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財政部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發行新增地方債30367億元。這意味著，今年9月份已將新增債券額度基本發行完畢，比去年提前了2個月。數據顯示，9月份，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2196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566億元，發行專項債券1630億元；今年前9個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41822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16676億元，發行專項債券25146億元。
隨著房地產信託政策收緊，政信合作業務規模得以釋放。今年三季度基礎產業信託募集資金1087.55億元，環比增加0.13%，但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了89.73%。中國信託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末，投向基礎產業的信託資金餘額2.89萬億元，較2018年末的2.76萬億上升了0.13萬億。基礎產業信託的擴張，風險如何？
主要觀點：
《中國信託業發展報告》：信託公司對於向政府提供融資較為謹慎。但從本質來看，相關基礎產業信託的最終還款大部分間接與政府有關。我國各級政府信用等級較高，政府最終違約的概率遠低於一般的企業。
公開信息顯示，許多信託公司都願意到經濟發達地區展業，將項目所在地的財政收人作為項目區域選擇的標準之一，不少信託公司將目標業務區域的財政收入標準定為每年不低於50億元。信託公司要求合作方應為融資平臺名單外公司，本身具有較大的規模和較強的綜合實力，利潤不是主要來源於政府補貼，有正常、穩定的經營收入。
進一步降低風險，部分信託公司堅持在項目所在地銷售信託產品，要求融資方組織當地的投資者購買信託產品。萬一項目出現一些風險，融資方為保證當地的社會穩定，也會從其他途徑積極籌集資金來兌付信託產品，以此降低風險。
以融資平臺、政府為主要合作對象的政信類業務依然有著不小的發展前景。當下的財稅體制決定了政府客觀上存在大量融資需求。同時，作為市場化的融資渠道，信託凸顯出了其獨特的制度優勢。未來政信合作可以朝“信託項目基金化”“以PPP模式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統計數據顯示，三季度房地產信託募集資金環比減少了27.50%，為1529.18億元。無論是集合信託產品發行，還是成立募集規模，都出現了明顯下滑。房地產信託呈現出明顯的“急剎車”現象。
工商企業類項目，隨著近兩年的集中暴雷，投資者持相對保守的態度。
固收信託的“三駕馬車”中，唯有地方政信類的項目，隨著《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的出臺，一路高歌猛進，開啟了“城投滿天跑，政信多如狗”的模式。
從金額來看，三季度基礎產業信託募集資金1087.55億元，環比增加0.13%，同比增長89.73%；從規模佔比變化來看，三季度基礎產業類信託規模佔比25.49%，環比增加4.22個百分點。
理財師推薦政信信託的理由和投資人中意他們的理由一致，收益相對較高、風險相對較低。大家一般都認為，“有政府託底的項目，能有什麼風險”？
那麼，政信信託，真的自帶風險避雷針嗎？政府會為所有的基礎產業項目買單嗎？政府會一直為這些項目託底嗎？
融資平臺 = 政府的舉債主體
政信類信託又被稱為基礎產業類信託，一般涉及的項目多是政府的基建項目，且多以最終債務人為地方政府形成債權關係。無形中，它是一種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金融活動。
政信信託發展至今也不過25年。20世紀90年代，在國家實行分稅制以前，中央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財政入不敷出，財政部從每個省“打白條”，勉強維持財政支出。
1993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接手分稅制改革。1994年，財政部推出“分稅制”改革，國稅和地稅分別徵收，結果國家稅收增加、地方稅收減少。當時的《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並沒有發債權利，但地方政府又肩負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地方稅收減少了，而光靠國家補貼又不足以支撐地方政府投入基建，地方政府只得尋找其他融資渠道。於是，地方融資平臺應運而生。
地方融資平臺，是指各級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資為主要經營目的的公司，如不同類型的城市建設投資、城建開發、城建資產公司等，他們主要以經營收入、公共設施收費和財政資金等作為還款來源。
從1994年地方融資平臺成立，一直到2007年，都屬於地方融資的起步階段，政信信託也一直不溫不火。直到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出臺，政信信託步入了飛速發展的快車道。
彼時，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啟動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同時，中央政府也對地方政府建立融資平臺進行基礎建設的模式持認可和支持態度。在政策的默許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量誕生，大規模舉債進行基建投資的場景也隨處可見。
野蠻發展到2010年，融資平臺所帶來的地方政府債務快速增長和由此帶來的高槓杆，也漸漸地進入到監管的視野。政府開始嘗試對投融資平臺進行規範與約束。
比較典型的就是2010年19號文《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2014年43號文（《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
從2016年四季度之後，政策基調就從“穩增長”轉向了“防風險”和“嚴監管”，包括對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債務監督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同時，將地方債務分為政府債務和或有債務進行分類統計。
其實，從2014年開始，地方融資平臺就在政策指導下開始了轉型之路。其中，最主要的轉型思路就是從單純的資產、資金對縫平臺向城市資產運營商和城市綜合開發運營商的轉變，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的市場化運營主體。
也就是說，轉型後的政府平臺會剝離政府融資功能，但還是地方政府的“親兒子”，在取得施工資質方面存有優勢。
政信信託 ≈ 抱“政府大腿”
隨著金融強監管，國家在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進行清理與規範。現有的融資平臺公司中，絕大多數已經剝離了政府直接融資職能，以地方國企形式存在於市場，即業內通常所說的“退出類平臺”，他們成為了政信信託的主要融資主體。
雖然剝離了政府職能，但從融資平臺公司的主營業務看，融資平臺公司主營業務絕大部分依然是政府的基礎建設類工作，而融資平臺公司的收入來源，也依然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及補貼，只是形式上由直接融資平臺轉換為政企合作關係。
政府需要融資平臺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而融資平臺也需要政府的項目和收入生存，雙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要這種相關關係還存在，政府對城投公司的依賴仍將持續，這也決定了融資平臺公司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換一句更通俗的表達，地方政府仍然會為融資平臺公司的項目買單。因此，理財師或投資人來考察政信信託產品時，最主要的就是考量地方財力。
信託產品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有很多種分類方法。比如按委託人數量不同可分為：單一信託和集合信託。按照信託資產投向不同可分為：工商企業信託、基礎設施信託、房地產信託、公益信託、證券投資信託、銀信理財合作、家族信託。
我們說的政信類信託是基礎產業類信託的一種。基礎產業類信託，是指資金投資於基礎產業領域的信託，基礎產業包括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兩部分。因基礎設施類項目要遠遠多過基礎工業類項目，因此基礎產業類信託又被叫作基礎設施建設類信託，簡稱“基建信託”。又因所涉項目多為政府項目，其參與實體基本為地方國企或融資平臺，還款來源主要為政府償還債務，相當於有政府信用的隱形背書，又被稱為“政信合作”類信託。
附政信類信託產品結構：
近年來，財政部劍指地方違規舉債，表態“打消地方債中央買單和政府兜底幻覺”，地方省級政府也提出了“誰使用、誰償還”、“絕不為州市縣政府債務兜底‘埋單’”。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融資平臺就出現了無法“借新還舊”的流動性問題。
長三角的城市群呈現出遍地開花的特點。所以，江浙地區的政信融資需求持續旺盛，其主要用於滿足本地“繼續城鎮化”和域外人口流入帶來的城市擴容，以及傳統輕工業和各類製造業升級帶來的產業擴容。在投資市場，江浙的政信信託產品一直受到市場熱捧，並牢牢佔據著政信市場的半壁江山，尤以鎮江、泰州、鹽城、淮安、湖州五地市為最。
齊魯區域的政信信託處於江浙之後的第二陣營，主要投向“繼續城鎮化”帶來的城市擴容，以及配套本地土豪的園區建設。其中，齊國發源地濰坊和魯國發源地濟寧兩地所轄的縣市佔據大部分比例。山東政信融資起步較晚，但涉關他們的政信信託中，增信措施中一般都有抵押物，這是政信信託中較為少見的。
川渝地區是西部最發達的區域，也是公認的中國經濟增長第四極。這一區域的政信信託形成了目前的第三梯隊。其中，尤以環成都郊縣為最，包括龍泉驛、新都、金堂、都江堰、新津、溫江、郫都、青白江、崇州等，雖然這些地方的財政收入絕對值不高，但波動比較小。
與前三大區域比，長株潭城市群屬於後起之秀。這一區域的政信信託多集中在湘潭、株洲、瀏陽、寧鄉、醴陵、攸縣、長沙（縣）等等，在經濟驅動逐漸轉向內向驅動的背景下，這一區域的競爭力和財力後勁都比較足。
1、過分強調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造成了多數被理財公司推薦的信託項目都是三高區域項目。集中度非常高，試想一下項目到期之日，也是集中到期,之時，當地城投得有多大壓力。
2、一流區域有爛城投，三流區域也有好城投，平臺行政級別排序法不合理的地方是極容易以點蓋面，以偏概全。因此行政級別越高，償債能力越強、風險越小，這個選擇標準，過於武斷。
3、同一區域類城投與純城投風險孰低的問題。當市場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運營不善，類城投企業的風險暴露更快，所以對於類城投融資要按照工商企業嚴格對待，城投信仰的色彩不該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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