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魯迅對《史記》作出的評價。眾所周知，祖籍韓城的司馬遷，能夠寫出令後世驚豔的《史記》，與其出身史官門第、聰明睿智、善於調查、意志堅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除此之外，還與天祿閣、石渠閣有很大的關係。
天祿閣，坐落於西漢未央宮西北部的一面高坡上。石渠閣東距天祿閣520米，因其閣下有石砌渠道導水而得名，同樣是高臺殿閣建築，但規模要比天祿閣大。天祿、石渠兩閣，同處一條直線上，東西相對而立，是我國最早的國家檔案館和圖書館。
天祿閣、石渠閣能夠建立，漢代開國元勳蕭何功不可沒。公元前206年，劉邦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惟蕭何獨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蕭何的做法，不僅使得這些重要的書籍檔案倖免於項羽火燒秦都之難，更為日後西漢確立治國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參考。
為了讓這些重要的典籍資料得以保存，漢高祖八年（前199），蕭何主持督建未央宮時，在前殿的北面、宮殿群的中間位置，主持修建了天祿閣和石渠閣，將自己苦心收集的秦代圖籍檔案存放於此。由此，石渠閣、天祿閣成為漢代的中央檔案庫，也成為皇家藏書閣，是群儒校勘經籍從事著述的處所。至漢武帝時，藏於兩閣中的書籍已達13200餘卷。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接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的官員。根據閣藏史料，結合自己的遊歷考察，以及父親收集的材料，司馬遷潛心綴集《太史公書》（即《史記》）。出人意料的是，公元前104年，司馬遷突然放下手頭工作，與眾臣提議造漢歷。這既是分內工作職責之事，也是使命所在，不僅實現了司馬氏“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而且還實現了孔子“行夏之時”的理想。
修訂完《太初曆》後，司馬遷終於可以靜下心來繼續編纂《史記》。他依靠兩閣豐富的藏書及檔案，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翔實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在長達14年的撰寫過程中，如果沒有兩閣的史料支撐和精神撫慰，不知司馬遷的《史記》是否可以完成。只可惜，新王莽地皇四年（23年），未央宮遭遇火燒三日，兩閣建築及藏書也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兩處高大臺基，講述著曾經的輝煌。但幸運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卻傳留了下來，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獲取更多學術資訊 請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官方微信公眾號cssn_cn
閱讀更多 中國社會科學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