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发行新增地方债30367亿元。这意味着，今年9月份已将新增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比去年提前了2个月。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196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566亿元，发行专项债券1630亿元；今年前9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1822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6676亿元，发行专项债券25146亿元。
随着房地产信托政策收紧，政信合作业务规模得以释放。今年三季度基础产业信托募集资金1087.55亿元，环比增加0.13%，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了89.73%。中国信托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余额2.89万亿元，较2018年末的2.76万亿上升了0.13万亿。基础产业信托的扩张，风险如何？
主要观点：
《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信托公司对于向政府提供融资较为谨慎。但从本质来看，相关基础产业信托的最终还款大部分间接与政府有关。我国各级政府信用等级较高，政府最终违约的概率远低于一般的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许多信托公司都愿意到经济发达地区展业，将项目所在地的财政收人作为项目区域选择的标准之一，不少信托公司将目标业务区域的财政收入标准定为每年不低于50亿元。信托公司要求合作方应为融资平台名单外公司，本身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综合实力，利润不是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有正常、稳定的经营收入。
进一步降低风险，部分信托公司坚持在项目所在地销售信托产品，要求融资方组织当地的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万一项目出现一些风险，融资方为保证当地的社会稳定，也会从其他途径积极筹集资金来兑付信托产品，以此降低风险。
以融资平台、政府为主要合作对象的政信类业务依然有着不小的发展前景。当下的财税体制决定了政府客观上存在大量融资需求。同时，作为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信托凸显出了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未来政信合作可以朝“信托项目基金化”“以PPP模式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房地产信托募集资金环比减少了27.50%，为1529.18亿元。无论是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还是成立募集规模，都出现了明显下滑。房地产信托呈现出明显的“急刹车”现象。
工商企业类项目，随着近两年的集中暴雷，投资者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固收信托的“三驾马车”中，唯有地方政信类的项目，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城投满天跑，政信多如狗”的模式。
从金额来看，三季度基础产业信托募集资金1087.55亿元，环比增加0.13%，同比增长89.73%；从规模占比变化来看，三季度基础产业类信托规模占比25.49%，环比增加4.22个百分点。
理财师推荐政信信托的理由和投资人中意他们的理由一致，收益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低。大家一般都认为，“有政府托底的项目，能有什么风险”？
那么，政信信托，真的自带风险避雷针吗？政府会为所有的基础产业项目买单吗？政府会一直为这些项目托底吗？
融资平台 = 政府的举债主体
政信类信托又被称为基础产业类信托，一般涉及的项目多是政府的基建项目，且多以最终债务人为地方政府形成债权关系。无形中，它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金融活动。
政信信托发展至今也不过25年。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前，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入不敷出，财政部从每个省“打白条”，勉强维持财政支出。
1993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接手分税制改革。1994年，财政部推出“分税制”改革，国税和地税分别征收，结果国家税收增加、地方税收减少。当时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并没有发债权利，但地方政府又肩负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地方税收减少了，而光靠国家补贴又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投入基建，地方政府只得寻找其他融资渠道。于是，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
地方融资平台，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如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等，他们主要以经营收入、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
从1994年地方融资平台成立，一直到2007年，都属于地方融资的起步阶段，政信信托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出台，政信信托步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彼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基础建设的模式持认可和支持态度。在政策的默许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诞生，大规模举债进行基建投资的场景也随处可见。
野蛮发展到2010年，融资平台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和由此带来的高杠杆，也渐渐地进入到监管的视野。政府开始尝试对投融资平台进行规范与约束。
比较典型的就是2010年19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14年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从2016年四季度之后，政策基调就从“稳增长”转向了“防风险”和“严监管”，包括对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债务监督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将地方债务分为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进行分类统计。
其实，从2014年开始，地方融资平台就在政策指导下开始了转型之路。其中，最主要的转型思路就是从单纯的资产、资金对缝平台向城市资产运营商和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的转变，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市场化运营主体。
也就是说，转型后的政府平台会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但还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在取得施工资质方面存有优势。
政信信托 ≈ 抱“政府大腿”
随着金融强监管，国家在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清理与规范。现有的融资平台公司中，绝大多数已经剥离了政府直接融资职能，以地方国企形式存在于市场，即业内通常所说的“退出类平台”，他们成为了政信信托的主要融资主体。
虽然剥离了政府职能，但从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营业务看，融资平台公司主营业务绝大部分依然是政府的基础建设类工作，而融资平台公司的收入来源，也依然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及补贴，只是形式上由直接融资平台转换为政企合作关系。
政府需要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而融资平台也需要政府的项目和收入生存，双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要这种相关关系还存在，政府对城投公司的依赖仍将持续，这也决定了融资平台公司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换一句更通俗的表达，地方政府仍然会为融资平台公司的项目买单。因此，理财师或投资人来考察政信信托产品时，最主要的就是考量地方财力。
信托产品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比如按委托人数量不同可分为：单一信托和集合信托。按照信托资产投向不同可分为：工商企业信托、基础设施信托、房地产信托、公益信托、证券投资信托、银信理财合作、家族信托。
我们说的政信类信托是基础产业类信托的一种。基础产业类信托，是指资金投资于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基础产业包括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两部分。因基础设施类项目要远远多过基础工业类项目，因此基础产业类信托又被叫作基础设施建设类信托，简称“基建信托”。又因所涉项目多为政府项目，其参与实体基本为地方国企或融资平台，还款来源主要为政府偿还债务，相当于有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又被称为“政信合作”类信托。
附政信类信托产品结构：
近年来，财政部剑指地方违规举债，表态“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幻觉”，地方省级政府也提出了“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就出现了无法“借新还旧”的流动性问题。
长三角的城市群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特点。所以，江浙地区的政信融资需求持续旺盛，其主要用于满足本地“继续城镇化”和域外人口流入带来的城市扩容，以及传统轻工业和各类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产业扩容。在投资市场，江浙的政信信托产品一直受到市场热捧，并牢牢占据着政信市场的半壁江山，尤以镇江、泰州、盐城、淮安、湖州五地市为最。
齐鲁区域的政信信托处于江浙之后的第二阵营，主要投向“继续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扩容，以及配套本地土豪的园区建设。其中，齐国发源地潍坊和鲁国发源地济宁两地所辖的县市占据大部分比例。山东政信融资起步较晚，但涉关他们的政信信托中，增信措施中一般都有抵押物，这是政信信托中较为少见的。
川渝地区是西部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这一区域的政信信托形成了目前的第三梯队。其中，尤以环成都郊县为最，包括龙泉驿、新都、金堂、都江堰、新津、温江、郫都、青白江、崇州等，虽然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绝对值不高，但波动比较小。
与前三大区域比，长株潭城市群属于后起之秀。这一区域的政信信托多集中在湘潭、株洲、浏阳、宁乡、醴陵、攸县、长沙（县）等等，在经济驱动逐渐转向内向驱动的背景下，这一区域的竞争力和财力后劲都比较足。
1、过分强调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造成了多数被理财公司推荐的信托项目都是三高区域项目。集中度非常高，试想一下项目到期之日，也是集中到期,之时，当地城投得有多大压力。
2、一流区域有烂城投，三流区域也有好城投，平台行政级别排序法不合理的地方是极容易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因此行政级别越高，偿债能力越强、风险越小，这个选择标准，过于武断。
3、同一区域类城投与纯城投风险孰低的问题。当市场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运营不善，类城投企业的风险暴露更快，所以对于类城投融资要按照工商企业严格对待，城投信仰的色彩不该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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