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章明基和几位教授会面商谈的第二天，我就飞回中国，这时我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确信自己能去NBA了。上次有关方面阻止我去，NBA并没有过于关注此事，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机是否合适。但现在NBA的每个球队都见过我了，即使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像，也没人说我不能成为NBA中的一员。虽然测试时，我没有100%发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可能成为NBA的状元秀。由于东方队已同意让我走，剩下的就取决于中国篮协了。大家都赞同我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己见呢?我想不会的。
你也许会认为中国篮协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篮协跟下面的球队却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早先的中国篮协会觉得难以控制。我从芝加哥测试回到中国，东方电视台想做一个关于这次旅行的电视专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篮协不同意。我想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人人看到我的表现和NBA对我的浓厚兴趣，再提出放我走的交换条件时，就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从芝加哥回国后把我与媒隔绝，也让他们出了岔子。很多记者想找到我，但我换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篮协说如果我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得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中国篮协说你们得去跟他们谈。”我本来就不想回答关于美国之行的许多问题，但篮协的做法使这件事变成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又被媒体批评了。
我认为李元伟接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这种事就再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在任的话，他会同意东方电视台做这个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不幸的是，我到NBA之后他才接任。他人很好，会把中国篮协搞得更好的，但他要施行改革还尚需时日。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1年姚明不能去选秀，非常失望，那之后我马上开始跟东方队协商姚明去NBA的事。当我2002年五月末，抽签后的约一周回中国时，X先生开始竭力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作为中国过来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本该在测试后开会的，但他食言了。听说他到加州去见了另外一些经纪人，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经纪人向他许诺了比我答应的更多的姚明收入分成，问题是那些经纪人从没跟姚明谈过。也许他认为，只要破坏了我的声誉，姚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体育体制是以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模式为基础发展的，那时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那种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70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在个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姚明的境况说明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它领域的自由来得慢。比方说，如果姚明在上海电视机厂工作，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一份工作，他第二天就能走人。
在姚明之前，出名的运动员和旧的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已经发生。90年代中国一位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手，因为羽毛球协会要对他做广告进行控制，他拒绝了而选择退役。他那时只有23岁，却再也没打过球。还有其他冲突的例子，只是从来没像姚明这样引人注目、广为人知。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过了一阵，攻击我最厉害的记者开始起了疑心。他从未跟我谈过，我也没兴趣跟他谈。
我认为他是X先生阵营的，反对我们的一切。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文章，每篇都引述X先生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攻击。有一天，这个记者找到我，“这事好像不大对头，”他对我说，“X先生说你是恶毒贪婪的中间人，你为什么不反驳呢?”我就告诉他为什么球员自己选择而非被人指定经纪人很重要，经纪人所起的作用。记住，中国以前还没有体育经纪人，所以这个概念对所有人都是新的，俱乐部觉得这种新的组织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谈过后，记者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由于编辑控制，他没可能为我说话，但他的文章笔调开始缓和。
X先生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
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约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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