成小塊。勞拉自己也不吃辣，但是可以為劉欣家的其他人做麻辣牛肉、辣滷雞爪等中式菜品。

勞拉在劉欣家還學會了蒸饅頭，但她在吃自己蒸的饅頭時一定要在中間夾上黃油。

真真非常依賴勞拉，即使在勞拉晚上去倒垃圾時也要跟著。

下午沒事時，勞拉就會坐在餐桌旁剝核桃。這樣等劉欣一家人回來後就能吃到現成剝好的核桃。

劉欣家門外玄關處散落著孩子們的拖鞋。

勞拉在整理孩子們的頭繩髮夾。

勞拉從托兒班接回真真，走在回家路上。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