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读
有答主认为冯玉祥“倒戈”是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军阀来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朋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玉祥确实和吴佩孚有矛盾不假，但是当1925年冯玉祥四面楚歌的时候，冯玉祥还照样给吴佩孚写信，表示愿意“迷途知返，痛改前非”，率国民军全体听从吴佩孚指挥呢。
冯玉祥“倒戈”真正原因是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首先在军事上疲态尽显，其次，直系北洋政府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最后，奉系背后有日本势力支持而直系方面并无列强支持。
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冯玉祥预发现这次直奉战争，直系输掉战争可能性很大，正好赶上张作霖和段祺瑞联络他，他就乘机跳船了。
下面我具体说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的问题。
第一， 直系军事上不在具有优势，甚至战场上出现颓势
北洋诸多派系里，直系这个以曹锟、吴佩孚为主的军阀派系一直以来有两个特点：能打，不懂经济。
从曹锟统帅北洋第三镇在辛亥革命时碾压式击败阎锡山带领的山西新军开始，直系武装，尤其是北洋第三师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当时北洋乃至民国第一精锐。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其实也缺钱，当时主政中央的黎元洪相比张作霖，更讨厌行事霸道的吴佩孚，所以故意克扣吴佩孚军饷，想让吴佩孚军队因为欠薪而溃散。
结果吴佩孚利用北洋第三师在军事技术上远远超过当时奉军的优势，成功发动“闪电战”击败了奉军。
但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面对励精图治，尤其是重用郭松龄整军的奉系新军，直系军队在军事技术上优势丧失殆尽，在山海关、九门口直系精锐与奉系精锐正面对决，直系第一军竟然顶不住奉军的攻势，丢掉石门寨、九门口。
在山海关正面战场直系精锐被奉军击败，这是导致冯玉祥“倒戈”主要原因之一。
而直系军队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奉军，主要是因为直系绝大多数军队都还在欠薪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经济。
第二， 直系经济一直是短板
这么说吧，曹锟政府是北洋历届政府里经济最困难的，而吴佩孚也是北洋众多军阀里最不会搞经济，最不懂经济的一个军阀，甚至还不如冯玉祥。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而吴佩孚一直到了10月11日才匆匆赶到前线，为什么？就是因为曹锟这个政府筹不够军费，旧式军队无论训练多精锐，没钱战斗力就减半，本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直系各军，包括吴佩孚核心北洋第三师都欠薪，冯玉祥的北洋第十一师更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欠薪6个月。这下直奉第二次打开，要是再不给钱，搞不好都有军队直接倒戈，所以吴佩孚必须凑一笔钱给军队发钱。
可是直系是真搞不到钱，吴佩孚原本在9月24日做的是5000万大洋的军事预算，先期筹备1000万元，结果一直到10月11日吴佩孚连吓带抢，才勉强筹集500万军费，但此时山海关前线战事吃紧，吴佩孚只能匆匆带着这500万赶紧去前线补齐工资。
反观奉系，别说军队战斗力，奉系军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不但没有欠薪，而且普遍双薪，开拔费等等津贴都全部到位，奉系官兵从经济上说比直系官兵富裕多了。
交战双方，一方欠薪多时，士气低落；一方战时双薪，各种津贴都是实时到账，肯定士气高昂。
为什么奉系这么有钱？
这就要说到第三个原因，外国政府支持。
第三， 奉系有日本支持，直系无列强支持
在北洋军阀混战环境里，哪一派有列强支持，哪一派就能占据优势；之前日本政府倾向支持段祺瑞，所以没有真正直属部队的段祺瑞可以做北洋政府首脑。
而就直系与奉系而论，直系曹锟还真没有哪个列强真的支持他，而奉系张作霖背后是日本人。
根据日本历史学家户部良一披露，最早提出收买冯玉祥这个计划的不是张作霖和段祺瑞，是日本人。
日本人先是促成了张作霖与段祺瑞的合作，然后又策划了收买冯玉祥的计划，开始张作霖不愿意出这笔钱，因为冯玉祥这个人信誉不好，张作霖怕冯玉祥拿钱不办事；结果是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松井石根的弟弟）劝说下张作霖才愿意拿钱的，而且这笔钱还是三井银行奉天支行垫付的，最后由日本驻屯军司令（天津）把这笔钱交给段祺瑞，让段祺瑞交给冯玉祥。这笔钱总共100万日元。
而且当奉系在山海关作战时出现弹药紧缺情况时，根据奉系将领魏益三回忆，是日本人紧急支援了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有了这批弹药，郭松龄才在山海关前线一举突破直军阵地的。
综上所述，冯玉祥之所以选择“倒戈“，并不是因为他和吴佩孚的恩怨，而是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已经显出颓势，直系引以为傲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在战场上已呈败势，所以冯玉祥才会选择“倒戈”。他可不想和直系这条船一块沉下海底。
而直系之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呈现颓势，根本原因是直系经济上太无能，而深层次原因则是曹锟政府背后并没有哪一个列强真正支持他。
兰台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主要是一个投机问题。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大胜。
但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卧薪尝胆，准备良久，总战力已经大大超过直军。
冯玉祥虽归属吴佩孚指挥，担任第三军总司令，但他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也就是著名的西北军。
也就是说，冯玉祥实际上是属于归属刘表的刘备，他不是吴佩孚的嫡系。
冯玉祥此次判断直系很可能会输，他没有必要同直系一起失败。
但是，要让他投靠奉军，冯玉祥也不愿意。当时他的军队已经有一定规模，占据西北地区，颇有战斗力，具备自立门户的条件。
冯玉祥就计划同奉军合作，关键时候倒戈猛击直系一下，占据他的地盘，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
于是，冯接受奉军张作霖50万银元的贿赂，在古北口与奉系代表达成协议。
随后冯玉祥在作战的时候突然临阵倒戈，囚禁直系大总统曹锟，切断吴佩孚后方补给线和退路。
直系立即遭遇毁灭性的失败，冯玉祥借机占领了直系大块地盘。
然而，此举却让冯玉祥成为众矢之的。
直系对他恨之入骨不用说了，奉系也极为恼怒，认为冯玉祥是趁着他们火拼自己占便宜。
直系和奉系联手发动猛攻，最终将冯玉祥击溃。
其实，军阀混战时期的倒戈倒不罕见，然而，做的这么绝，也就是绑架自己的老大，还是极少见的。
萨沙
北京政变的发动者就是冯玉祥，而那个时候正处于中华民国最为动乱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民国时期应该都处于动乱之中吧。
而在这一次北京政变之前呢？实际上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而这一次呢？冯玉祥可以说是干了一件轰动当时整个民国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将末代皇帝溥仪，从他的家里面给赶了出去，而这个所谓的家，其实就是紫禁城。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清朝的结束就是因为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有限的。溥仪作为末代皇帝，依旧还住在紫禁城，这个意志上，皇帝似乎还是皇帝。这一次冯玉祥算是彻底的终结了皇帝这一个念想了。
这一次的北京政变的最直接的结果，应该就是直系的垮台。而这个应该也是冯玉祥希望看到的，这个对于巩固他自己的力量是很有效的。但是似乎最终没有能够完全的实现这样的目的。
但是他们虽然打倒了直系军阀，但是对于自己的损耗也是不容忽视的。或许说他的目的是结束军阀统治，还不如说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吴佩孚他们的矛盾。
不过，他又把溥仪从紫禁城里面赶了出去，很多人对此也是有着一些看法的。有的人认为冯玉祥是在进行一场革命，还有的人认为是为了结束军阀统治，反正很乱，就其结果还有经过而言确实很乱。
众森淼
我就不给大家讲历史啦，直接捞干的。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向张作霖，在直奉大战时，背叛曹坤吴佩孚，在背后动手，发动了北京政变。其原因有三：
第一，曹坤吴佩孚独揽大权，冯玉祥
难获得任何利益，产生不满。
第二，在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张学良
已经偷偷去了冯玉祥那里，并且赠送了五十万元。钱能通神。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张作霖答应
，打败吴佩孚进入北京后，他与冯玉祥
共同执政政府。
对于一个倒戈将军来说，名利双收，岂能不干！
用户76070637846居正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胜利而告终，直系军阀妄图统一全国
第一次“直奉战争”历经两个多月，由于奉系军阀内部出现了“倒戈”的情况，而致使“直系军阀”最终成功地掌控了北京。
1924年6月17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干预之下，直奉两系军阀签订和停战协议，但是，直系军阀在成功掌控北京之后，便图谋统一全国。
他们先是通过“贿赂选举”的方式，成功地将曹锟推举到了“总统”的宝座之上，并且借此为由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到了1924年9月的时候，孙中山、张作霖和卢永祥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而其实，两次“直奉战争”的核心都在于争夺对“北京”的掌控权，而掌控了北京就等于抓住了民国时期政治的“核心”，谁就有“话语权”。
而且，自从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吞下苦果之后，便积极地扩军、练兵以及购买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之后有了“反直”联盟的成立，奉系军阀更是如虎添翼，只待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
“江浙战争”的爆发是引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就在“反直”联盟成立之后没多久，张作霖还没动手呢，处在江浙地区的两个派系的军阀就已经按耐不住，动起手来。
那动手的双发都是谁呢？就是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刚刚加入“反直”联盟的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由于他们各自的地盘分别处在江苏和浙江地区，因此便将这场战争命名为“江浙战争”。
眼看着“直系军阀”已经动手了，张作霖既然不能做事不管盟友，他先是向全国通电谴责了“直系军阀”的首领曹锟和吴佩孚不守信用，攻打浙江，而后便以总司令的名义组织了“镇威军”，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三路分别向山海关、赤峰和承德方向进发，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讨伐“曹锟”和“吴佩孚”，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打响。
而为了抵抗“镇威军”的进攻，曹锟和吴佩孚方面也不甘示弱，就在9月17日，也就是张作霖率领“镇威军”出发后的第三天，曹锟便以大总统的发布了“讨张令”。
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同时任命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并想依托长城来组织防御。
通过曹锟的任命可见，此时的冯玉祥已经是重兵在握了，这便为此后由他所主导的“北京政变”创造了强大的军事条件。
冯玉祥主导“北京政变”，孙中山的影响是最关键因素
冯玉祥原本是西北军阀出身，后来才加入到了由曹锟和吴佩孚所主导的“直系军阀”当中，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便积极地进行响应参加了“滦州起义”，由此可见，他当时是深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影响的。
与此同时，冯玉祥与孙中山身边的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国民党人士联系也十分的密切。
因此，孙中山在主导建成“反直”同盟之后，便利用他身边的国民党人士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力劝冯玉祥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毕竟当时由曹锟和吴佩孚主导的的“直系军阀”具有十分鲜明的“封建”色彩，并不属于先进的革命力量。
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响应者，冯玉祥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区别，于是，在“江浙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其实冯玉祥便已经开始积极的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不断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最终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人秘密联盟成功，决心共同倒戈。
所以，当曹锟任命他为第3军司令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有了一套十分完善的“倒戈计划”。
而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冯玉祥便在古北口与奉系军阀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约定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而且奉军不得入关，这样的话，他的军队便会在他主要布防的热河地区不与奉军作战。
而就在第二次“直奉大战”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到了1924年的10月，冯玉祥趁着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在接受了少帅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之后， 于10月19日召集部下举行了秘密会议，并且宣布了“倒戈计划”。
与此同时，还在会议上决定将部队名称更改为“国民军”，等到20日的清晨，冯玉祥手下的部将鹿钟麟便指挥部队控制了整个北京城。
对冯玉祥突然倒戈完全始料未及的大总统“曹锟”被软禁在了中南海的延庆搂内，而后冯玉祥更是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而这一事件便被称为“北京政变”。
随后，他又给孙中山发了“北上主持大局”的电报，然而，由于当时的形势十分复杂，孙中山的手里又没有兵权，所以，最终便又与“反直”同盟里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妥协，组成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也以“反直”同盟的胜利而告终。
冒牌东方朔
冯玉祥倒戈是因为他和曹锟之间只是合作关系，后来被吴佩孚逼的，所以才会和张作霖合作。
冯玉祥和曹锟虽然都属于北洋军阀的直系，但是彼此之间关系不深
大家都知道在近现代史上，北洋军又分皖系、直系和奉系三个主要派系。而皖系主要是指和段祺瑞关系比较好的军阀，而直系前期其实是指江苏督军冯国璋、湖北督军王占元和江西督军李纯三人组成的联盟，后来则是以直隶督军曹锟为首的军阀联盟，范围并不确定。冯玉祥和曹锟虽然现在一般都称他们为直系，但是实际上两人在历史上并无深交。
冯玉祥出身贫寒，因为得到上司协统陆建章的赏识，将自己内侄女刘德贞嫁给他，此后冯玉祥才得以在北洋军中扶摇直上，在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以后，冯玉祥也当上了第16混成旅的旅长。陆建章倒台以后，第16混成旅名义上归陆军部直辖，冯玉祥实际上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势力。
而曹锟长期是北洋军第3师师长，很显然，他虽然地位高于冯玉祥，但是两人并无历史渊源。实际上在冯国璋当大总统时期，和段祺瑞争权夺利时，曹锟支持段祺瑞，而冯玉祥则支持冯国璋，两个人立场也不同。
冯玉祥第一次服从曹锟命令，还是在直皖大战以后，曹锟击败段祺瑞夺取了北洋政权以后，以北洋政府的名义下令，命第20师师长阎相文和冯玉祥一起，驱逐亲段祺瑞的陕西督军陈树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冯玉祥和曹锟之间关系不深，只是在曹锟夺取了北洋政权以后，才依附于曹锟。
第一次直奉大战以后，吴佩孚和冯玉祥矛盾激化，引起了冯玉祥的不满。
阎相文死后，冯玉祥出任陕西督军，而在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冯玉祥率军赴河南，监视和张作霖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提曹锟看守后方。在直奉大战期间，赵倜果然起兵响应奉军，结果被冯玉祥击败。此后冯玉祥又派李鸣钟率一个旅赶往天津，协助曹锟击败了奉军，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被提升为河南督军。
但是冯玉祥并非曹锟嫡系，吴佩孚有意削弱他的兵权，所以第一次直奉大战一结束，他就下令把李鸣钟部扩编为师，留守保定，想借此分化冯玉祥的部队。但是此事遭到了冯玉祥和李鸣钟的反对，最后未能得逞。
此后吴佩孚又想在河南安插人手，也遭到了冯玉祥的抵制。两人矛盾很快激化，最后吴佩孚煽动河南其他地方部队闹事，以此为借口撤了冯玉祥河南督军一职。此后吴佩孚又克扣冯部军饷，想瓦解冯玉祥的部队。
虽然此事因为冯玉祥率军劫粮，曹锟担心引发战争出面调停而告终，但是此时冯玉祥和吴佩孚之间已经结下了深仇，彼此难容。
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张作霖通过段祺瑞对冯玉祥进行收买，而战争期间吴佩孚又居心叵测，逼反了冯玉祥。
冯玉祥和吴佩孚的矛盾很快被有心人看在眼里。此时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密谋联合反直。段祺瑞虽然下野，但是住在天津，距离北京不远，又是北洋前辈，所以由他出面，暗中运动冯玉祥。最后段祺瑞以150万大洋为代价，争取到了冯玉祥的支持。
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以后，吴佩孚为了消耗冯玉祥的实力，故意将他安排在古北口-赤峰一线，而且不给补给，并派胡景翼等人对冯玉祥进行监视。古北口-赤峰一线人烟稀少，冯玉祥认为根本无法筹措给养，这是吴佩孚要置于自己于死地，于是下定决心反直。
结论
所以最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等人，发动了北京政变，应该说这里面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沉的经远
枭雄之战，第一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生存环境，他们既然能称霸一方，自然不是痴兒，自然里面有内定的利益划分，自然会考虑自己所处的大环境而改变战略韬略。
AA白衣天子AA
冯玉祥原来是吴秀才（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反直主要的原因在于直系内部的矛盾造成的。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冯玉祥因功升任河南督军，但是吴佩孚驻扎在洛阳，独断专行，对冯玉祥处处打压。冯玉祥初到河南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后来大肆扩军，此举引起了吴佩孚的猜忌。于是，吴佩孚让总统曹琨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免去了冯玉祥河南督军的职务而改任没有实权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不但丧失了地盘，还失去了兵源和财源。此外，当年直系逼迫总统黎元洪下台时，冯玉祥出力最大，由于吴佩孚从中作梗，事后论功行赏时，出力最大的冯玉祥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得了一个逼宫的骂名。因此，冯玉祥对曹琨心怀不满、对吴佩孚恨之入骨。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结成了反直的三角联盟，为了拉拢冯玉祥反直，奉系的张作霖曾给了一批军火以达成默契。
冯玉祥当时的兵力如下：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由冯玉祥兼任，下辖第21旅，旅长刘郁芬、第23旅，旅长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25混成旅，旅长宋哲元，这五个旅长被称为冯玉祥的“五虎将”，加上骑兵和炮兵各一个团，冯玉祥的兵力大约2万人。
历史军魂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系军阀的军队。1924年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从城北的安定门进城。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
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政变后冯玉祥无法控制局面，遂邀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商议。随后又与奉系军阀达成协议，请段祺瑞入主北京，任中华民国执政。孙中山北上后，即病，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4月9日冯玉祥驱逐段祺瑞，随即被奉系击败，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战坚持3月，后撤回至西北偏僻地区。
主要是冯玉祥需要名气。
北京布局哥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趾高气扬，曹锟更是意得志满，急欲登上总统宝座。为能早日被选为大总统，一方面指使手下赶走了黎元洪，一方面则不惜使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曹之举措遭到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卢永祥深受直系军阀的挤压，为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卢永祥的通电，得到了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此同时，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均知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意欲一战。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深知战争一旦爆发，两省人民定遭涂炭。于是他们发起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亦因苏齐与浙卢准备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双方达成“江浙和平公约” 。这一公约由江苏督军齐燮[xiè]元、江苏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盖章后发表。公约的签定，使反直各派拟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活动破产，并使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因福建问题而触发了江浙战争。
福建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各派势力的瞩目。1922年10月，皖系军阀徐树铮在驻军福建延平的皖系军阀、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了“建国军政制置府”。徐联合孙中山派兵驱走了依附直系的原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大总统黎元洪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下旬下令讨伐徐树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11月初，徐离闽赴沪，建国军政制置府随之垮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转投直系。黎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任命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系军阀后起之秀的孙传芳为福建督办。孙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将福建重新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但因遭到地方实力派的阻挠，经营年余一无所获。1924年3月，孙借助同属直系的福建闽北护军使周荫人的大力支持终于厘定福建，将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怀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一面也是为了酬谢周荫人在征服福建的过程中曾出过大力，遂任命周为福建督办，而将孙传芳改任为闽粤边防督办，以图广东。由于广东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地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进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周、孙两个军阀的势力，孙遂欲向浙江扩张势力。
卢永祥深知浙江已成为直系军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为求自保，一边拉拢奉系军阀与孙中山为粤援，一边将被孙、周从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厦护军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部与福建第三师师长杨化昭部共6000余人收编。卢收编臧、杨两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以及与安徽、江西分别签定的“皖浙和平公约”和“赣浙和平公约”的有关规定，即不得容留、收编“客军”。卢之做法，为直系军阀挑起战争提供了口实。
奉系军阀在第1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地区积极经营储备武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声势，并与粤、浙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直系政权。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于9月4日发表通电，谴责曹、吴政府，并以援助卢永祥为由，组织“镇威军”，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
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25万人编为6个军，以姜登选为第1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李景林为第2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以张学良为第3军司令，会同姜登选部，攻山海关九门口；以张作相为第4军司令、吴俊升为第5军司令，作为援军，部署于锦州、兴城、绥中一带，防止直军从海上登陆，并随时策应两翼作战；以许兰州为第6军司令，由西面的开鲁攻打赤峰，而后向承德开进。
9月13日，京奉线火车停驶。15日，奉军分兵两路向榆关和朝阳出发。同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等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排队恭迎。
当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电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17万人，分3路出兵。其兵力部署为：以彭寿莘为第一路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2路军司令，出兵赤峰口；以冯玉祥为第3路军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设10路援军，分别以曹？、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田维勤、张治公、李绍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随时准备投入战事。
在奉军发动进攻之前，直军主力第1路军已开进榆关中立区。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军将领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使直军海上进攻计划始终未能得手。奉军的空中力量优于直军，因此，奉军飞机先后在榆关和秦皇岛一带投弹轰炸，破坏直军的阵地。
奉、直两军主力在榆关地区相峙数日后，自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军处于守势，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但是奉军精锐部队第3军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前仆后继，奋勇仰攻，双方死伤惨重。10月7 日，在奉军的强烈攻势下，直军力不支敌，九门口被奉军攻破。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守城无望，畏罪自杀。
奉军将主力集中在榆关一带，发动全线猛攻，先后又攻占了石门寨、山海关，于10月17日开始进入关内。吴佩孚凭关据守的作战企图失败后，率部退至秦皇岛，又以舰队运兵3万余人，向榆关方向增援，企图挽回直军的颓势。但是，由于此时冯玉祥秘密率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大伤，吴佩孚原定的作战计划全盘打乱。
21日，冯玉祥命鹿钟麟率部以昼夜200里的速度驰赴北京。22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遇会合。晚8时，率部由北苑出发，轻装简骑，静悄悄地来到安定门。这时，已近深夜12点，夜幕沉沉，城内一片寂静。守军孙岳部早已得到命令，大开城门，迎接鹿钟麟。事先混入城内的部队，已按原定部署，于11时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并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及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各处守卫警察因事变突如其来，莫知所以，均乖乖缴械。
鹿钟麟入城后，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指挥部队在北京全城迅速布防，封锁了各重要交通路口。此时总统府卫队长官正在通宵打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鹿钟麟下去惊动他们，只令张俊声加强警戒，严密看守，先派人将曹锟之心腹李彦青、曹锟之胞弟曹锐逮捕。23日凌晨5时，鹿钟麟就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6时许，他请孙岳派人将总统府卫队缴械，并囚禁了曹锟。整个政变过程，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惊扰一个北京市民。清晨，市民惊异地发现满城皆是佩戴“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北京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10月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等举行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并商定先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入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事宜。会议还决定将冯、胡、孙所部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会后，冯等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0月25日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1月1日，冯玉祥已经开始向固守在杨村和北仓一带的直系军队进攻。11月2日，奉军占领芦台，目标直指塘沽。吴佩孚此时已经被张作霖和冯玉祥两面夹击，摆在吴佩孚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在塘沽登军舰离开天津。但奉系军队的进攻速度很快，如果吴佩孚此时稍有迟疑，肯定会被张、冯的军队俘虏。北洋元老段祺瑞此时动了恻隐之心。他派人给吴佩孚送了一封信，要吴佩孚赶快从塘沽离去，吴佩孚接到信后，给段祺瑞打了电话表示感谢。后来有人分析，这是段祺瑞为感激吴佩孚当年不杀自己而作出的举动，其实，段祺瑞还有更为深远的想法。
当吴佩孚了解到冯玉祥的部队距离天津只有9公里时，11月3日上午11点，吴佩孚带着自己的幕僚和残余部队乘坐火车退往塘沽，许多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吩咐手下人，将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加上封条，转交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通知已经攻占芦台的奉军降低行军速度，吴佩孚得以乘坐军舰南下。登上军舰后，吴佩孚遥望天津方向，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直系就兵败如山倒，如此不堪一击。所幸，他还能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偏安一隅。此时，奉军距离天津只有5公里。直系的20多万大军，吴佩孚最后只带走了2000多人。
当吴佩孚了解到冯玉祥的部队距离天津只有9公里时，11月3日上午11点，吴佩孚带着自己的幕僚和残余部队乘坐火车退往塘沽，许多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吩咐手下人，将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加上封条，转交段祺瑞。
与此同时，段祺瑞通知已经攻占芦台的奉军降低行军速度，吴佩孚得以乘坐军舰南下。登上军舰后，吴佩孚遥望天津方向，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直系就兵败如山倒，如此不堪一击。所幸，他还能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偏安一隅。此时，奉军距离天津只有5公里。直系的20多万大军，吴佩孚最后只带走了2000多人。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段祺瑞由于与张作霖和冯玉祥形成了反对直系的联盟，所以当战争取得胜利时，冯玉祥邀请段祺瑞出山担任国民军大元帅，但段祺瑞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冯玉祥邀请他入京，段祺瑞也不去。就在他摇摆不定的时候，冯玉祥在北京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驱逐了民国总统曹锟，逼迫曹锟下台，二是驱走了住在故宫里面的溥仪，让人对这位后起之秀刮目相看。段祺瑞多次电邀冯玉祥到津议事，此时，张作霖也从东北乘火车到了天津。
段祺瑞召集俩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北方两股势力最大的军队统帅能够支持他东山再起，重新执政。与几年前相比，段祺瑞对武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直皖战争中失败下野后，他已经从先前主张的“武力统一”的迷梦中醒来，为确定在北洋系中惟一最高领袖的地位，段祺瑞还是不主张张作霖出兵南下。见到段祺瑞反对态度如此坚决，张作霖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刚刚入关的张作霖不愿像吴佩孚那样树敌太多，于是就顺从了段祺瑞的主张。
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煞费苦心地为张作霖和冯玉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从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奉系高级军官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京汉线和京绥线方面则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督统，李鸣为绥远督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
张作霖和冯玉祥也心领神会，同意支持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并服从段祺瑞的命令。于是，在会议上，三方共同商定，奉军在津浦线上至德州为止、对东南不用兵、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5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下野数年的段祺瑞再一次掌握了北洋政府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