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8月，左宗棠来到太平天国军营，给洪秀全、杨秀清建言献策，希望能共谋大业，可惜被拒之门外，左宗棠只好投奔骆秉章，为清朝效力。先说明，这并非史实，而是影视剧中的片段，当时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压根就没去太平军大营。然而，这反映一大问题，即是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缺陷明显，没能留住人才。1860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来到天京，向时任军师的洪仁玕提出通过现代化建设振兴太平天国之良策，包括建立近代企业、发展军工、改革内政、兴办教育、对外开放等，洪仁玕非常赞成，可局势不允许，没敢答应。《洪仁玕自述》曰：“未敢信其必成”，容闳很失望，于是改投曾国藩，寻找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平台。得到容闳无疑是清朝之福气，在他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总局建立，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派遣，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发展。
太平天国错过容闳是事实，并非影视剧杜撰，而是史实。容闳无奈地离开太平天国，不能看成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因为，此事表明太平天国在文化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大量精英人才不愿意为天国效力，而是投奔早已腐朽没落之大清，堪愿为其出力，延续王朝国祚。纵观太平天国运动14年，集团内部之精英人才，几乎都是金田起义时入伙，是典型的开国元勋，如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卢贤拔、黄玉琨、吴如孝、何震川等。这里的精英，指的是知识分子，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因为传统中国所谓的“精英分子”，指的就是读书人，而不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李秀成在《自述书》中就谈到太平天国缺乏精英这问题，“官兵多用读书人，天国少有读书人”，暗示太平天国在文化政策上确实存在严重失误，以致不能网罗人才，构建起强大之文官班底，这对太平天国运动而言是致命之硬伤。
01.重视人才选拔，开出优厚条件，却无法吸引人才
人才，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重要的资源；人才决定一切，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洪秀全在创业之初，十分重视招揽人才，如将好友冯云山拉进拜上帝教，而冯云山则为太平天国赚取第一桶金。一般来说，农民起义之初，很少会有封建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除非他们被逼无奈，在现有体制下找不到出路。所以，要拉拢更多的英才，太平天国必须开出高价条件，给知识分子优厚待遇。事实证明，太平天国十分重视人才选拔，开出的条件也非常优厚。《太平天国史》载：“天朝任官惟贤，需材孔亟，凡属武达文通之彦，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定即量 才录用。”可知，太平天国为招纳精英人才，是下了血本，开出了高价，“供给丰厚”，直接授予高官厚禄，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统治疆域扩大，内部政治、经济、民政、外交、军事等事务不断增多，对各类人才之需求也就非常迫切。为此，太平天国便效仿隋唐以来之选官制度，实行天国版的科举考试。考试分乡试、会试两层，乡试就是在各大城市考试，中者为举人。乡试过关，则公家赞助进京（南京）考试费用，参加会试。一旦会试过关，基本都会被录取，毕竟太平天国非常需要人才，而录取后则是给予高官，如授予军帅、师帅，乃至总制等。所授予之官职，级别与清朝一般京官不相上下，也就是四品、三品。如此之条件，乃可遇不可求。要知道，明清进士，一般就是授予翰林，七品小官。
有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太平天国开出高价招揽天下英才，希望知识分子踊跃加盟天国，一起将蛋糕坐大做好。可惜，结果却不尽人意，许多英才并不愿意参加太平天国阵营；他们宁愿闲赋居家，每天过着清贫之日子，也不愿意去洪秀全哪里混口饭吃，貌似节气很高的样子。为了招到人才，实际掌权人杨秀清亮出了撒手锏，效仿朱元璋，试图“暴力”争取，强迫读书人来参加科举，否则一律斩首。然而，这并没啥用，该不来还是不来，东王为此大失颜面。《太平天国史》载：“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届期应试者，仍不及三百人。”可知，他们无法吸引人才，没多少精英愿意加盟。
02.过分渲染拜上帝思想，既不容于传统文化，也违背时代潮流
借助拜上帝教发动武装起义，有没有错？答案是，没错，太平天国前期蓬勃发展就离不开拜上帝教之精神作用，宗教屡屡在危难之际挽救了天国，让运动转危为安。例如，杨秀清在永安三次“天父下凡”，审判了即将叛变清军并准备里应外合扑灭天平天国运动的叛徒周锡能，增强了内部凝聚力。1852年6月，太平天国在全州蓑衣渡遭遇埋伏，南王冯云山阵亡，4000精锐毙命，随身携带之辎重物资悉数陷入敌手。此时，大伙打起了退堂鼓，想返回广西，流寇作战，杨秀清则力排众议，玩“天父下凡”，坚决北上，拿下金陵，才有天国之今日。张德坚在《贼情汇纂》言道：“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意？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此为著名的道州决策。
起义之初，运用宗教没错，朱元璋也是这么干过，最终建立大明王朝。但是，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既不理性，更不科学，短期使用还行，长期则会适得其反，走向对立面。很遗憾，太平天国在宗教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偏离了轨道，这与奇才冯云山之阵亡有关，因为只有他才能将宗教转型，融入儒家主流文化。杨秀清虽然也是理性派之代表，可毕竟身兼神职，不好自我否定，终究无法引导拜上帝教走向正轨。《太平天国史》说道：“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有言行可疑，或为官兵内应，及有一切犯伪令事，皆默识之。突言天父附体，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时讯服。”可知，杨秀清不但没改变拜上帝教，还经常借助宗教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而极力渲染宗教。
过分渲染拜上帝教文化，大搞“政教合一”，这明显不容于中国传统文化。道理很简单，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而言，中华文化之最大特色就是具有相对之理性精神，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举止之儒家经典，其内容倾向“人事”，而并非宗教、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显然，孔子主张重“人事”，重视世俗生活，而相对轻视宗教迷信。拜上帝教不容于传统，自然难以让知识分子接受，没精英愿意加盟。此外，近代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广为传播，靠宗教创业几乎不再成为可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代议制之确立，谁人靠宗教？即使起初用宗教发家，最后也是宗教服从于世俗，服从于国家。
03.毁灭典籍，漠视传统，给了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之借口
渲染拜上帝教，自然是不利于争取儒家精英入盟，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战胜最凶恶的敌人。如果只是渲染，知识分子与士绅阶层最多是鄙视，或冷落太平天国，而不会走向对立面，乃至拿起武器与之战斗。问题是，太平天国不但渲染宗教，还将基督教教义中极为偏激的“一神论”思想贯彻落实于革命斗争，这问题可就大了。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深得皇帝、士大夫欢迎，教士由此而野心膨胀，不但宣传“一神论”，还强迫中国教徒接受，如信仰耶稣就不能祭祀孔子、祭祀祖先等。如此一来，全国舆论哗然，康熙、雍正也屡次强调要尊重中国传统，可耶稣会不理会，最终被逐出中国，禁止传教，这便是著名的“礼仪之争”。很遗憾，太平天国领导人知识水准不高，不会借鉴历史经验教训。
将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落实于实践，太平天国便时常出现一些毁灭传统文化之现象，出台某些极端政策。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依然如此，“凡一切孔孟诸子 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选自《太平天国史》）大肆焚烧儒家经典，毁灭寺庙、道观、学宫等。《金陵省难纪略》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如此一来，江南地区儒家知识分子精英对其恨之入骨，自然就不愿意参与天国科举考试，为其效力了。对此，连杨秀清都看不下去，直接玩“天父下凡”，强迫洪停止毁灭典籍。洪秀全虽然妥协，但还是成立了删书衙，将儒家经典改得面目全非。
洪秀全玩“理论加实践”，给了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之口实，使得曾文正能避开当时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谈，而大肆渲染“文化冲突”，以孔孟卫道者之身份出来剿灭太平天国。《讨粤匪檄》道：“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只。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如此，曾国藩争取到了儒家知识精英之支持，其帐下将士、谋士等，几乎都是儒家信徒。
04.道德文化构建出现两重性，领导集团未能言行一致，没了人格魅力
创业之初，核心领导层之人格魅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刘邦与项羽展开逐鹿，刘邦能胜出，与其言行一致之魅力不无关系。太平天国创业之初，洪秀全十分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将自由、平等、均平等观念普及于民众，从而激起底层群众反抗封建剥削与等级制度之决心。如其在《原道醒世训》中所言：“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给大伙阐述自己所要建构的凡间天国，令大伙心驰神往。
平等、均平等观念，历来都是农民群众所向往，却可遇而不可求。不过，这口号的吸引力还是蛮大，“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此种“一律平等”之思想连曾国藩都承认，却也很不屑。可惜，洪、杨等核心领导层，并未能做到言行一致，在创业之初就已经违背自己的初衷，致使道德文化建设呈现出双重性。定都天京后，洪、杨等凭借特权大搞腐化，兴建豪宅，奢靡享受，而广大军民则连基本的家庭生活都没有。要知道，在“分营制度”下，除了洪、杨、萧、冯、韦、石、秦、胡等首义八人外，其余人等均无家庭，而是居住在各营。虽说该制度后来被废除，但所造成之影响非常大，让心怀“家庭伦理”之知识精英大失所望乃至走向对立面，成为天国之敌人。
一面宣扬自由、平等、均平，另一面则大搞特权、腐败、奢靡，此种道德文化建设之两重性，让洪、杨等起义领袖失去了应有之人格魅力，无法吸引精英人才。正如留学归来的容闳所言：“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本来打算为太平天国效力，施展个人才华，可看到天京里领导人之情概况后，容闳失望的离开了。容闳的离开，无疑是太平天国人才政策之失误，他将本可以争取到之精英分子推到对手清朝那里。后来的历史表明，容闳对近代化之贡献非常大，江南制造总局之建立，第一批留美学生之派遣，无不是他在其中斡旋与努力之结果。可以说，太平天国失去的不只是容闳，而是知识精英，是走向复兴与胜利之希望。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对人才之选拔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舍得下血本，可却少有知识精英响应，致使天国“精英凋零”，没济世之才。究其原因，极端偏激之宗教政策、毁灭传统之过激举动以及核心领导层在道德文化建设中之两重性是根本原因。缺少知识精英，英才凋零，致使太平天国缺少一群强大的治国之才，无法搞好民政、外交等工作，这成为太平天国灭亡之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太平天国史》、《李秀成自述》、《原道醒世训》、《讨粤匪檄》、《贼情汇纂》、《金陵省难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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