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年度盛会之一，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10月26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聚焦“新中国经济70年与全面开放新格局”，旨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聚焦经济发展，展望未来。

《南风窗》记者受邀参与开幕式，五位特邀演讲嘉宾都是各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经济70发展的的思考和解读。

楼继伟：90年代的金融改革奠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

第一位重量级嘉宾是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他在发言中讲到90年代的金融改革往事，其中有四个重要领域，第一是货币政策框架，第二是财政纪律，第三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离，真正变成商业银行，第四是真正的汇率并轨。商业银行的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今天的中国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才会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他强调，针对未来的改革有三个关注点，首先是如何处理既得利益，中国的帕累托改进在过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未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第二点则强调了中央权威的重要性，要依靠中央权威来破除阻力。第三点是风险在增加，长期积累的矛盾要逐步化解，要通过法治化、市场化推进改革，不能搞运动式行为，不能简单拿任务当手段。

杨伟民：十三个五年规划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他从发展规划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

每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有重点和亮点，例如“六五”计划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七五”计划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八五”计划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九五”计划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计划提出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战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并把规划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十二五”规划时期则实现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多个跨越，“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可以看到，正是科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带领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使中国建立了全球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同时在城镇化、教育科研、脱贫等众多领域取得重大进步。

西方这些年对于中国的发展规划越来越感兴趣，有些学者认为合理的经济规划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杨伟民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发展规划的质疑，在他看来，规划和指令性的计划有着本质区别，规划更多地是一种指引、一种激励，同时也是对政府职责的一种约束，规划的最终目的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黄有光：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债务问题严重性被夸大

第三位演讲嘉宾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黄有光，他分享了许多独到的观察。

他通过厘清概念，提醒大家中国的经济没有下行，从GDP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在持续增长而且更快地增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来算，现在中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约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但在实际的产量增加上，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

他认为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主要支撑点，首先是中国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比多数国家大很多倍；其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而且许多债务大致是正确政策的一些副作用，总体上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而且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功能强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机的爆发与扩散。

朱云来：经济发展七十年,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四位演讲嘉宾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他通过翔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来了一次解读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题作文”。他以制造业中的钢铁、制造业贸易的数据做例子。

钢铁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这是非常具象的产出示例，以吨为单位，我们的生铁从1949年25万吨到现在8亿吨左右，意味着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钢铁工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引发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12年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

但朱云来指出，中国的服务业并不是轻资产的，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就非常的重。关于全球贸易，中国的整个经济的顺差在最高点是10%，而今天只有1%，为什么这么低？因为非常大的服务贸易的逆差，我们的制造业是有顺差的，我们的服务业的逆差越来越大。

朱云来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清晰图景：全球在金融危机之后，杠杆不是下降了反而是上升了，所以全球的金融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没有解决。在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科技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科技对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率提升非常重要。同时他指出，在全球目前的科技发展大局中，中国虽然高歌猛进，但是在基础科研领域还是相对较弱。

朱云来说，“我们经济发展的初期其实是很困难的，资源短缺。七十年的发展至今，可能已经到了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已经逐步进入一个相对充裕的世界经济之中。现在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应该是各种过去累计的投入，要考虑怎么能够发挥它的最大效益。

过去需要投资拉动，是因为看到投资会有产出。如果未来某些投资的前景并不那么明确，是不是需要这么急于投资是值得思考的，这也是新时代的挑战。

以统计局年鉴2018年数据来看，在经历巨大经济规模建设以后，90万亿经济里面，35万亿是居民消费，13万亿是政府开支，算公共服务，也是开支，两项加起来是一半的经济，还有一半都是投资。如此规模的投资继续下去，未来的回报不一定能够保证。现在我们可以把已有的资产有效利用起来，建立更为系统科学的方法，这也是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

金刻羽：中国要做全球网络秩序的捍卫者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达沃斯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称号获得者金刻羽。她就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继续开放，发挥新的作用发表了三点看法。首先，包容性和开放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核，中国擅长于把外面的东西通过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点是在开放方面，对于全球化和未来思想政策建议，中国要能说YES，也能说NO。承袭第一点，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说明中国改革不是全盘西化，不是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而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态势有选择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为什么说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中国能说NO和YES都是一样重要的呢？金刻羽阐释道，“我们对自由贸易说好，对外国直接投资说好，我们对毫无节制的资本流动说不，对进口全方位的自由化说不，这是我们过去开放政策的基本精神，也应当是现在和未来开放政策的基本理念。”

第三点则是在新时代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是一个网络体系，从技术、资本，到供应链、基础设施无一不是一个网络，网络使得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更大的价值，随着演变，做其领导者具有不同的含义。

那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金刻羽认为，现在中国蓄势待发，将成为全球网络的领导，中国并不谋求独霸系统，要努力确保网络的平等运行，保障它的安全和可持续性，防止其他国家破坏这个网络。

这是因为网络系统中的参与者都很重要，不是某一个国家最重要，而是互相之间的联络非常重要。新时代如果采取过多的保护主义，维持孤立主义的心态，切断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自我封闭，将自己排除到体系之外，只能降低自己的影响力。所谓一荣俱荣，一富俱富。

总结：相信市场，做好规划，胆大心细

纵观论坛主会场五位特邀嘉宾的发言，通过楼继伟的案例讲述，我们认识到过去的70年的成功有赖于90年代的整体性改革；杨伟民解析了建国以来的十三个经济规划，揭示了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黄有光用独立思考的气质反驳了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见解；朱云来通过分析数据，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贸易的发展节点和特性以及未来方向，帮助大家更立体地了解中国如何崛起。而金刻羽则分析了中国有策略的开放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持了自身竞争力。

在论坛的最后，论坛特邀主持嘉宾、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围绕嘉宾观点对论坛做了总结。7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

70年后世界发生了巨变，全球化发生了回潮，国家的边界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金融周期和全球流动性让每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面临丧失的可能；科技和平台公司的作用日益凸显，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竞争政策面临转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继续发展自身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首先是相信市场的力量，继续深化改革；第二是大胆开放，但也要审慎，敢于拒绝。最后是要构建好的宏观政策框架和监管政策组合，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宏观政策要透明，可预期。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曹柠

排版 | F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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