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70年披荆斩棘、奇迹般前行的历史深处，镌刻着许多闪光的名字：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邓稼先、吴运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功勋，共和国会永远铭记，人民会永远铭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共和国记忆》，选取他们中的五位，探访他们的家人、战友，从他们普通却注定并不平凡的人生，去感知英雄的精神传承。今天（11月1日）推出：《和吴运铎有关的日子里》。
央广网北京11月1日消息（记者沈静文 郭淼）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熟悉吴运铎的名字。他是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曾有个响亮的称号，“中国保尔”。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累计印刷40多次，发行达1500多万册，鼓舞了一代代青年。
1954年，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艾中信为吴运铎画像。（吴运铎家人供图）
2019年中秋，北京甘家口。吴运铎的大儿媳黄华英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曾是这幢苏式建筑里的访客；结婚生子后的两年，三口小家曾生活在其中一个房间。如今在此常住的有吴运铎的小儿子吴小勤。
吴小勤：这是故居，原汁原味，什么都没动。你看这个印儿，这儿有个书柜，这儿有个茶几……有很多东西是他自己动手做的。
记者：您小时候在这个房子里住过吗？
吴小勤：我们全家都在这住。这个家，父亲、母亲、五个孩子、表哥，有的时候姥姥、奶奶都在，满满的。家里再来个客人，远房的亲戚，经常的事儿，家里都是好几卷席子，往地上一铺。
吴运铎故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沈静文 摄）
13岁，吴运铎随家人迁到湖北黄石，进煤矿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煤矿举办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1938年，他只身赴南昌参加新四军。在革命队伍中，他读完了中学课程，并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理论。为试制各种弹药，他三次负重伤，炸断了左腿，炸瞎了左眼，炸断四根手指，身上留下大大小小无数伤疤，但他奇迹般顽强地活了过来。1991年5月2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这是吴运铎去世的第29年。如果他还在，该过百岁了。
方圆几公里，黄华英骑车就能到达婆婆家和小叔家。婆婆陆平女士还健在。
记者：现在您母亲身体状况怎么样？
吴小勤：还挺好。
黄华英：还行，都96岁了，还可以，但是走路要扶着一个架子。
记者：她愿意跟你们住在一块吗？
吴小勤：不愿意。
黄华英：后来我们买了房子给她住了，住了多少年了，十年了？
吴小勤：十几年了吧。
婴儿推车、小玩具，吴小勤居住的“故居”里不乏下一代人的痕迹。顺着客厅看向阳台，地板的红漆在几十年的擦洗里褪去了大半，宽宽窄窄的缝隙历经修补，加固、填充，痕迹了然。“接受”和“适应”，似乎是这一大家人尤其擅长的事。对房屋如此，对身体也是。
吴小勤：从小就知道他受伤。也没有问，也没有什么，都习惯了，从小他就这样。他一开始到苏联把眼睛治好了，回来后又感染，感染又到苏联又治了，这就变成假眼了。所以他在家里就把眼珠子拿下来，放在水里头。
记者：一开始会被吓到吗？
吴小勤：不会，我们也都习惯了。
黄华英：包括我的孩子从小看着爷爷就这样了，没有什么觉得不正常的感觉。
吴小勤：我们在外地，小孩带到医院里去看他去了。
记者：是您的儿子？
吴小勤：我的儿子。那时候很小，看着手就说这手是日本鬼子炸了，我用手榴弹炸日本鬼子，给爷爷报仇！我父亲就笑。
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家事。1938年9月，吴运铎向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报到，被分配至修械所，在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盛誉之下，充满疼痛和困难的后半生是故事的另一面。吴小勤模仿着父亲站立的姿势——将左手插进兜里，再以右手从身后抓住左臂、支撑后背。
吴小勤模仿父亲站立的动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沈静文 摄）
吴小勤：他因为这个手没有指头，他在外边就永远插在口袋里，后背搂着这个手。腿也不好，他这样就把腰给搂起来了。这是他最标准的动作，最平常的动作……
记者：您真正了解父亲具体做了些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
吴小勤：是上学的时候，最早是学《劳动的开端》。
黄华英：其实他在家不怎么说这些事儿，有些我们也是从书里头知道。
吴小勤：我们老觉得个人比较低调，有很多东西都挺遗憾的。
“对困难的回答就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就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就是永远的谦虚！”兄弟姐妹5人，在书报里读到山一样可靠、铁一样坚硬的父亲。威严而沉默，这也是一个时代里“父亲”的群像。1967年，长子吴卓启程北大荒。临行前父亲的坚持，让他在后来的生活里对黄华英多次提起。
黄华英：上北大荒的时候，刚开始吴卓提出来以后他不同意。他就不理解，怎么孩子还没学习完就让他去。
吴小勤：他不理解，拍桌子，玻璃板给拍碎了。
黄华英：他觉得应该学习完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以后再去服务。什么本领都没有，他对这种做法不理解，并不是怕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只是希望他们能完成学业。
吴卓最后仍然成行了，父亲对他的期待也并没有落空。
“后来吴卓选择军工专业，我觉得也是爸爸的影响。爸爸并没有对他提出说非得选这个专业，但他三个志愿报的全是军工。”黄华英说。
子女5人，际遇多有不同。年长的3人最终顺利就读大学；吴小勤则在不顺遂的年代以另一种方式开启人生。1969年，17岁的他离开北京；两年后，他由“五七”干校分配到山东淄博砂轮厂当工人、技术员。
记者：当时没有按照爸爸想要的那样，上大学、做技术，走这条路，您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吴小勤：没有。
记者：没有啊？
吴小勤：我当时在工厂里边，最早我们搞可控硅，现在说就是芯片，最普通的芯片全国都上马。我一去就分到那个车间里，反正干活也挺玩命。下马以后，到研究所干了将近十年。调到销售干外贸，又干了十年。中途也是学了半年的日语，后来又找个机会在山东农业大学学外贸学了一年。学也就学了，文凭没有。
记者：所以您这么多年觉得还是挺充实的。
吴小勤：也挺忙的。
吴小勤在山东安家，结婚、生子，工作精进。心无旁骛的一路上，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还有第二种选择，这是奋斗的、向上的二十多年。而对吴运铎，这是看不到、摸不着小儿子牵肠挂肚的二十多年。
记者：1969年离开，到1991年回来，这当中您自己做过什么努力吗？就是“我想回北京”？
吴小勤：没有。我父亲去世了，我回来看我母亲。原来我父亲一个老部下，就随便聊天，说你在哪工作？我说我在山东，“还在山东？！”这是1991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就很惊讶。我说回来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房。他说到我那去工作。
记者：但您父亲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提这个事。
吴小勤：没有。我都在外面成家立业了，都有孩子了。我们能自立，他就非常高兴。
黄华英：应该说那个时候没回来的人很少了。
吴小勤：那时候我们办调动，到海淀区那个人事局，黄庄那，一看，“知青科”。
黄华英：都快撤销了。
吴小勤：然后一进去一个姑娘说，你是知青吧？我就笑，“我都老头了还是知青”。北京市都有规定，爱人是外地的就给户口。都很容易了。
黄华英：北京的那时候基本上都能回来。
22年时间里，吴运铎有没有动过将小儿子调回北京的念头，孩子们已无从知晓。父亲的心，却是隔着千山万水，也遥遥可见。
黄华英：他平时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他就爱坐在这位置上。
吴小勤：就这位置。好比说我就要去外地了，他坐这儿，我在这大包小包的，我说爸我走了，他不会动，头就看那边。开始我挺奇怪，每次都这样。但是到了山东三四天，信来了。你要按那个时间分析，就等于是一出门就开始写了。
黄华英：他其实心挺软的。因为一辈子坚强，他不愿意让人看他难过的那种感觉。肯定是，这是在外面最远的一个孩子嘛，走的时候他就……所以我们说他一方面是外表很严厉，其实内心也很柔软。
1981年元旦，吴运铎于小汤山病中学画。（吴运铎家人供图）
父亲对儿女有怎样的期待？攻克的克，卓越的卓，以及荣誉、勤劳、健康，这些字眼，吴运铎悉数写进孩子的名字里。1958年大女儿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仪式，1977年二儿子考上北师大中文系，这些荣耀，曾被吴运铎珍视，也让全家人长久地回味。又比如，每一个全家相聚的星期天，每一个父亲带回的小礼物，局促生活里细小的快乐、满足、别扭和和解，那才是父与子关系的真相，那是吴家兄妹一生的“定海神针”。
吴小勤：他就是工作忙，但只要礼拜天有时间，就带着我们去玉渊潭、动物园、紫竹院，还去颐和园、北海，一到礼拜天就得商量“咱们去哪”。出差回来一定就是给每个孩子都买玩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记者：给您买的都有什么？
吴小勤：反正有一次给我买了个跳的鸭子，上弦，嘎啦嘎啦地蹦，我觉得最不好了。我就给拆了，他为这事儿差点跟我发脾气。
记者：那个最不好，那什么好啊？
吴小勤：我这是鸭子，吴卓那个是黄的推土机，我妹妹的是个油灯，底下是油、里边是两个电池，那个灯是彩色玻璃，一点，满屋子都是花的。
吴小勤：谁要是考试考得好，放假了就领着去，也买文具，也买玩具。
为鸭子和推土机怄气的孩子们，已陆续成为了爷爷奶奶。几十年里，生活的残酷来得一视同仁，他们互相支撑着直面小家的变故、健康的意外乃至经济的负担，就像他们的父亲，从没有被艰难摧毁。唯一实名使用社交媒体的二儿子，细细记录着插队往事，从未公开写下父亲的名字；以“别人不知道我爸爸是谁”为荣，大概是吴运铎的子女们今天最大的默契。
吴小勤：反正这么多年，单位里有时候吃饭，领导说这是谁的孩子，我就不说话了，没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说的。他是他，我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黄华英：都是这样。
吴小勤：家里人都是这样。
“他是他，我是我”，是这样，却也不尽然。吴小勤脸上的风霜和坦然，明明全是父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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