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客文化之渊源
门客又有“舍人”、“门人”、“客”等称呼，他们出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从事生产活动，依附于某位权贵并为其服务，以追求富贵尊荣为人生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深厚的知识结构和独到的见解，活跃于政治、外交舞台，例如吕不韦、蔺相如、冯谖等，给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门客文化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政治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争霸，群雄并起。周王室日渐衰落，名存实亡，周初建立起来的“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土崩瓦解。春秋末期各个强大的诸侯国也趁机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周初如棋子一样散布在中原大地的数以千计的诸侯小国已被吞并殆尽”，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的思想。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统治阶级开始招揽一些有智谋、有学识、有才干的门客为其政权服务并逐步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布衣卿相”便由此登上政治舞台。范睢、李斯、蔡泽等都曾做过门客，他们虽出身贫贱，却都通过个人奋斗成为诸侯中的新贵。这是门客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思想教育原因：周初“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享有受教育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纲瓦解，贵族没落，有的渐渐沦为平民。这些人开始兴办私学，私学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平民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有知识的平民阶层也就不断扩大。另外，随着教育的解放，思想自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自成一派开始广收学徒，广泛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而那些有抱负、有理想、又不谙于贫贱之士，便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各家的思想学说。学成之后，有的选择了周游列国，成为诸侯的门客，以求得富贵尊荣。因此，作为平民阶级的门客，大都师从百家，学有所长，为他们以后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门客的文化人格内涵
门客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来源于各个阶层，拥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思想背景。因此，由其自身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
侠义文化人格的阐释知恩图报、以身取义便是“侠义”文化的一种类型。作为寄食于权贵之家的门客，衣食住行均依赖于他们的供给，食客们当然会在适当的时机，不顾个人安危和利益去回报主人。豫让对其主人智伯的忠心与回报是所有门客中最感人的。智伯对豫让有知遇之恩，当“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后，豫让逃到山中，发誓说：“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他“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失败后他又自毁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欲在赵襄子出行时伏击在桥下，这次行刺又被赵襄子抓获。
赵襄子对豫让的行为很是不解，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的复仇报恩之举感动了赵襄子，他“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为了达成报恩复仇的心愿，他请求赵襄子脱下衣裳，“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他的侠义报恩之举得到了司马迁和后人的敬佩和赞扬，亦让我们看到了这类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的夺目光彩。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四位公子如何养客、用客，这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人才优胜劣汰的历史过程。他们为人处事的态度各不相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在“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同时，相对于那个纷繁变化的时代而言，门客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群体，也有着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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