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江敏
儘管分屬不同體系，但國際教育的迅猛發展也讓公校教育者們開始反思，該如何提高吸引力以留住生源。
從今年三月教育部公佈的最新數據來看，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66.21萬人，較上一年度增加5.37萬人，增幅8.83%。
不止是留學生，國際學校數量增加也側面反映國內家庭對國際教育需求的上升。據K12國際教育的資源聚合平臺頂思發佈的《2019年全國國際學校圖譜與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國（不含港澳臺）新增60所國際學校，總數達到1168所。
“在公立教育尚未變得更好的時候，有些家庭選擇離開這樣一個體系，作為公校校長，我感到非常痛心。希望我們能夠快點改變，讓本國教育接近世界水平，能夠讓孩子待在自己國家和父母身邊接受最優質的教育。”清華附中校長王殿軍近日在頂思RAISE大會上表示。
從2007年開始，王殿軍擔任清華附中校長，並在校內推進一些列教育改革，比如將大學先修課程引入高中階段，用“綜合素質發展積分系統”評估學生，以及採取集團化辦學將教育資源輻射到薄弱學校等。儘管這些措施在本校獲得反響，但這並不能代表公立教育整體變化。
在很多維度上，中國公立教育發展的確能被稱之為“奇蹟”。我國從1986年頒佈《義務教育法》確立普及義務教育制度後，到2000年正式完成目標共花費15年時間。“以最短時間實現義務教育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大學教育也實現了大眾化，這些成就對一個人口眾多、經濟起點低的國家而言，實屬難得。”但王殿軍認為，從成果來看，我國教育水平還未趕上發達國家。“從我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與整體人口數量之比就能看出來。”
王殿軍認為，公校在許多方面急需變革。在因材施教、能力培養，以及跨學科等方面，國際教育可以為公校變革提供思路。
公校往往從統一教學大綱和標準出發來設計課程，使得“因材施教”難以實現。相比之下，國際級學校儘管不允許使用境外教材，但在課程設置更為靈活。因採用小班制教學，國際學校師生比多在1：15左右，甚至更高，這使得因材施教的可實現性更強。
另外，公校往往因教學任務以知識點掌握為主，忽略對學生能力的培養。王殿軍坦言：“‘以能力為中心’，通常只落實在口頭上，或是校長彙報材料、局長們的講話裡，而沒有融入教學評價體系中。”再加上公校評價學生的方式更依賴考試分數，學生很容易成為知識裝載容器。“怎樣用更豐富的維度來評價學生，引導健康教育，也是中國教育急需改變的地方。”王殿軍說。
但公立教育想要完成變革仍需時間。我國各地區教育實踐不一致，發展水平難以達到均衡，這些現實狀況已經給頂層設計製造難度，落地實踐則難上加難。
國家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對招生考試製度全面改革。2014年9月，國務院正式頒佈《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這一綱領性的文件標誌著改革實踐的啟動。
“但改革只邁出了非常小的一步，到現在，全國不到超過一半的省進行了高考改革，改革力度也很小。想讓所有省都邁上一大步，還需要假以時日。”王殿軍評價道。
當然，儘管理念可鑑，但國際學校作為舶來品在中國發展僅有十多年，其運營經驗和教學實踐還遠談不上成熟。“有一些早期的國際學校完全忽略了自己是在中國，中文學習與其它第二外語之間並無區別。”在王殿軍看來，國內的國際教育雖然從西方引進，但如何做好本土化是一個難題。
政策因素也給國際教育的發展帶來不確定，公立學校國際部的存在就遭到質疑。質疑聲認為，雖然學校有辦學自主權，但國際部也會擠佔公有資源。“教育界對此看法也不一致，有些地方已要求公立學校剝離國際部。”王殿軍評價道。
對國際學校而言，經營層面的辦學紅線，以及招生和教材使用的政策為其發展限定範圍。這也使得無論其規模發展多迅猛，依舊無法“獨自美麗”。而從國際學校生存的大背景來看，王殿軍認為，如果無法推動本國教育向前，國際學校發展再快也不能稱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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