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對於西晉人物形象的定位，對後世史家影響極大。賈充作為晉朝的佐命功臣，在《晉書》裡卻評價極低。在唐代史家的筆下，賈充是一個“諂諛陋質”的政治小丑，他

既是曹魏的不忠叛逆，同時也是晉室的罪人，甚至被視為魏晉之際種種禍端的罪魁禍首。在《晉書》如此嚴厲的指責下，可以說，賈充已經成為了一個“標籤式”的人物。

我們也許無需替賈充在魏晉禪代過程中，為司馬氏充當打手的行為辯護。然而，簡單地把賈充視為“恩悻”式的“政治小丑”，以這種“貼標籤”的視角來審視賈充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人物，實在無益於我們理解賈充和晉武帝之間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而賈充和晉武帝之間的君臣關係，又深刻地影響了晉初政治的走向。晉武帝立嗣是晉初政治中一個影響最巨的問題，也是賈充和晉武帝之間微妙關係的集中體現。咸寧二年晉武帝的立嗣危機是賈充政治生涯的分水嶺，同時也成為了晉初政局轉折點。

我們似乎應該剔除前人貼在賈充身上“恩悻”的標籤，摘下有色眼鏡來重新審視賈充這個複雜的政治人物，用這種“去標籤化”的全新視角來考察晉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賈充

，或許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他和晉武帝之間那種相互需要，而又彼此警惕的微妙關係。同時，這顯然還有助於我們揭開晉初政治中的諸多謎團。

一、立嗣之爭的前奏，似是而非的“黨爭”

《晉書·賈充傳》：

“充為政，務農節用，並官省職，帝善之……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

賈充作為西晉的開國元勳，“高貴鄉公之事”確實算得上他無法被“洗地”的黑歷史。但是其人畢竟富於政治才幹，這一點就連“處心積慮”地要將賈充塑造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奸臣”形象的《晉書》也不得不加以承認。賈充是晉初律令的主要制定者，參與撰寫了《晉令》，《刑法律本》這些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律法。此外，賈充本人對於儒家典籍頗具造詣，多次上表討論禮法、服制等問題。

然而，對於晉初政局的穩定頗有功勳的賈充在政治生活中卻並非順風順水。並沒有得到所有朝臣認可的賈充和其反對者的矛盾可以說層出不窮，爆發過多次激烈的衝突。關於賈充和其政敵的矛盾，史家一般稱為“泰始黨爭”且研究著述頗豐。而泰始七年（271年）的賈充出鎮事件，則可以被看做是“泰始黨爭”的高潮。

《晉書·任愷傳》：

“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勖計得留。”

賈充的“政敵”任愷和庾純以西北羌亂為由，進言晉武帝讓賈充出鎮西北，“都督秦、涼二州軍事。”按照這段史料的記載，任愷和庾純是因為厭惡賈充的為人品行，想利用讓他出鎮西北的機會，將其排擠出政治中心。

任愷庾純之所以厭惡賈充的為人，顯然和賈充那段“黑歷史”有關。庾純曾經在公開場合質問賈充“高貴鄉公何在”，然而任愷庾純這種站在道德制高點指斥賈充的做法，其實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庾純本人和其父都仕官曹魏，後又轉而效忠司馬氏，他實在和“忠臣”沒有多大關係；任愷還娶了曹叡的女兒，算是曹魏的女婿，這樣的身份也看不出他在魏晉禪代之際有什麼政治擔當。況且，庾純對於賈充“高貴鄉公何在”的指斥，已經觸及西晉政權的合法性。這樣“出格”的言辭，實在讓人難以相信其背後沒有更大的“鉗子”在為其撐腰。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賈充的出鎮之議，雖然這件事被《晉書》用一本正經地口吻加以敘述，但是怎麼看都像是司馬炎和任愷演的一出雙簧，其中的疑點頗多。

任愷口中的羌亂，發生的時間是泰始六年（270年）六月。事實上這次叛亂剛剛發生，西晉政府就迅速做出了反應，以汝陰王司馬駿都督雍涼，石鑑都督秦州來主持平叛。

《晉書·武帝紀》：

“詔遣尚書石鑑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之（羌亂）……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晉廷的這個安排應該說是非常得當的，司馬駿是司馬懿的兒子，身份非同一般，“善撫御，有恩威”又常在軍旅，有著非常豐富的軍事經驗，是鎮撫秦雍的合適人選。這裡讓人感到蹊蹺的主要有兩個地方，一是本來已經安排妥當的秦涼諸軍事，實在沒必要突然換成賈充，而且司馬駿本人也沒接到過任何調任，一直在關中主持軍事；

二是羌亂髮生在泰始六年六月，任命賈充出鎮卻是泰始七年七月，時間相隔一年有餘，絲毫看不出前線軍情緊急的情勢。而且根據《晉書》賈充本傳的記載，賈充直到當年十一月都還滯留洛陽。一方面軍情似火，一方面被任命為主帥的賈充卻遷延如此，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問題的答案其實在我們前面提到的《任愷傳》裡已經揭曉，“充用荀勖計得留。”賈充最終得以沒有離開洛陽，得益於荀勖為他出的一個主意。

《晉書·賈充傳》：

“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到這裡也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晉武帝和任愷演的這出逼賈充外鎮的雙簧，目的其實就是逼迫賈充表態，要他“結婚太子”。賈充之所以遭受武帝猜忌，被逼出鎮，其實根本原因就在於齊王司馬攸是他的女婿，而司馬攸則是愚笨太子司馬衷皇位的最有力競爭者，此時位極人臣的賈充的立場和態度顯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此時作為功臣集團之首的賈充，和司馬炎還沒有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或者說他和司馬攸的私人關係密切程度遠遠大於司馬炎。進一步講，這個問題的本質其實就是司馬攸和司馬衷在皇位繼承上的矛盾。

當賈充選擇了嫁女與司馬衷，做出了支持司馬炎的表態之後，不僅得以繼續留在政治中樞洛陽。其黨爭的“政敵”任愷在司馬炎那裡也馬上失去了利用價值，一年即遭冷遇；庾純的結局也差不多，被罷免了京畿重任河南尹，失去了實權。

從這個角度講，筆者覺得，賈充出鎮事件完全不是因為賈充和任愷的“黨爭”而起，而是晉武帝立嗣之爭的前奏，屬於賈充和司馬炎相互依賴又彼此防備的這種微妙關係最真實的寫照。賈充被迫將賈南風嫁給司馬衷，也並不是傳統理解中的諂媚武帝

，反而甚至多少帶有一點“不得已”自保的因素在裡面。呂思勉先生針對這個問題有過精彩的論述“充既婚太子之後，猶以夏侯和一言而見猜防，則知未婚太子以前見出之由，未必任愷等之言獲聽也。《充傳》雲 ` 愷等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當時排充，或未必不借口於此。 ”呂老的這番洞見，實在是珠玉在前。

“賈充出鎮事件”由於賈充的被迫表態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然而賈充和司馬炎的君臣關係並沒有就此走向和諧，微妙的氣氛還將隨著晉武帝的立嗣之爭進一步發酵，並在呂思勉先生所說的“猶以夏侯和一言而見猜防”事件中又一次達到高潮。

二、立嗣之爭，賈充的兩難處境

那麼，呂思勉先生所說的“夏侯和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晉書·賈充傳》：

“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

關於咸寧二年（276年）司馬炎的這場大病始末，筆者在今日頭條另有一文做過詳細的討論，這裡不再贅述，本文想著重討論的是賈充在此次事件的表現和隨後的遭遇。司馬炎此次病重接近半年，導致他不能理政。而參醫藥的賈充、荀勖和司馬攸就成了晉廷的臨時最高權力核心，這也意味著武帝一旦“不豫”，誰將成為帝國新君的決策將出自這三人。

夏侯和當時的職位是河南尹，作為京畿大員的他“立人當立德”的立場，幾乎是在公開地表達對司馬攸的支持。而這種公開的支持，顯然意味著司馬攸在西晉朝堂上已經擁有相當多的支持者了。這一點可以從後來司馬炎強令司馬攸之國，晉廷幾乎所有勢力都表示了反對的態度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證。在司馬炎病危期間，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正在襲來，而處於暴風眼中心的，正是賈充。

夏侯和的公開表態，意味著支持司馬攸的力量已經不容小覷。而這些齊王的支持者對賈充的勸說，則顯示了賈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決定天平向哪一方傾斜的重要砝碼。而同時作為司馬衷和司馬攸岳父的賈充，既沒有明確的表示支持司馬衷，也不敢像夏侯和一樣公開地表示支持司馬攸。作為長期以來善於觀察政治形勢的政治老人，他可能還需要時間來進一步觀察，觀察整個事態的走向，觀察雙方的力量對比。因為此時不管賈充支持司馬衷還是司馬攸，一旦是另外一方上位，他的結局都可能是災難性的。在這場立嗣之爭中，可能

沉默確實是賈充所能給出的最好表態。身份特殊的賈充，也許陷入了真正的兩難境地，所以他面對夏侯和要求他表態的進言時只能無所作為，只能“不答”以沉默對之，彷彿再也沒有了十六年前弒殺曹髦的膽量和“果斷”。

這一次的立嗣危機以司馬炎奇蹟般的恢復了健康而告一段落，然而在司馬炎看來，在這次立嗣危機中，

沒有表態的賈充其實就是沒有全力支持自己。已經不再被武帝完全信任的賈充，在西晉的“後立嗣時代”，命運又將如何呢？

三、後立嗣時期，賈充黯然退場

《晉書·賈充傳》：

“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鹹側目焉。”

在咸寧二年的武帝立嗣危機中，賈充看起來因為沒有支持司馬攸而暫時安全。但是同樣地，因為他也沒有全力支持司馬炎，在武帝心中的地位也開始動搖了。司馬炎病癒後馬上剝奪了賈充的兵權，然後又“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這顯然是一次明升暗降，西晉尚書令是實職，總領尚書檯，而賈充的錄尚書事則具有很大的彈性。晉武帝政由己出，可以對尚書文書的內容不予理睬，這相當於賈充的錄尚書事變成了虛銜。

如果說在賈充出鎮的事件中，晉武帝還傾向於拉攏賈充

的話，經過了咸寧二年的立嗣危機，由於賈充首鼠兩端的表現，司馬炎對賈充已經開始逐步轉向防範和打擊。

隨著兵權的被褫奪，職權上的明升暗降讓賈充這個在政壇上久經風雨的老臣領教了司馬炎的手段，也感受到了政治氣氛的變化。如他的本傳所記載的那樣，在咸寧三年發生日蝕後，賈充主動請辭。然而魏文帝曾經下詔，“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自曹魏以來已經不再因為天地災異而問責三公了。賈充這個時候的表現，或多或少有一些試探司馬炎對自己態度的意思，司馬炎對此也心知肚明，“大度”地“不許”表示了寬慰。而實際上，咸寧三年那次針對司馬攸的分封調整，賈充已經不得參與了。而在這次重要的分封調整中，表現搶眼的是司馬炎身邊新的紅人外戚楊駿。

可以說，自從咸寧二年那次危機之後的“後立嗣時期”，司馬炎已經把賈充視為司馬攸潛在的支持者，至少是不再相信賈充對自己的絕對忠誠，對他的態度也開始發生了明顯變化，從之前的拉攏變成了警惕。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自此之後，賈充在西晉的政治生活中，再無大的建樹的原因了。咸寧五年開始的平吳戰爭，同樣具有很大的針對司馬攸的成分，是西晉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而賈充在這場戰爭前後的表現則更像是一個滑稽的角色。

如果按照傳統的理解，賈充是“無公方之操”的政治小丑，是專門靠諂媚獲取權位的“悻臣”，就很難理解他會在司馬炎已經決意伐吳的情況下，竟然會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一再忤逆武帝的意思。甚至在伐吳已經開始後，晉軍一路高歌猛進節節勝利之時，賈充依然還說“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然而賈充的罷兵奏疏還沒到洛陽，孫皓就已經投降。在這種情況下，

賈充的這番足以致罪的言論竟然顯得有些可笑。然而，從賈充這一系列的表現來看，其實是反應了賈充其人作為西晉開國元勳，在政治上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就如本文開篇所說，給他簡單地貼上“恩悻”的標籤，實在無益於理解他和武帝之間複雜而微妙的政治關係。清人王夫之對此曾經有過一番評價，“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為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應該說，王夫之準確地觀察到了賈充極力反對伐吳，其實是害怕司馬炎通過伐吳獲取巨大的功業而加強其皇權。賈充的這種態度，顯然是不符合他以諂媚取容而為人所熟知的“恩悻”之臣的傳統形象的。

賈充極力反對司馬炎伐吳，而司馬炎卻以賈充為主帥進行伐吳戰爭，向我們再一次地展示了這對君臣之間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晉武帝的精心設局，讓賈充無論勝敗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地位。伐吳最後的結果也向我們展示了賈充難堪的處境，頂著伐吳主帥的頭銜，賈充卻不得不上書請罪，導致他名望頓挫，勢力大減。平吳戰後的論功行賞，在平吳戰爭始末都跟司馬炎大唱反調的賈充，竟然位列功臣首位，這看起來怎麼都更像是司馬炎在故意嘲諷賈充。

太康三年（282年）四月，在整個“後立嗣時期”都鬱郁不得志的賈充離世，魏晉之際的一代風雲人物就此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在此之後，司馬炎才得以開始著手驅逐司馬攸，“最後解決”立嗣問題。

結語

在《晉書》所構建的歷史人物形象裡，賈充無疑是一個臉譜化的人物，身上被貼著“恩悻”的標籤。然而我們從賈充和晉武帝司馬炎相互仰賴，卻又彼此警惕的微妙關係中發現，賈充其實是一個極具政治複雜性的人物，絕非傳統認識中的悻臣。我們只有先撕下賈充身上“恩悻”的標籤，才能更好地認識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認識他和晉武帝司馬炎之間微妙的關係。

而賈充和司馬炎的政治關係，是西晉最為重要的政治關係之一，決定著西晉政治的走向。他們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在司馬炎的立嗣之爭中，又得到了集中和充分的體現。所謂的“泰始黨爭”不過是立嗣之爭的前奏，在這個階段司馬炎以爭取賈充的支持為主，希望借賈充的勢力來鞏固太子司馬衷的地位。而咸寧二年的立嗣危機，因為賈充並沒有全力支持司馬衷，則成為了司馬炎和賈充關係的轉折點，同時也是晉初政治的一個轉折點。賈充的首鼠兩端導致其失掉了司馬炎的信任，在“後立嗣時期”受到了司馬炎的排斥和打擊，最終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毫無建樹，鬱鬱而終。而隨著賈充的離世，西晉朝堂之上也徹底沒有了能制衡司馬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