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的年度盛會之一，第五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10月26日在上海舉行。本屆論壇聚焦“新中國經濟70年與全面開放新格局”，旨在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聚焦經濟發展，展望未來。

《南風窗》記者受邀參與開幕式，五位特邀演講嘉賓都是各自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對中國經濟70發展的的思考和解讀。

樓繼偉：90年代的金融改革奠定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

第一位重量級嘉賓是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他在發言中講到90年代的金融改革往事，其中有四個重要領域，第一是貨幣政策框架，第二是財政紀律，第三是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分離，真正變成商業銀行，第四是真正的匯率並軌。商業銀行的改革和中國加入WTO，今天的中國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才會成為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

他強調，針對未來的改革有三個關注點，首先是如何處理既得利益，中國的帕累託改進在過去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在未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且有可能不是那麼明顯。第二點則強調了中央權威的重要性，要依靠中央權威來破除阻力。第三點是風險在增加，長期積累的矛盾要逐步化解，要通過法治化、市場化推進改革，不能搞運動式行為，不能簡單拿任務當手段。

楊偉民：十三個五年規劃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二位重量級嘉賓是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他從發展規劃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國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

每個五年規劃（計劃）都有重點和亮點，例如“六五”計劃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七五”計劃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八五”計劃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九五”計劃提出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十五”計劃提出西部大開發和城鎮化戰略，“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主體功能區並把規劃指標分為預期性和約束性，“十二五”規劃時期則實現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的多個跨越，“十三五”規劃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可以看到，正是科學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帶領中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使中國建立了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體系，成為全球第一大製造業大國，同時在城鎮化、教育科研、脫貧等眾多領域取得重大進步。

西方這些年對於中國的發展規劃越來越感興趣，有些學者認為合理的經濟規劃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楊偉民回應了外界對中國發展規劃的質疑，在他看來，規劃和指令性的計劃有著本質區別，規劃更多地是一種指引、一種激勵，同時也是對政府職責的一種約束，規劃的最終目的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

黃有光：中國經濟仍在高速增長，債務問題嚴重性被誇大

第三位演講嘉賓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Monash大學榮休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黃有光，他分享了許多獨到的觀察。

他通過釐清概念，提醒大家中國的經濟沒有下行，從GDP的角度來看我們還在持續增長而且更快地增長。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GDP數據來算，現在中國GDP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所代表的實際產量的增加，約等於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現在的增長率跌到5%，但在實際的產量增加上，大約相當於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

他認為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主要支撐點，首先是中國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比多數國家大很多倍；其次，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內債，不是外債，而且許多債務大致是正確政策的一些副作用，總體上遠遠沒有接近資不抵債的水平。而且他認為中國政府的功能強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機的爆發與擴散。

朱雲來：經濟發展七十年,全面開放新格局

第四位演講嘉賓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他通過翔實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來了一次解讀新中國7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命題作文”。他以製造業中的鋼鐵、製造業貿易的數據做例子。

鋼鐵工業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原材料產業，這是非常具象的產出示例，以噸為單位，我們的生鐵從1949年25萬噸到現在8億噸左右，意味著整個工業化的過程中鋼鐵工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引發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之後中國的製造業佔比開始下降，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時代。

但朱雲來指出，中國的服務業並不是輕資產的，比如說我們的交通運輸就非常的重。關於全球貿易，中國的整個經濟的順差在最高點是10%，而今天只有1%，為什麼這麼低？因為非常大的服務貿易的逆差，我們的製造業是有順差的，我們的服務業的逆差越來越大。

朱雲來通過嚴謹的數據分析，為我們展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清晰圖景：全球在金融危機之後，槓桿不是下降了反而是上升了，所以全球的金融問題在金融危機之後沒有解決。在演講中，他反覆強調科技是最重要的經濟增長要素。科技對服務業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率提升非常重要。同時他指出，在全球目前的科技發展大局中，中國雖然高歌猛進，但是在基礎科研領域還是相對較弱。

朱雲來說，“我們經濟發展的初期其實是很困難的，資源短缺。七十年的發展至今，可能已經到了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有很大的發展變化，已經逐步進入一個相對充裕的世界經濟之中。現在經濟面臨新的挑戰，應該是各種過去累計的投入，要考慮怎麼能夠發揮它的最大效益。

過去需要投資拉動，是因為看到投資會有產出。如果未來某些投資的前景並不那麼明確，是不是需要這麼急於投資是值得思考的，這也是新時代的挑戰。

以統計局年鑑2018年數據來看，在經歷巨大經濟規模建設以後，90萬億經濟裡面，35萬億是居民消費，13萬億是政府開支，算公共服務，也是開支，兩項加起來是一半的經濟，還有一半都是投資。如此規模的投資繼續下去，未來的回報不一定能夠保證。現在我們可以把已有的資產有效利用起來，建立更為系統科學的方法，這也是讓經濟持續增長的方式。

金刻羽：中國要做全球網絡秩序的捍衛者

最後一位演講嘉賓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沃斯論壇全球青年領袖稱號獲得者金刻羽。她就中國在新時代的國際環境中如何繼續開放，發揮新的作用發表了三點看法。首先，包容性和開放度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核，中國擅長於把外面的東西通過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

第二點是在開放方面，對於全球化和未來思想政策建議，中國要能說YES，也能說NO。承襲第一點，改革開放的經驗也說明中國改革不是全盤西化，不是照搬西方的經濟政策，而是根據自身的經濟基礎和發展態勢有選擇性地運用到中國的實踐中去。

為什麼說在全球化的問題上，中國能說NO和YES都是一樣重要的呢？金刻羽闡釋道，“我們對自由貿易說好，對外國直接投資說好，我們對毫無節制的資本流動說不，對進口全方位的自由化說不，這是我們過去開放政策的基本精神，也應當是現在和未來開放政策的基本理念。”

第三點則是在新時代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全球是一個網絡體系，從技術、資本，到供應鏈、基礎設施無一不是一個網絡，網絡使得每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獲得了更大的價值，隨著演變，做其領導者具有不同的含義。

那中國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金刻羽認為，現在中國蓄勢待發，將成為全球網絡的領導，中國並不謀求獨霸系統，要努力確保網絡的平等運行，保障它的安全和可持續性，防止其他國家破壞這個網絡。

這是因為網絡系統中的參與者都很重要，不是某一個國家最重要，而是互相之間的聯絡非常重要。新時代如果採取過多的保護主義，維持孤立主義的心態，切斷和其他國家的聯繫，自我封閉，將自己排除到體系之外，只能降低自己的影響力。所謂一榮俱榮，一富俱富。

總結：相信市場，做好規劃，膽大心細

縱觀論壇主會場五位特邀嘉賓的發言，通過樓繼偉的案例講述，我們認識到過去的70年的成功有賴於90年代的整體性改革；楊偉民解析了建國以來的十三個經濟規劃，揭示了規劃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黃有光用獨立思考的氣質反駁了一些唱衰中國經濟的見解；朱雲來通過分析數據，指出中國的製造業、貿易的發展節點和特性以及未來方向，幫助大家更立體地瞭解中國如何崛起。而金刻羽則分析了中國有策略的開放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中保持了自身競爭力。

在論壇的最後，論壇特邀主持嘉賓、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楊燕青圍繞嘉賓觀點對論壇做了總結。70年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製造業大國。

70年後世界發生了鉅變，全球化發生了回潮，國家的邊界變得比過去更加重要；金融週期和全球流動性讓每個國家尤其是小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面臨喪失的可能；科技和平臺公司的作用日益凸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競爭政策面臨轉型。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繼續發展自身併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首先是相信市場的力量，繼續深化改革；第二是大膽開放，但也要審慎，敢於拒絕。最後是要構建好的宏觀政策框架和監管政策組合，同時非常重要的是，宏觀政策要透明，可預期。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曹檸

排版 | F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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