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雙子殺手》海報
李安及《雙子殺手》：一次數字電影技術美學的大膽探索和實驗
孫承健
如果說沒看過120幀/4K/3D版的電影《雙子殺手》等於沒看，這並非誇大其詞。就整部影片的視覺呈現而言，顯而易見，故事的跌宕起伏及其戲劇性的吸引力，並不是李安在這部影片中的主要價值訴求。藉助超高規格的數字技術，探索當代數字電影的本體美學特徵，以及數字技術與當代電影敘事之間的存在關係，甚至重新定義受眾的觀影體驗範式，或許正是李安賦予這部影片的最核心命題。
對於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而言，運用銀幕影像，圍繞某一命題進行敘事的表達與反思，自然是人們最為期待的。然而，正值李安在好萊塢的電影事業如日中天之時，從三年前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開始，善於在東西方文化的產異性視野中，運用敘事表達相關人文思考、闡釋人性的李安，似乎是在突然之間轉身成為了一名“技術控”。連續兩部影片採用120幀/4K/3D的影像技術指標，分辨率高達4096×2160，而像素則達到了885萬，較之傳統24幀2K數字電影221萬像素、2048×1080的分辨率而言，銀幕影像不僅解析度大幅提升，畫面的信息量也隨之成幾倍的增加。如此高技術指標的影像規格，對於人的視覺感知而言，一方面，在表現物象高速運動的狀態時，大大消解了24幀2K影像的運動模糊問題；另一方面，則在細節的呈現層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視覺效果，甚至連肌膚細膩的紋理、毛孔，以及人物眼睛中的血絲都清晰可見。如此“逼真”的視覺效果，顯然對傳統數字電影的本體美學特徵、敘事手段以及對受眾的觀影體驗，都產生了極具挑戰性的重要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傳統的顛覆。
電影《雙子殺手》劇照
雖然，影片《雙子殺手》在敘事表達層面涉及了諸如倫理、身份等一些相關電影命題的思考，但是這些命題並非是李安製作這部影片主要動機。李安所要探索的實際上是一種有別於傳統膠片影像美學的、屬於數字電影的“非常不同的美感”。從某種意義而言，正是這樣一種美學追求在根本上構成了李安這部影片創作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以及技術指向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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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技術指向性，也即是說選擇運用這樣一些數字技術的表達意圖是什麼。以往24幀/2K/3D電影，在景深層面存在一定的侷限性，這種侷限性首先表現在影像的銳度、光感與解析度等層面，較低解析度的影像和畫質，常常導致後景中的許多細節都難以被看清，因此畫面信息往往相對集中於清晰的前景部分。並且，3D的視覺效果則主要依賴於一種出屏感的技術手段，以使觀眾產生銀幕物象或人物“飛出”銀幕直達眼前的一種基於“視錯覺”的體驗快感。其次，傳統數字電影中，激烈的動作性場景的視覺情緒體驗，比如令人緊張、窒息，甚至充滿視覺感官刺激的一些追逐、打鬥、撞擊、爆炸等視覺效果，更多的需要依靠前期蒙太奇的分鏡頭設計和後期剪輯、特效等視覺技術處理。這其中，由於24幀2K影像的畫質侷限，物象在高速的運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系列的運動模糊現象，從而使視覺體驗的“真實感”大大降低，觀眾的臨場感也因此大打折扣。但是，長期的觀影習慣與被傳統電影所形塑了的觀影經驗，導致大多觀眾更習慣於這種運動模糊的體驗感受，並且這種觀影經驗也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傳統觀影體驗中所謂“電影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電影《雙子殺手》劇照
正是基於此，在面對層次更豐富的超高清的景深效果與成倍增加的畫面信息時，許多觀眾表現出由視覺到心理的一種難以適應的體驗和感受。比如，以跟拍的方式表現摩托車在小巷中穿梭追殺的一場戲中，貼近被攝體的近距離跟拍，以及不斷變化和傾斜的視覺重心，引發了觀眾強烈的“在場感”，導致許多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會不同程度的產生眩暈感的體驗效應。這也意味著面對超高解析度的影像所帶來的大量視覺信息與較強的臨場感，實際上所暴露出的是人們的視覺經驗，能否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非正常運動”視覺信息能力的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對於未來電影的發展必然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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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藉助高畫質技術手段，李安對於3D的運用以反傳統3D電影的思維邏輯，試圖通過高解析度的影像“真實”將觀眾“吸入”到銀幕世界之中，從而使觀眾能夠達到一種“在場”的臨場體驗模式，而不是傳統3D的那種追求出屏感的體驗方式。因此，在整部影片之中，幾乎沒有刻意的物象“飛出”銀幕的視覺設計， 3D的視覺效果所圍繞著的更多是一種沉浸式的臨場體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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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數字化表演”可以說是李安在這部影片中的第二個技術亮點，這一技術亮點也是當下電影數字技術進入“生物工程”時代的重要標識。一方面，當下電影數字技術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是“表演”問題。這裡，表演所指涉的是運用數字技術，為銀幕數字角色有效地注入情感和靈魂。而在另一方面，伴隨著虛擬製作的不斷髮展，各種場景空間與類型角色已逐漸被數字化，這也導致以CG（國際上習慣將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視覺設計和生產的領域通稱為CG）數字角色為核心的電影數字資產的有效建構，對未來電影產業的發展以及電影的整體制作流程都具有重構性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正是基於此，通過數字技術，將威爾·史密斯“克隆”於銀幕之上，以數字化表演的方式與真實的威爾·史密斯同臺演繹，展開一場情感、倫理與身份認同的戲劇性衝突。一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原劇本的戲劇性內核。雖然原劇作文本還存在許多的瑕疵，甚至故事老套的問題，但是李安的選擇並非在故事的戲劇性層面，而是在文本故事內核與技術指向性的契合度層面；另一方面，在進行以真人為“仿真”參照的數字化表演地探索過程中,具有商業符號價值的威爾·史密斯形象也因此轉化為一種電影的數字資產，成為數字世界的組成部分。並且，在可見的未來，將會有更多具有文化與商業符號價值的明星或角色進入到數字資產的序列之中，不僅對未來電影表演行業具有重要的影響，更在根本上能夠有效拓展電影故事世界的邊界，創造更豐富的視覺意象。
電影《雙子殺手》劇照
某種意義而言，數字化表演技術也是當下國際上熱度較高的技術研發領域。眾所周知，從《阿凡達》到《戰鬥天使阿麗塔》，那種類人形象與後人類形象的CG角色早已有出色的銀幕表現，但是，這些CG角色在形象設計與情感表達層面與真實的人類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換言之，觀眾並不認同它們是真正的“人”。因此在觀影體驗的過程中，觀眾自始至終都會在情感的無意識層面，與銀幕CG角色保持一種距離的認同關係。正因為如此，當李安以人們所熟悉的威爾·史密斯為原型，在銀幕上“克隆”出年輕版的史密斯，也即是影片中的小克之時，在很大程度上所標示著的是數字化表演已進入到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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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代數字技術而言，創造一種陌生化的視覺形象並不難，最為困難的是創造那些人們最為熟悉的人的形象。這裡，最為熟悉所指涉的不僅僅只是CG角色形象與真實的人之間的相似度、逼真度，而是能夠在情感認同與心靈感知層面，達到某種共振效應的形象，而這種共振效應的產生，自然是通過角色一系列的行為、動機，與微妙和豐富的面部與肢體表情變化得以實現的。因此，在銀幕之中創造一個真實的人的形象，一個具有人類情感和思想的CG形象，對於當代數字技術而言，無疑是極具挑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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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片之中，圍繞CG角色小克而實施的數字化表演本身，應該是比較成功的實現了李安的創作意圖，無論是動作的表意性與複雜性，還是動作本身的流暢、連貫與平滑度，數字角色肢體運動所表現出的逼真度與豐富的動作細節，在很大程度上已然為未來的數字化表演奠定了一個新的基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此次李安的大膽探索和實驗並非絕對完美，實際上，CG角色的數字化表演與真實的人之間還具有一定的距離，真實的威爾·史密斯的表演，可謂表情細膩、情感豐富，所傳遞出的是更為複雜的，一種複合的情感狀態。但是，在銀幕CG角色的還原表現上，最直接的感受是情感被弱化了。這種弱化直接體現為情感表達的單一性。比如克隆人小克質詢克里夫·歐文飾演的“父親”一場戲中，小克的情感狀態表現得較為單薄和直接，此時此刻，“父親”形象、個體身份與信念的崩塌等所引發的複雜情感，在單一化的表情狀態下顯然是被消解了許多。並且，情感單薄的問題在許多情節點上都有所體現，這實際上也是未來數字化表演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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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瑕不掩瑜，雖然《雙子殺手》還存在許多有待改善與繼續提升的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李安此次基於數字電影技術美學的大膽探索和實驗，在很大程度上將會為未來電影的發展提供更多可參照的價值。電影的發展始終與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而技術的進步必將重塑新的影像美學與觀眾新的觀影體驗模式，就此意義而言，李安基於本片的大膽探索和實驗，極具價值和意義。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電影美術學會視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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