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斷代”困局怎麼破?餘隆和BMF年度藝術家有話要說

第22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即將收官之際,極具分量的“年度藝術家”大獎被旅居美國的兩位青年作曲家杜韻和周天摘得。

作曲家“断代”困局怎么破?余隆和BMF年度艺术家有话要说

周天獲得北京國際音樂節“年度藝術家”

在本屆音樂節上,杜韻的歌劇《天使之骨》令人眼前一亮,這部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獲得2017年普利策音樂獎,杜韻因此成為繼周龍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作曲家。周天則憑藉《樂隊協奏曲》提名第60屆格萊美最佳當代古典音樂作曲獎。

作曲家“断代”困局怎么破?余隆和BMF年度艺术家有话要说

上週五晚,馬勒室內樂團為觀眾上演了周天、陳其鋼、杜韻和米歇爾·範德阿四位當代作曲家的作品。在音樂會開始前,北京國際音樂節藝委會主席餘隆和杜韻、周天進行了一場對談。兩位青年作曲家的成長之路,為突破中國作曲家“斷代”困局,提供了可借鑑的樣本。對於北京國際音樂節來說,始終秉持的推動中國作品,倡導中國概念,已踐行二十餘年,也渴求出現新一代作曲家、新鮮作品。

作曲家“断代”困局怎么破?余隆和BMF年度艺术家有话要说

餘隆和杜韻、周天對談

“斷代”之惑

“新一代作曲家到底在哪裡?”

一直以來,作曲家的“斷代”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當晚音樂會開始前的發佈會,作曲家陳其鋼因為排練不能來到現場,他委託主辦方向媒體宣讀的一段感想裡,他自稱為“老朽”,是調侃,卻也是現實的寫照。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葉小綱、譚盾、陳其鋼這些名字成為中國作曲界的傳奇。直到現在,他們的作品依然頻繁出現在大小音樂會。在為大師們鼓掌喝彩的同時,隱憂漸漸萌生:能夠接班的年輕人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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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鋼

杜韻和周天都經歷了完整的音樂教育,但要成為成熟的作曲家,需要大量經驗的積累。就像餘隆所說,“沒有一部作品是一蹴而就的。”杜韻11歲時就開始創作,“不停地寫,獲獎那天在寫,第二天回到家關起門來也在寫。”周天同樣如此,為他換來35分鐘《樂隊協奏曲》委約機遇的,是三年前一部15分鐘的開場曲,而這15分鐘的機會,又是從更早的一首8分鐘的小作品那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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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韻獲得北京國際音樂節“年度藝術家”

作曲家想象中的音樂,落到樂譜上可能是另一番模樣,而樂隊演奏出來的效果或許與最早的想象更是大相徑庭。餘隆直言:“譜面和真實的演奏效果之間是有距離的,存在著一定的錯位。”許多理論上行得通的配器,操作起來是另外一回事。他這樣打趣自己曾指揮過的一部作品,“作曲家的譜子乍看起來非常漂亮,但樂團上手後,就成了‘從美人變張飛,又變怪石,最後變成黑扇面兒’。越是成熟的作曲家,出現‘錯位’的可能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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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的餘隆

杜韻也提到,如今對作品的定義越來越寬泛,很多年輕從業者的身份定位可能已經不再是“作曲家”,而是“音樂人”,他們做的東西形式也不一樣。她認為,每個國家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為新作品提供平臺很重要,“關鍵是要讓新人來做、來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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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韻在對談中

時代之問

“中國概念”該如何傳承創新?

本屆音樂節揭幕之前,餘隆曾說:“第一個推出‘中國概念’的就是北京國際音樂節,而且,每一代的作曲家音樂節都要推廣下去,我們的目光不止停留在葉小綱、郭文景、陳其鋼這些大師身上,而是要為每一代作曲家提供機會。” 今年北京國際音樂節的主題是“新古典 樂無界”,所謂的新古典,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中國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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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發表觀點

不過,對於不同年代的作曲家來說,“中國概念”的內涵並不盡相同。與上一代作曲家相比,杜韻、周天在改革開放後成長,從小在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中長大,對他們而言,所謂的“文化衝擊”和“文化碰撞”的影響遠沒有之前那樣深刻。周天坦言:“我們這一代不能再走譚盾、陳其鋼、周龍他們那一代作曲家的成功之路,他們的創作正是在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年代,而我們從小就生長在開放的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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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室內樂團演奏周天的作品

留學和旅居國外的經歷,使杜韻和周天這代作曲家都更習慣用國際化的創作手法表現“中國概念”。上週五的音樂會,周天為敘述者、長笛、中提琴和豎琴而作的《柯林斯讀中國詩集》,將詩詞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符號意義的意象與現代音樂相結合,創造出文化碰撞的驚豔火花。他介紹,美國詩人柯林斯對中國古典詩詞中的留白極感興趣,這部作品的敘述者是外國人,但留白的是中國文化內涵。而他為大提琴創作的獨奏作品《韻》,在大提琴演奏的弓法上,採取了西方古典音樂作品並不常用的方式,來體現中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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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

更積極開放的心態,成為杜韻、周天們詮釋“中國概念”的動力。雖然歷史會將作曲家歸結於時間而使之成為某一代,但在周天看來,個體非常重要,“年輕的作曲家也會有古典音樂的心境,而年老的作曲家也可能有現代的創作激情,而古典音樂就是講究傳承的,巴赫的音樂今天也仍然年輕,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今天聽也沒感覺是以前的作曲家創作的,重要的是我們的創作如何有自己的思想和個性、如何堅持自己的方向。”

得失之間

委約作品能否寬容失敗?

進入新世紀以來,歌劇院、交響樂團、音樂節,都把目光投向現世的傑出作曲家,以委約創作或者聯合委約的形式推動新音樂作品的創作。在餘隆的執掌下,北京國際音樂節最早把“委約作品”的概念引入了國內。截至本屆音樂節開幕前,北京國際音樂節至今已相繼委託中外作曲家創作了18部各類作品,今年之後,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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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北京國際音樂節委約作品專場音樂會”

不過,就像餘隆所說的,委約存在的一個現實的問題,藝術和文化機構喜歡向業已成名的作曲家委約作品,因為“保險”和“完成度”高。在對談現場,杜韻直言不諱地表示:“我覺得允許失敗非常重要。”這一觀點馬上得到了餘隆的認可,委約方應該對年輕人多一些包容,要允許他們在合適的範圍內“失敗”。餘隆開玩笑說:“你不知道這個孩子能不能考上哈佛,難道從小就不給他吃飯了嗎?所有人都在期待下一部‘黃河’或者‘梁祝’的出現,但其實這兩部作品成功的背後是同時期成千上百部不那麼成功的作品,佳作出現的幾率向來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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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隆在對談現場

對北京國際音樂節而言,將青年音樂家推向公眾視野始終是持之以恆的事業。餘隆把青年音樂家比喻成“種子”,而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平臺則是“土壤”。多年來,包括張昊辰、楊洋、林大葉、黃屹等一批優秀青年才俊,通過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舞臺不斷展現自己的才華。對於“土壤”和“種子”,餘隆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多委約作品是‘命題作文’,應該在創作上給年輕作曲家更多自由度;而作曲家本身不能怨天尤人,創作是不能停止的,不是隻等到人家找你寫的時候,你才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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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監製:周南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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