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大战”指的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汴州）朱温与天平军节度使（治所在郓州）朱瑄、泰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兖州）的朱瑾两兄弟，在华北平原之上展开的长达10年之久的拉锯战。
但关于这场“三朱大战”的起因，《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却是众说纷纭，我们根据成书时间的早晚，为大家依次叙述各位史家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剖析，究竟哪一部史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由北宋初年著名历史学家薛居正编纂的《旧五代史》中关于“三朱大战”起因的叙述。
薛居正对于“三朱大战”起因的这一段叙述，完整地用了起承转合的文章架构，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因何而起啊？
一句话，朱瑄偷了朱温的人。
具体怎么偷的呢？
这段记载有着非常详细的描写：汴、郓、兖三家合力击败蔡寇秦宗权后，朱温感念救援之恩，以朱瑄、朱瑾同姓为由，结拜为兄弟，并且在汴州大宴款待好吃好喝，以尽地主之谊。结果这朱瑄啊，不安好心，看见朱温手下一堆将士龙精虎猛，便起了偷人之意。宴会之后，朱瑄秘密派人以重金诱惑汴州兵士投靠自己。
因为从汴州跑到郓州的人实在太多，被朱温发现了，朱温呢，还碍于结义兄弟的情面，给朱瑄发了篇檄文劝朱瑄停止偷人的行为，不成想这朱瑄不仅不停止，而且还直接回怼朱温，言辞不逊。
承。朱瑄的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终于激起了朱温的怒火，朱温立即派手下头号大将朱珍进攻天平军地界辖州中的曹州与濮州。结果朱珍太生猛了，没过多久就攻陷了曹州，并且生擒了曹州刺史丘礼，并且发兵围攻濮州。
天平军所辖总共三州，治所在郓州，另有两州就是曹州和濮州，朱温这一下端掉一州，又有打算端掉第二州之势，彻底让两家撕破了脸，朱温这迫不及待的“吃相”摆明就是要侵吞天平军，于是“三朱大战”彻底爆发。
转。朱温率领数千骑兵亲征濮州，不仅在范县击破了朱瑄的援军，而且顺势攻下了濮州，濮州刺史朱裕只孤单一人逃回了郓州。这朱瑄三州去了两州，眼瞅着朱温就要兼并三州，结果朱瑄带着郓州主力军亲自上阵，双方持续了一个月，最终朱温不敌朱瑄，率军返回汴州，宣告此次亲征败北。
合。朱温虽然在郓州碰了一鼻子灰，但在光启三年的年末，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年终奖，唐僖宗亲自赐予了朱温丹书铁券与德政碑。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朱温除了“吃相有点难看”之外，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地方，反观朱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偷了结义兄弟的人不说还言辞不逊，所以薛居正的观点也很显然，就是“三朱大战”的起因在于朱瑄有错在先。
然后，我们来看看成书于北宋中期的《新五代史》，它是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编撰的。
《新五代史•太祖本纪》：“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夏四月，朱瑄、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权东归。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以东，乃发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郓州，大败而还。十二月，天子使来，赐王铁券及德政碑。”《新五代史》对于“三朱大战”起因全过程的描述只有76个字，而《旧五代史》则有215个字，也就是《新五代史》对于《旧五代史》的记载内容删减了约64%，而这也是《新五代史》较于《旧五代史》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两个字——精简。
虽然精简，但也很清晰的表达了“三朱大战”的起因以及整个过程，也是完整地用了起承转合的文章架构，与《旧五代史》不同之处就在于“起”一处而已，其余则没有异议。
欧阳修的观点是，朱瑄偷人这事，完全是朱温的诬告，朱温就是以此为由趁机发动对天平军的兼并战，结果先胜后败，自讨苦吃。虽然最后还是得到了唐僖宗的年终大奖，不过这奖励在此处看来更多是安慰与劝告。赐予丹书铁券的目的是表功，但赐予德政碑这就颇值得玩味了。
同是一段历史事件，因为起因的不同，最终导致我们看待这个事件，就会产出很大的歧义，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但也是学习困难之处，我们究竟是该信薛居正的观点，还是信欧阳修的观点呢？
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于“三朱大战”起因的记载。
《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三》“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秋七月，朱全忠欲兼兖、郓，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己，攻之无名，乃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瑄复书不逊，全忠遣其将朱珍、葛从周袭曹州，壬子，拔之，杀刺史丘弘礼。又攻濮州，与兖、郓兵战于刘桥，杀数万人，朱瑄、朱瑾仅以身免。全忠与兖、郓始有隙。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将步骑万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击罕于范，擒斩之。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郓，珍进兵攻郓。瑄使裕诈遗珍书，约为内应，珍夜引兵赴之，瑄开门纳汴军，闭而杀之，死者数千人，汴军乃退。瑄乘胜复取曹州，以其属郭词为刺史。（十二月有关于唐僖宗赐朱温丹书铁卷与德政碑之事，《资治通鉴》无记载）”
《资治通鉴》这一段记载共有212字，与《旧五代史》相当，但对于战争中的细节记载更加清晰准确。不仅比《旧五代史》多提到了汴将葛从周、郓将朱罕以及兖州朱瑾，而且还点明了刘桥之战全过程与郓州之战的全过程。我们也由此得知，朱瑄虽然光复了曹州，但濮州还在朱温手中。
通过这三家史料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记载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若是侧重历史军事方向类的读者或者创作者还是首选参考史籍为《资治通鉴》，因为不论《旧五代史》还是《新五代史》对于战争的记载都过略或者过简。
虽然《资治通鉴》对于“三朱大战”的战争细节增加了很多描述，但历史事件的发展与其余两部史籍没有大的出入。司马光对于“三朱大战”的起因，也是表达了此乃朱温诬告朱瑄的观点，并且对于朱温用诬告这样的手段，提出了自己的推断，可以说是在前辈欧阳修的基础上，更加细化了（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而且欧阳修与司马光同为保守派，他们曾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认为朱温是诬告在先，那么就可以证明薛居正说是朱瑄有错在先的观点是错误的吗？
回答，不可以。
薛居正、欧阳修与司马光三人同为史学家，以个人名望与专业素养来说，他们所撰写的史籍都是权威性发布，“以二对一”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来证明薛居正的观点是错误的，站不住脚。
那么，有关于“三朱大战”的真实起因我们就无从得知吗？
还是可以的。
怎么得知呢？
从史料中寻找答案。
给出答案的这个人叫做胡三省。
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史学家，他的名著为《资治通鉴音注》，于典章、音训、地理考稽精详，订谬甚多，为后人研习《通鉴》的工具书，另著有《通鉴释文辨误》、《通鉴小学》等。
其实我们给以给他冠一个名号，古今“通鉴学第一人”，胡三省的一辈子学术成就主要就是研究《资治通鉴》。
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有关“三朱大战”的起因中记载中引用了高若拙《后史补》的一段记载对《资治通鉴》做注，这从侧面证实了司马光的观点，说服力与权威性并重。
《后史补》云：“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这段注解记载信息量非常大而且十分精彩。
话说啊，朱温感叹汴州兵寡，但是去其他藩镇地盘上进行“跨镇募兵”是大忌。于是在他的首席谋士敬翔加入麾下后，为朱温献了一计，那就是让麾下将士假装叛逃到邻镇，朱温就可以借由抓捕叛徒之名，名正言顺的进入其他藩镇节帅的辖区“跨镇募兵”，朱温因此感叹，敬翔是“天佐之士”。最终效果也很明显，募兵比往日多了十倍。
所以基于此段记载的“前车之鉴”，汴州士兵叛逃至郓州投靠朱瑄麾下，然后朱温发檄文声讨朱瑄的事件，不过是朱温轻车熟路的自导自演。
基于此，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推断朱温诬告朱瑄在先，是“三朱大战”的起因，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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