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581年二月,隋文帝楊堅接受了北周周靜帝宇文闡的禪讓,建立隋朝政權,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那近300年的割據混亂局面,百姓也因此而得以步入一個全新的和平大一統時代,而後,在楊堅的勵精圖治之下,更是一手造就了隋朝開國初期那長達20年的“開皇之治”,但不知為何,這個原本有可能一直延續下去的“治世”局面,卻在隋煬帝楊廣繼位以後戛然而止。究其原因,原來皆因“楊廣”的一系列舉措而起。
“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這段話所描述的正是隋朝初期那長達20年的開皇之治盛景。——《隋書》
而隋文帝楊堅,之所以能一手打造出這樣一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邊疆地帶穩定的治世局面,其實還要從他登基稱帝以後的一系列政治舉措開始說起。
因為,在筆者對隋朝的一些相關史料研究後,發現隋文帝楊堅登基後所頒佈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政令,竟然都是可以串起來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個可以實現穩定增長的“良性閉環”,後面只需要不時加以小小的調整,便有可能一直延續下去,怎麼著也不會淪落到只能支撐20年便戛然而止的地步。
但是楊堅的繼承者隋煬帝楊廣,卻在無意間成了這套“良性閉環”體系中的一個“變量”。
楊廣在繼任後所頒佈的一系列舉措,固然看起來也是在為隋朝著想,也確實是想讓隋朝更加輝煌,但是卻也在同時導致楊堅的這個“
良性閉環”被打破,從而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繼而也就導致了隋朝統治體系的崩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隋朝的覆滅。咱們先來說說隋文帝楊堅是怎麼造就“開皇之治”的
- 一、五省六部制
既然隋文帝楊堅是一位封建時期的統治者,那咱們就從隋朝統治體系上的變革開始說起吧,畢竟對封建時期的皇權階層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一系列的政治舉措勢必也都是在為統治階層服務不是嗎?
所以,隋文帝楊堅在登基稱帝后,“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先是廢除了北周時期所依據《周禮》而設立的那一套名目繁多,且盤根錯節的官僚制度,然後又根據漢、魏時期的統治制度,設立了一套“五省六部制度”。——《隋書·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
即以“內侍省、秘書省、門下省、內史省以及尚書省”為統治體系的主要架構,也就是後世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的雛形,然後又在尚書省下設“
吏、禮、戶、工、刑、兵”六部。相較《周禮》中的那一套“制九命,每命分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又行五等封爵,王、公,正九命;侯,正八命;伯,正七命;子,正六命”的官僚制度,顯然是要更為精簡。——《通典·職官》同時,也能妥善的避免“皇權旁落”的現象發生,將權力集中於皇帝之手,更好的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進程。
如此一來,隋朝的統治體系框架也就基本上搭建完成,接下來要做的,自然就是為這個框架注入血液,即“選拔官員”。
- 二、選官
自曹魏以來,所推行的一直都是一種由各郡縣推舉“中正官”,然後再由中正官去根據士人的家世、行狀來評定品級的“九品中正”選官制度,但隨著時間的變遷,這種選官制度也就逐漸的被氏族門閥所掌控,幾乎成了一個形式化的產物,故而也就失去了選拔人才的意義。
所以,隋文帝楊堅也就同樣放棄了繼續沿用“九品中正制”,首創了“科舉選官制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不看家世,不看出身,以士子的學識多少來論高低。相信知識所代表的意義就不用筆者多說了吧?——《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而“官員”又來自於百姓,只有百姓安居樂業了,也才有精力去學習,去參加科舉,否則飯都吃不飽,哪裡會有精力去讀書,去參加考試呢?
因此,怎麼改善民生,從而讓百姓生活的更好,也就成了隋文帝楊堅的下一步改革目標,但這治理百姓卻跟統治體系還不一樣,就像前文說的,百姓必須得達到“安居樂業”的程度才算,換句話來說,也就是要達到讓“社會安定”、以及百姓“家有餘糧”的程度才可以。
- 三、民生
顧名思義,若要改善民生,即需要“軍事”以及“經濟”等雙重意義上的改革,但又不能過度的去發展“軍事”,得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相應的平衡點,否則單憑“養兵”之時那巨大的消耗就足以拖垮一個政權了。
這點大家可以參考下“秦王朝”的覆滅,其原因也正是因為秦始皇不顧百姓的承擔能力,一味擴張軍事實力,從而導致百姓無力承擔那繁重的苛捐雜稅,只能去武裝起義,繼而推翻了秦王朝的統治。
隋文帝楊堅顯然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所以,他在面對時不時就要侵襲隋朝的“突厥大軍”之時,並沒有選擇去無所顧忌的擴張軍事實力,而是以防禦為主。
一方面大修長城加強隋朝的防禦體系,另一方面又略施小恩小惠,對突厥內部實行“離間分化”的對外政策,從而使得突厥內部動亂,迅速瓦解成了東突厥和西突厥兩部分,而後,更是使“突厥沙缽略上表稱臣”,以藩王的形式吸納了“沙缽略可汗”所掌控的東突厥地區。——《隋書·卷一·帝紀第一·高祖上》
當然,也不是說單憑離間分化就足以保證隋朝疆域的安寧了,日常的“軍事力量儲備”還是要有的,只不過在這點上,聰明的隋文帝楊堅並沒有選擇“屯兵”,也就是專門的培養軍隊,而是考慮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選擇了“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繼續沿用了“府兵制”。——《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也就是讓士兵只保留一個“軍籍”,然後就回家種地去吧,依舊還會被納入實施“
輸籍法”之後重新編訂的戶籍稅收體系當中,不過會免除“課役”,然後在農閒的時候也必須得參加相應的軍事軍訓,以備不時之需。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達到了一種“化兵為民”的情景,減輕了朝廷的財政支出不說,還儘可能的擴大了軍事力量儲備,對隋朝社會生活的安定以及生產力的恢復和提高屬實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除此以外,隋文帝更是儘可能的“輕徭薄賦以解民困”,但凡有臣子提出“減賦役,務從輕典”的要求,隋文帝楊堅也都會“悉從之”。百姓也因此得以真正實現繼亂世之後的“安居樂業”。——《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
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楊堅的勵精圖治,也不只是表現在對隋朝各個階層的改革上面,他同樣也改革到了自己的頭上,曾專門下令“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以身作則,帶頭厲行節儉,杜絕鋪張浪費之風。——《隋書·卷四十一·列傳第六·高熲》
也正是在隋文帝楊堅登基以後的這種種改革舉措的推行之下,使得隋朝逐漸形成了一個“統治者管理官員,官員管理百姓,百姓再反饋給統治者”的良性閉環統治體系,為隋朝出現“開皇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呢,自隋文帝去世,隋煬帝楊廣繼位以後,這一狀態卻出現了變化。
再來聊聊隋煬帝楊廣對“開皇之治”良性閉環的破壞
自隋煬帝楊廣繼位伊始,便“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而後又“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大肆濫用民力,建造“隋唐大運河”,只為彰顯隋朝的強盛。——《隋書·卷三·帝紀第三·煬帝上》
其次,又十分喜歡出宮巡遊,每次出宮必“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鋪張浪費的現象極為嚴重,而且還十分的喜歡在各地建造行宮,以供他享樂之用。
但這都還不算是最厲害的,只能說是皇家比較奢侈罷了,最為厲害的當屬隋煬帝在對外戰爭上面的一系列舉措。
好比如大業八年,隋煬帝楊廣御駕親征,針對“高句麗”發動了一場兵力高達上百萬的對外戰爭,“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而且還不止一次,據史料記錄,隋煬帝楊廣除親征吐谷渾以外,三度親征“高句麗”,而且每次都是大軍壓境。——《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下》
大家能說隋煬帝不是在為隋朝著想嗎?還別說,隋煬帝還真是為隋朝在著想。
因為隋煬帝執政時期,疆域外面的敵對勢力同樣也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十分的強盛,就好比開皇年間依附隋朝的“東突厥”,截至隋末年間就已經達到了一種“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強,古未有也”的地步。——《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
雖然暫時還懾於隋朝強盛,並無太大動作,但大家能說東突厥沒有野心嗎?而且這還不是全部,同樣與開皇年間分化出去的“西突厥”更是直接跑出去稱霸西域去了,同樣實力強悍。
所以,隋煬帝也就只能是憑藉這些手段來震懾這些對手,從而達到鞏固隋朝政權安寧的效果,只不過他忽略了隋朝原本的統治政策的侷限性,並沒有去調整,而是依舊依賴於隋文帝執政之時的以“防禦、富國”為主的統治政策。
如此一來,隋文帝與隋煬帝在統治策略上也就形成了一種完全“背道而馳”的局面,隋文帝主張“防禦、富國”,但隋煬帝卻主張“擴張、強兵”,因而勢必就會對民力造成極大的損傷。
畢竟,如若要發動戰爭,就必然需要大量的軍隊,而由於“府兵制”的緣故,只能是從百姓中去抽取青壯年作為士兵。
故而也就導致了隋朝整體生產力的下滑,畢竟年輕人都去打仗了,還有誰去種地呢?繼而這整體生產力的下滑,也就又導致了“軍糧儲備”的不足。
所以統治階層為了滿足巨大的“軍糧需求”,只能是再次從沒有當兵的百姓家中去徵糧,一來二去之下,百姓的家底也就這樣被掏空了。
自然也就對朝廷有了怨言,直接就重現了秦王朝統治後期的場景,形成了一種“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飢相食,邑落為墟”的局面,百姓無力承擔這繁重的苛捐雜稅,只能是起兵造反,直接就導致了“隋末農民起義”的爆發,加速了隋朝的覆滅。——《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下》
隋文帝楊堅所一手打造出的“良性閉環”統治體系,也就這樣隨著隋煬帝楊廣這個“變量”的四處征伐,讓其輸出的那部分遠遠超出了其輸入的那部分,從而導致整個閉環體系崩潰。
結束語
當然,開皇之治雖然只維持了20年,但是其對後世的封建政權所產生的借鑑意義和深遠影響終究還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好比如唐朝,其實我們從唐朝的強盛狀態中也能稍微看出來一點開皇之治的厲害之處。
畢竟唐承隋制,雖有損益,但在某些政策上其實與隋朝大同小異,也足以證明隋文帝的這套“良性閉環”統治體系對後世的封建統治者而言,屬實具有著極為積極的借鑑意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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