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8月，左宗棠來到太平天國軍營，給洪秀全、楊秀清建言獻策，希望能共謀大業，可惜被拒之門外，左宗棠只好投奔駱秉章，為清朝效力。先說明，這並非史實，而是影視劇中的片段，當時左宗棠給湖南巡撫張亮基當幕僚，壓根就沒去太平軍大營。然而，這反映一大問題，即是太平天國文化政策缺陷明顯，沒能留住人才。1860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來到天京，向時任軍師的洪仁玕提出通過現代化建設振興太平天國之良策，包括建立近代企業、發展軍工、改革內政、興辦教育、對外開放等，洪仁玕非常贊成，可局勢不允許，沒敢答應。《洪仁玕自述》曰：“未敢信其必成”，容閎很失望，於是改投曾國藩，尋找可以實現自己理想之平臺。得到容閎無疑是清朝之福氣，在他大力推動下，江南製造總局建立，近代第一批留學生派遣，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化發展。
太平天國錯過容閎是事實，並非影視劇杜撰，而是史實。容閎無奈地離開太平天國，不能看成是孤立的歷史事件。因為，此事表明太平天國在文化政策上存在嚴重失誤，大量精英人才不願意為天國效力，而是投奔早已腐朽沒落之大清，堪願為其出力，延續王朝國祚。縱觀太平天國運動14年，集團內部之精英人才，幾乎都是金田起義時入夥，是典型的開國元勳，如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韋昌輝、盧賢拔、黃玉琨、吳如孝、何震川等。這裡的精英，指的是知識分子，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因為傳統中國所謂的“精英分子”，指的就是讀書人，而不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李秀成在《自述書》中就談到太平天國缺乏精英這問題，“官兵多用讀書人，天國少有讀書人”，暗示太平天國在文化政策上確實存在嚴重失誤，以致不能網羅人才，構建起強大之文官班底，這對太平天國運動而言是致命之硬傷。
01.重視人才選拔，開出優厚條件，卻無法吸引人才
人才，無論何時、何地都是最重要的資源；人才決定一切，沒有人才，就沒有未來。洪秀全在創業之初，十分重視招攬人才，如將好友馮雲山拉進拜上帝教，而馮雲山則為太平天國賺取第一桶金。一般來說，農民起義之初，很少會有封建知識分子主動參與，除非他們被逼無奈，在現有體制下找不到出路。所以，要拉攏更多的英才，太平天國必須開出高價條件，給知識分子優厚待遇。事實證明，太平天國十分重視人才選拔，開出的條件也非常優厚。《太平天國史》載：“天朝任官惟賢，需材孔亟，凡屬武達文通之彥，倘有一技之長，仰即報名投效，定即量 才錄用。”可知，太平天國為招納精英人才，是下了血本，開出了高價，“供給豐厚”，直接授予高官厚祿，可謂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定都天京之後，太平天國統治疆域擴大，內部政治、經濟、民政、外交、軍事等事務不斷增多，對各類人才之需求也就非常迫切。為此，太平天國便效仿隋唐以來之選官制度，實行天國版的科舉考試。考試分鄉試、會試兩層，鄉試就是在各大城市考試，中者為舉人。鄉試過關，則公家贊助進京（南京）考試費用，參加會試。一旦會試過關，基本都會被錄取，畢竟太平天國非常需要人才，而錄取後則是給予高官，如授予軍帥、師帥，乃至總制等。所授予之官職，級別與清朝一般京官不相上下，也就是四品、三品。如此之條件，乃可遇不可求。要知道，明清進士，一般就是授予翰林，七品小官。
有道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太平天國開出高價招攬天下英才，希望知識分子踴躍加盟天國，一起將蛋糕坐大做好。可惜，結果卻不盡人意，許多英才並不願意參加太平天國陣營；他們寧願閒賦居家，每天過著清貧之日子，也不願意去洪秀全哪裡混口飯吃，貌似節氣很高的樣子。為了招到人才，實際掌權人楊秀清亮出了撒手鐧，效仿朱元璋，試圖“暴力”爭取，強迫讀書人來參加科舉，否則一律斬首。然而，這並沒啥用，該不來還是不來，東王為此大失顏面。《太平天國史》載：“限十日，鳴鉦傳令，不應試者斬，屆期應試者，仍不及三百人。”可知，他們無法吸引人才，沒多少精英願意加盟。
02.過分渲染拜上帝思想，既不容於傳統文化，也違背時代潮流
藉助拜上帝教發動武裝起義，有沒有錯？答案是，沒錯，太平天國前期蓬勃發展就離不開拜上帝教之精神作用，宗教屢屢在危難之際挽救了天國，讓運動轉危為安。例如，楊秀清在永安三次“天父下凡”，審判了即將叛變清軍並準備裡應外合撲滅天平天國運動的叛徒周錫能，增強了內部凝聚力。1852年6月，太平天國在全州蓑衣渡遭遇埋伏，南王馮雲山陣亡，4000精銳斃命，隨身攜帶之輜重物資悉數陷入敵手。此時，大夥打起了退堂鼓，想返回廣西，流寇作戰，楊秀清則力排眾議，玩“天父下凡”，堅決北上，拿下金陵，才有天國之今日。張德堅在《賊情彙纂》言道：“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意？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此為著名的道州決策。
起義之初，運用宗教沒錯，朱元璋也是這麼幹過，最終建立大明王朝。但是，宗教畢竟是宗教，它既不理性，更不科學，短期使用還行，長期則會適得其反，走向對立面。很遺憾，太平天國在宗教道路上越走越遠，以致偏離了軌道，這與奇才馮雲山之陣亡有關，因為只有他才能將宗教轉型，融入儒家主流文化。楊秀清雖然也是理性派之代表，可畢竟身兼神職，不好自我否定，終究無法引導拜上帝教走向正軌。《太平天國史》說道：“多任心腹，密佈私人，邏察群下，有言行可疑，或為官兵內應，及有一切犯偽令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附體，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時訊服。”可知，楊秀清不但沒改變拜上帝教，還經常藉助宗教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從而極力渲染宗教。
過分渲染拜上帝教文化，大搞“政教合一”，這明顯不容於中國傳統文化。道理很簡單，相對於西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而言，中華文化之最大特色就是具有相對之理性精神，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論語》是記錄孔子言行舉止之儒家經典，其內容傾向“人事”，而並非宗教、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顯然，孔子主張重“人事”，重視世俗生活，而相對輕視宗教迷信。拜上帝教不容於傳統，自然難以讓知識分子接受，沒精英願意加盟。此外，近代自由、民主、科學等思想廣為傳播，靠宗教創業幾乎不再成為可能，英國、法國、美國、德國代議制之確立，誰人靠宗教？即使起初用宗教發家，最後也是宗教服從於世俗，服從於國家。
03.毀滅典籍，漠視傳統，給了曾國藩發佈《討粵匪檄》之藉口
渲染拜上帝教，自然是不利於爭取儒家精英入盟，不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戰勝最兇惡的敵人。如果只是渲染，知識分子與士紳階層最多是鄙視，或冷落太平天國，而不會走向對立面，乃至拿起武器與之戰鬥。問題是，太平天國不但渲染宗教，還將基督教教義中極為偏激的“一神論”思想貫徹落實於革命鬥爭，這問題可就大了。明清之際，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深得皇帝、士大夫歡迎，教士由此而野心膨脹，不但宣傳“一神論”，還強迫中國教徒接受，如信仰耶穌就不能祭祀孔子、祭祀祖先等。如此一來，全國輿論譁然，康熙、雍正也屢次強調要尊重中國傳統，可耶穌會不理會，最終被逐出中國，禁止傳教，這便是著名的“禮儀之爭”。很遺憾，太平天國領導人知識水準不高，不會借鑑歷史經驗教訓。
將基督教的“一神論”思想落實於實踐，太平天國便時常出現一些毀滅傳統文化之現象，出臺某些極端政策。定都天京後，洪秀全依然如此，“凡一切孔孟諸子 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選自《太平天國史》）大肆焚燒儒家經典，毀滅寺廟、道觀、學宮等。《金陵省難紀略》載：“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如此一來，江南地區儒家知識分子精英對其恨之入骨，自然就不願意參與天國科舉考試，為其效力了。對此，連楊秀清都看不下去，直接玩“天父下凡”，強迫洪停止毀滅典籍。洪秀全雖然妥協，但還是成立了刪書衙，將儒家經典改得面目全非。
洪秀全玩“理論加實踐”，給了曾國藩發佈《討粵匪檄》之口實，使得曾文正能避開當時異常尖銳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談，而大肆渲染“文化衝突”，以孔孟衛道者之身份出來剿滅太平天國。《討粵匪檄》道：“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只。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如此，曾國藩爭取到了儒家知識精英之支持，其帳下將士、謀士等，幾乎都是儒家信徒。
04.道德文化構建出現兩重性，領導集團未能言行一致，沒了人格魅力
創業之初，核心領導層之人格魅力也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劉邦與項羽展開逐鹿，劉邦能勝出，與其言行一致之魅力不無關係。太平天國創業之初，洪秀全十分重視道德文化建設，將自由、平等、均平等觀念普及於民眾，從而激起底層群眾反抗封建剝削與等級制度之決心。如其在《原道醒世訓》中所言：“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並之念？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給大夥闡述自己所要建構的凡間天國，令大夥心馳神往。
平等、均平等觀念，歷來都是農民群眾所向往，卻可遇而不可求。不過，這口號的吸引力還是蠻大，“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此種“一律平等”之思想連曾國藩都承認，卻也很不屑。可惜，洪、楊等核心領導層，並未能做到言行一致，在創業之初就已經違背自己的初衷，致使道德文化建設呈現出雙重性。定都天京後，洪、楊等憑藉特權大搞腐化，興建豪宅，奢靡享受，而廣大軍民則連基本的家庭生活都沒有。要知道，在“分營制度”下，除了洪、楊、蕭、馮、韋、石、秦、胡等首義八人外，其餘人等均無家庭，而是居住在各營。雖說該制度後來被廢除，但所造成之影響非常大，讓心懷“家庭倫理”之知識精英大失所望乃至走向對立面，成為天國之敵人。
一面宣揚自由、平等、均平，另一面則大搞特權、腐敗、奢靡，此種道德文化建設之兩重性，讓洪、楊等起義領袖失去了應有之人格魅力，無法吸引精英人才。正如留學歸來的容閎所言：“太平軍領袖人物，其行為品格與所籌劃，實未敢信其必成。”本來打算為太平天國效力，施展個人才華，可看到天京裡領導人之情概況後，容閎失望的離開了。容閎的離開，無疑是太平天國人才政策之失誤，他將本可以爭取到之精英分子推到對手清朝那裡。後來的歷史表明，容閎對近代化之貢獻非常大，江南製造總局之建立，第一批留美學生之派遣，無不是他在其中斡旋與努力之結果。可以說，太平天國失去的不只是容閎，而是知識精英，是走向復興與勝利之希望。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對人才之選拔不可謂不重視，不可謂不捨得下血本，可卻少有知識精英響應，致使天國“精英凋零”，沒濟世之才。究其原因，極端偏激之宗教政策、毀滅傳統之過激舉動以及核心領導層在道德文化建設中之兩重性是根本原因。缺少知識精英，英才凋零，致使太平天國缺少一群強大的治國之才，無法搞好民政、外交等工作，這成為太平天國滅亡之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太平天國史》、《李秀成自述》、《原道醒世訓》、《討粵匪檄》、《賊情彙纂》、《金陵省難紀略》
閱讀更多 巖巖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