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共產黨員戴鍾萍積極投身抗戰宣傳，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而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她犧牲時年僅19歲，被譽為鳳凰的“劉胡蘭”。
1922年，戴鍾萍出生在鳳凰縣鎮筸城沙灣的一個名門世家，祖父，辰沅永靖兵備道秘書長；父親戴德滋畢業於湖南武備學堂,同盟會會員,國民黨獨立第十師參謀長；伯父戴文垣，湘西護國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二叔戴恢垣，獨立第十師團長，沅瀘警備司令；三叔戴鬥垣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國民黨中將師長。戴鍾萍是家中獨生女，族人莫不愛如掌上明珠，但戴鍾萍並無嬌氣，從小愛與街鄰夥伴為伍。
1935年，戴鍾萍隨父到長沙，就讀於周南女子中學，還未畢業，又隨父親到沅陵，就讀當地簡易鄉村師範學校，她立志獻身教育事業，走教育救國的道路。
“七七”事變以後，大批東北和其他淪陷區的難民向湖南、湘西涌來。眼看國土淪喪、同胞流亡，青春年少的戴鍾萍無限悲憤湧上心頭，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春，父親病危，戴鍾萍白天讀書，晚上照料父親。父親去世後，母親帶著她從沅陵遷回鳳凰鎮筸城。母親要她在家守靈三年，可是不到三個月，戴鍾萍就活躍在街頭，參加宣傳抗日，和難友們到處傳唱催人淚下的抗日歌曲。
1939年初，中共鳳凰縣委成立，年方17歲的戴鍾萍，積極參加宣傳、募捐、安置難民等社會活動，表現突出，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化名“曼雲”，參加黨的地下活動和公開的抗日救亡工作。
戴鍾萍配合21歲的中共鳳凰縣委書記唐知白，在鳳凰開展宣傳革命理論、創辦革命刊物、教唱革命歌曲、張貼標語、畫壁畫、辦牆報、表演話劇、集會遊行、散發傳單等活動，對教師和學生、工人、農民、城鎮青年進行抗日救亡宣傳，號召民眾“三堅持、三反對”，即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由於戴鍾萍的家庭家族在當地舉足輕重，她參加的抗日宣傳工作在群眾中產生了較大的號召力，國民黨當局對她十分忌恨，家族中的封建遺老也非常不滿，橫加指責。母親愛女心切，暗地裡勸她，女孩子不要到處拋頭露面、當眾講演，要顧及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聲譽。她耐心地對母親講道理：
“先有國，後有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國家被日寇滅亡了，我們都成了亡國奴，那還有什麼家呢？”
在她的宣傳和影響下，鳳凰縣一批優秀青年走上進步的道路。她帶領出身名門的譚世英完成黨的任務，經受鬥爭鍛鍊，加入了黨的組織。女黨員楊惠卿克服家庭束縛，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戴鍾萍還利用自己“戴府小姐”的名銜，較多地聯繫一些富家子弟，教唱《義勇軍進行曲》《流亡三部曲》《大路歌》《黃河頌》等，鼓動他們走出深宅大院，投身抗日大潮，為國家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人生更加充實向上。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後，執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全國抗日形勢隨之逆轉，鳳凰也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39年9月，由於叛徒出賣，唐知白和戴鍾萍等一批共產黨員遭到暴露。
湖南省主席薛嶽接到密報後，在《省政府密令》中指出：鳳凰共產黨分子戴鍾萍等在該縣吸收男女青年活動積極。命令有關軍政當局採取嚴厲措施鎮壓。
鑑於戴家身份特殊，反動勢力一時有所顧忌，沒有立即行動。有同情革命的熱心人士設法要戴鍾萍離開鳳凰到乾城國立八中高中部去讀書，可八中校長卻因“共黨嫌疑”而拒絕接收她。
這一期間，戴鍾萍正在城郊長宜哨，以小學教師的身份為掩護，利用課堂和家訪，深入苗漢農民家裡，宣傳抗日救亡，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經過一段時間工作，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長宜哨地下黨支部。
1941年2月17日，陸軍第十軍軍長李玉堂和第九區保安司令戴嶽會籤密令，著鳳凰縣長李宗祺逮捕戴鍾萍。
2月27日清晨，大批軍警人員荷槍實彈，直奔沙灣，包圍戴氏住宅，逮捕了戴鍾萍。母親見狀號啕大哭，戴鍾萍安慰母親：
“不要擔憂，女兒的一切行為都是光明正大，我是無所畏懼的，希望你多多保重。”
幾天後，戴鍾萍被押解到沅陵第十軍軍部。
審訊時，李玉堂說，只要你能在一張巴掌大的紙上，寫下“悔過自新”四個字，就可以恢復你的自由。可是，戴鍾萍說：
“我所作所為光明正大，無過可悔。”
敵人對戴鍾萍百般誘騙和殘酷折磨，戴鍾萍始終堅貞不屈，沒有出賣同志，沒有洩漏黨的秘密，也沒有半點奴顏婢膝，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1941年3月28日深夜，星月無光，戴鍾萍在沅陵五里亭刑場被秘密殺害。臨刑前，戴鍾萍對敵兵說：
“我死，你們不要用槍打，留下你們的子彈去打日本強盜！”
隨後，被劊子手們用拳腳打倒在地，抬一大包石灰壓在頭上，活活窒息而死。年輕的她僅僅只有19歲，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在湘西犧牲的眾多共產黨員中最年輕的一個。
今天，戴鍾萍烈士的英勇事蹟已為鳳凰人民所牢記，她的雕塑也永遠鐫刻在鳳凰南華山革命烈士紀念碑上，每年、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青少年和鳳凰市民去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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