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的批評傳記上面標記了他一生的遭際

智慧、敏銳、富有創造力的貝克曼實現了與德勒茲“共同思考”，她提出了一種與往生者的友誼，歌頌了一種無法精確把握的人生，這是一個名叫德勒茲的人所經歷的人生，也貫穿於他所創作的作品之中。

——《美國圖書評論》

芙麗達•貝克曼（Frida Beckman），現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其著作包括《文化控制批判：關於閱讀此時的寓言》（Culture Control Critique: Allegories of Reading the Present, 2016）與《慾望與歡愉之間：關於性存在的德勒茲式理論》（Between Desire and Pleasure: A Deleuzian Theory of Sexuality, 2013）；同時還是《德勒茲與性》（Deleuze and Sex, 2011）的編者。

【譯者簡介】

夏開偉，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當代文學與後結構主義。

書籍摘錄

前言

一談作者的生平，吉爾·德勒茲總要擺一副意味索然的樣子。或者換個沒這麼極端的說法，通常而言，作者的生平多少都會映射在他們的作品裡，德勒茲卻認為，作家與作品之間鮮有關聯。其實，對二者之間的關聯不感興趣的還大有人在。作為二十世紀最富影響力的歐陸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把亞里士多德的一生總結得如同浮光掠影，輕描淡寫了這位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的生平：“他出生，他思索，他逝世。”與很多哲學家一樣，海德格爾認為哲學家的一生不過是一些瑣碎軼事。假若如此來回顧海德格爾的生平，這就不免顯得有些諷刺。海德格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納粹的關聯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一位哲學家的生平與其哲學的關係，不敢忽略任何細枝末節。在當時的情況下，還出現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儘管國際研究界詳悉海德格爾與納粹的“意氣相投”， 2014 年出版的“黑色筆記本”（Black Notebooks）卻還是迫使他們思考：海德格爾的政治信念不僅是其個人、其事業上的汙點，也是其哲學思想上的汙點。鑑於這一系列筆記本皆指向了海德格爾根深蒂固的反猶思想，在哲學家的生平和著作間劃界便飽受詬病。這足以讓人質疑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信念，即我們在閱讀柏拉圖或海德格爾的作品時，是否真能做到什麼都無所謂，任由“時代之風暴將他們席捲四處”。就阿倫特看來，他們的思想並非源自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而是來自某個完美的永恆居所。

以上所關切的問題展現了，從具體生活之紊亂中抽身而出的縝密哲思，該如何在男性主導的哲學傳統中繼續留存。女性哲學家很少能擁有這種脫離具體生活的完美。確實，對阿倫特其人的關注，以及後世對她與海德格爾短暫私交的關注，最好地說明了人們對於女性思想家，還是更加關注其私人的具體生活。（思廬哲學編輯）當然，也有人質疑這種對哲學家生平和作品進行區分的做法。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聲稱他逐漸意識到“至今所有偉大的哲學，要麼是其作者的私人聲明，要麼就是一類未被意識到的非自願式自傳”。雅克·德里達援引了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生平的草率描述，但他不贊同海德格爾的做法，而是對此加以否定。德里達建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是否應該把作者的生平當作“經驗性偶然事件的彙編”加以排斥。他主張哲學家的傳記必須“被重新納入考量”。在德里達看來，哲學家們的政治信念尤其重要，但更廣義而言，他們的具體生活也同樣重要：“哲學家為什麼要將自己無性別地呈現於作品之中？他們又為何要將自己的私人生活從作品中抹去？”德里達並不是說作者生平與其作品之間存在直接關係，就好像前者可以用於解釋後者；而是說，思考純粹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即不存在一種毫無蹤跡的文本。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正式宣佈“作者已死”，米歇爾·福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又對此進一步闡釋，此後，將作者與文本直接關聯起來的情況是越來越罕見了。巴特堅信作者絕不會超前或超出寫作，相反，作者誕生於文本。作者的誕生並非一次性的，而是伴隨讀者每次的閱讀經歷而誕生。因為文本從現存的諸文本中湧現而出，所謂作者也並非在表達“自己”，而是在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文本彙集起來，使各種文本遭際彼此。這麼看來，

對德勒茲而言，聚焦於人物生平並以編年史的方式將其記錄，這份記錄不僅定義了還不可避免地限定了它所表達的一切，這有悖於德勒茲對於作者生平的看法，也有悖於他整體的哲學思考。通過為個體設限並賦予其一個具體的形態和一個終極所指，創造出一個被定義的個體以及一個有始有終的故事，人生因此在這一過程中“關閉”。然而，對我們而言，僅僅知道德勒茲出生、思索、逝世的事實還遠遠不夠；我們渴望知道更多。受邀寫作這本書之前，我曾試圖告誡自己一些事項，其中有四點和我要寫的這本書尤為相關。第一點，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點，那就是德勒茲他本人所秉持的懷疑主義，他質疑將個體視為一個既定的統一體的做法。當然，我也可以勉強接受為個體寫一部歷史。事實上，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這麼做，但至少我們現在書寫的這本傳記不是這個類型。通常，這類傳記書寫都有其依託的前提，而且鮮有人覺得有必要去質疑這些前提，例如個體、身體、時間性和歷史這些最為核心的概念。同樣，人們對於生活的基本組成要素及其之間的關係一直暗暗懷揣著先入之見。不可否認，先入之見的確有其實用性，它們能讓傳記的作者和讀者更加易於辨認手頭的意義單元和邏輯聯繫。然而，我注意到，為哲學家作傳還應另當別論。原因在於，當我們把哲學等同於最有名的哲學家時，我們便趨於認同瞭解他們的生平與理解他們的思想之間並無關聯。儘管總有人認為哲學家的生平與其思想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聯，但如彼得·奧斯本（Peter Osborne）所示，我們依舊難以找到一本令人滿意的傳記來反思二者之間的關聯。為了做到這一點並從而為德勒茲寫出一部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他哲思的傳記，我不能或者至少絕對不應該重拾關於個體、身體、時間性和歷史的先入之見。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些觀念，即捕捉一個人的一生，並將其以線性敘事的方式呈現；聚焦於“人”；認為我們可以設法按時間順序組織、理解並“認識”生命。實行這些想法的傳記書寫必遭德勒茲本人的極力排斥。

第二點，也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前提，就是那本厚達 650 頁的傳記，它記錄了德勒茲與其屢次合作者菲利克斯·瓜塔利二人的生平。儘管弗朗索瓦·多斯的這本《吉爾·德勒茲與菲利克斯·瓜塔利：交錯人生》存有些許爭議，但對任何一位迫切想要了解德勒茲生平鉅細的讀者而言，他們的渴望還是能夠從中得到滿足。然而，多斯的那本浩繁鉅製和我這本傳記有諸多不同，篇幅長短並非唯一的區別，二者在方法論、目的和信念上都不盡相同。其中有兩點不同之處我還需要給予特別說明，因為它們對於理解我寫此書的志向和侷限至關重要。顯然，這兩本書的相異之處首先在於：多斯的書對德勒茲和瓜塔利二人的生平都給予了關注，而我的著作只聚焦於德勒茲的生平。多斯對瓜塔利的關注在很多層面上都很重要，因為瓜塔利常常被置於德勒茲的陰影下。在批評話語中，人們提到德勒茲的時候其實往往就是在說他們二人的合著之作。這種傾向並非僅僅限於“後德勒茲瓜塔利”語境，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德勒茲自己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正如他在給瓜塔利的一封信中所寫：“人們把你抹去，還讓我變得抽象。”

我們兩人所作傳記的第二個重大差異在於，多斯的研究大部分基於訪談資料，其中既包括他自己的，也有別人的。因而，他的傳記翔實地呈現了德勒茲生活中眾多不同的事件，促成了一本如此繁博詳盡的雙人傳記，並絲毫不損讀者的閱讀興致。你們將會看到，我會多次提醒讀者參閱多斯所寫的傳記，以獲得德勒茲生平中各色事件的詳盡描述。基於以上考慮，的確會有些讀者選擇研讀多斯的版本。您現在捧在手心的這本書，囿於篇幅之限，必然無法如此關注細節；再者，這也並非撰寫本書的意圖。對於此書，我的願景在於將德勒茲的生平和著作共置於一個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討論之中，這種討論首先便是試圖消除追求此目標所招致的哲學性搖擺。

撰寫該傳記的第三點問題就在於，我敏銳地意識到鑽研德勒茲著作的專家不在少數，他們也都精通詳悉其作品；他們肯定會注意到我遺漏的細節，可能也會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所寫的內容。基於本書的框架，我肯定無法滿足所有讀者的要求；我必定無法事無鉅細地還原德勒茲的生活，也不能全面地展現其哲學思考。這本“小書”肯定無法囊括德勒茲所有的概念——因為他創造的概念確實不少。相反，在這本書中，我僅將焦點匯聚於德勒茲的部分概念，即一些似乎能與德勒茲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最富有成效的聯繫的概念。為成功找出德勒茲生平與其著作之間的關聯，我決定先從其一個概念入手。這個概念就是配置（the assemblage［agencement］）。該概念緣起自德勒茲與瓜塔利，他們利用該概念重新思考個體（the individual）這個觀念。他們二人認為，一次陳述絕非是個體的，相反，它總是集體的。力、身體、客體和界域（territories）共同組成由慾望驅動、具有特殊功能的暫時性配置。當組成這些力的成分加入了機器性（machinic），這些力便形成了配置。機器性這個概念很重要，因為它在強調配置的非個人性（nonpersonal）與非人性（nonhuman）的同時，還揭示出配置是動態的。配置運作的動力不在於個體，而在於個體作為機件的聯合。對此，德勒茲和瓜塔利解釋道，配置具有雙面性：“它一面是集體發聲的配置；另一面則是慾望的機器配置。”配置這個概念排斥個體和個人這樣的觀點，它表明發聲並不會反身指向一個主體，“而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共同體（community）應具備的功能”。

如果我們在德勒茲的傳記中勾勒出其生平和著作，以此獲悉它們是何以浮現、聚集併成為具有集體性功能的配置，那麼，我們便有可能描述其一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藉此闡釋他的哲學。德勒茲聲稱，我們有辦法用一個名稱來表示貫穿個體的力度與多樣性，而不是用它來指涉自我（ego）、個人（person）抑或主體（subject）。這並不是建立在屈服之上的哲學史之去個人化（depersonalization），相反，這種去個人化建立在愛之上，承認“獨特性、字詞、名字、指甲、事物、動物和小事件”，這些都聚集於這個名稱之下。通過聚焦於這一系列的力、客體、身體和界域，我們才有可能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時間性和驅動它的慾望，才有可能知道它們如何誕生並不斷出現、環復於德勒茲的一生與其著作。這本書因此可劃分為若干配置：第一部分題為“一個孩童”（A Child），這一章主要記錄德勒茲早年的生活；最後一部分題為“一種生命”（A Life），這一章節主要寫德勒茲的逝世；中間部分為三章，分別是“一名學徒”（An Apprenticeship）、“一段友誼”（A Friendship）和“一次實踐”（A Practice）。這三章分別對應德勒茲著作的三個階段：一開始，德勒茲的寫作主要集中於早期的幾位哲學家；隨後，他開始與人合著，其中，瓜塔利就是他主要的合著夥伴；在最後一個階段，德勒茲的創作主要專注於藝術和電影。我有意把每一章的標題都寫成單數形式。其作用是強調每一部分所勾勒出的德勒茲的私人生活和學術生涯都是一個更大的背景中的奇點。

我的最後一絲憂慮就在於，我於此所作出的關於他人一生的諸多斷言。對於德勒茲的一生，我的瞭解遠談不上完整，而且這些瞭解還全都源自一些二手資料。德勒茲的一生為其家人和朋友所珍視，他們必定知曉更多本書未能記載的內容。因此，我想強調，這部批評性傳記並非基於對德勒茲親朋好友的採訪，其目的也不在於對其一生刨根問底，而是致力於在德勒茲的生平和作品之間建立一些成功的對話。不可否認，為德勒茲寫這麼一本傳記其本身就有點“變味”，整本書所囊括的方方面面都與德勒茲的哲學觀念相悖——用巴特的話來說，我的寫作是在試圖“封閉”（close）；倘若用德勒茲自己的話來說，我則是在“捕獲”（capture）。這可能恰恰是引起我寫作興趣的原因。我將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說的對“嬉戲空間”（room for play）的尋找視作一次挑戰。只有當我們試圖去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時候，這種空間才會顯露。這並非要與其“思想要義相吻合”，而是要“將這位思想家引向另一條小徑，並在那裡消解他的聲音”，以此來創造德勒茲所力求的語言中的異邦語言（foreign language within a language）。艾麗諾·考夫曼（Eleanor Kaufman）認為與德勒茲同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心的背道”，受此啟發，我試圖使這嬉戲空間成為可能。考夫曼指出，走進德勒茲的著作還有另外一條離經叛道卻又屢試不爽的途徑，那就是：

德勒茲認為，緊隨他人無異於把創造、遭際和生成拒之門外，這三者是人生與哲學的要義所在。因此，這部批評性傳記指出，德勒茲的思想並非來自某個完美的永恆居所，最為理想的應該是去關注德勒茲生平與其作品中的那些創造、遭際和生成。德勒茲是非常具體的存在，而其具體化又十分艱辛，一次又一次地不斷誕生於其文本、遭際和友誼之中。這便是我著書的願景——我並不打算將這本書寫成一本生平紀年或是“一個終極能指”以完結寫作；我希望能繪製一張地圖，上面標記了德勒茲一生的遭際。如此按圖索“跡”，我們方能一覽其人，一窺其思。

- END -

《像他們一樣思考——你不可不知的十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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