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悠久，絕非虛言。從春秋戰國時期至今，已經走過了2700多年。這2700多年之中，不知興了多少個王朝，又滅了多少個王朝。中國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的歷史，王朝更替的歷史就是人才爭奪的歷史，而人才爭奪的關鍵就在於如何識人。王朝更替的歷史之中又蘊含了多少“識人法”的變遷，從這些變遷之中，大致可以瞭解古人是如何識別人才的。此文僅以

魏文侯時期李悝的“識人五法”、《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識人法和諸葛亮的“識人七法”為例，談談該怎麼識別人才。

魏文侯時期李悝的“識人五法”

文侯謂李悝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悝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悝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魏文侯問李悝：“先生曾經說過：‘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現在我選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這兩人怎麼樣？”李悝回答說：“下屬不參與尊長的事，外人不過問親戚的事。臣在朝外任職，不敢接受命令。”魏文侯說：“先生不要臨事推讓！”李悝說道：“國君您沒有仔細觀察呀！看人，平時看他所親近的，富貴時看他所交往的，顯赫時看他所推薦的，窮困時看他所不做的，貧賤時看他所不取的。僅此五條，就足以去斷定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魏文侯說：“先生請回府吧，我的國相已經選定了。”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就是李悝提出的“識人五法”，具體含義是：一是“居視其所親”。看一個人平常都與什麼人在一起，如與賢人親近，則可重用；若與小人為伍，就要當心。二是“富視其所與”。看一個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財富，如只滿足自己的私慾，貪圖享樂，則不能重用；如接濟窮人，或培養有為之士，則可重用。三是“達視其所舉”。一個人處於顯赫之時，就要看他如何選拔部屬，若任人唯賢，則是真正的賢能，反之則不可重用。四是“窘視其所不為”。當一個人處於困境時，就要看其操守如何，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賣良心，則可重用，反之則不可用。五是“貧視其所不取”。人在貧困潦倒之際也不取不義之財，則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識人法

“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八觀”的意思是：當一個人身處順境時，觀察他善待的是什麼人；當一個人地位顯赫時，觀察他舉薦的是什麼人；當一個人財富豐厚時，觀察他豢養的是什麼門客；當一個人聽取別人的意見後，觀察他行動中落實了什麼內容；當一個人無所事事時，觀察他有什麼愛好；當一個人有一定的發言權時，觀察他講的是什麼東西；當一個人窮困潦倒時，觀察他不能接受什麼；當一個人地位卑賤時，觀察他不會做什麼事情。

“六驗”的意思是：使一個人高興，藉以考驗他能否堅持自己的操守，看他是否得意忘形；討好一個人，看他有沒有什麼癖好；使一個人發怒，考驗他自我控制的能力；使一個人恐懼，看他能否堅定立場、凜然有為；使一個人哀傷，考驗他的為人品性；使一個人痛苦，考驗他是否意志堅定。“八觀六驗”正是賢明的人識別人才的辦法。

諸葛亮的“識人七法”

蜀相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識人七法，即“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此七觀可概括為：志、變、識、勇、性、廉、信等七項內容。

一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詢問他一些事關大是大非的問題，以此瞭解他是否有遠大而堅定的志向。二是“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以無懈可擊的言辭把他逼得理屈詞窮，以此瞭解他的應變能力。三是“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詢問他對有關事情的看法，以此瞭解他是否有遠見和謀略。四是“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讓他去處理特別棘手甚至是有風險的事情，以此來了解他是否有勇氣面對任何情況。五是“醉之以酒而觀其性”。伺機讓他喝醉酒，以此瞭解他的真實品性。六是“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給他有利可圖的機會，甚至是讓他走上重要崗位，以此瞭解他是不是能做到清廉。七是“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和他商定約好某件事情，以此瞭解他是不是能說到做到。

任何“識人法”都不是萬能的

這裡必須要強調的就是，不管是魏文侯時期李悝的“識人五法”，還是《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識人法，或者是諸葛亮的“識人七法”，任何“識人法”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各自的利弊所在。就以諸葛亮的“識人七法”而言，僅僅是“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這一條就有其弊端所在。這條“識人法”要求“以無懈可擊的言辭把他逼得理屈詞窮，以此瞭解他的應變能力”。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初諸葛亮就是以這條“識人法”檢驗馬謖，認為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老辣的劉備就一眼看出馬謖的致命弱點就是“言過其實”，最終事實證明劉備的判斷是正確的，而諸葛亮看走了眼，以致軍事上遭受重大損失。

馬謖的例子說明了任何“識人法”都絕對不可以機械搬用，認為凡是符合這些“識人法”的就一定是人才，凡是不符合這些“識人法”的就一定不是人才。要知道，任何“識人法”都是僵化的、固定的，都是死的。而人則是世界上最活躍多變的，最難以捉摸的。不能以一時一事的表現，就斷定某個人是個人才或者絕對不是個人才；而應該對他進行長期的跟蹤、考核，據此，才能作出科學、公正的判斷。

白居易曾在《放言五首·其三》一詩中寫到：“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想當初，周公也曾被流言蜚語所攻擊，人人都以為他要篡位，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周公是被冤枉的；而王莽在篡奪政權之前，為了收攬人心，常以謙恭退讓示人，但最後他卻篡漢自立。假如周公在被證明清白之前就死了，而王莽在篡位前就死了，那麼他們一生的善惡、真假又有誰能知道呢？

所以，結論就是，如果我們要正確、科學地識別人才，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各種“識人法”結合具體的實際情況綜合起來運用，對其進行長期的、動態的考核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