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收官之际，极具分量的“年度艺术家”大奖被旅居美国的两位青年作曲家杜韵和周天摘得。
周天获得北京国际音乐节“年度艺术家”
在本届音乐节上，杜韵的歌剧《天使之骨》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获得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杜韵因此成为继周龙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作曲家。周天则凭借《乐队协奏曲》提名第60届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
上周五晚，马勒室内乐团为观众上演了周天、陈其钢、杜韵和米歇尔·范德阿四位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在音乐会开始前，北京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席余隆和杜韵、周天进行了一场对谈。两位青年作曲家的成长之路，为突破中国作曲家“断代”困局，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对于北京国际音乐节来说，始终秉持的推动中国作品，倡导中国概念，已践行二十余年，也渴求出现新一代作曲家、新鲜作品。
余隆和杜韵、周天对谈
“断代”之惑
“新一代作曲家到底在哪里？”
一直以来，作曲家的“断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当晚音乐会开始前的发布会，作曲家陈其钢因为排练不能来到现场，他委托主办方向媒体宣读的一段感想里，他自称为“老朽”，是调侃，却也是现实的写照。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叶小纲、谭盾、陈其钢这些名字成为中国作曲界的传奇。直到现在，他们的作品依然频繁出现在大小音乐会。在为大师们鼓掌喝彩的同时，隐忧渐渐萌生：能够接班的年轻人到底在哪里？
陈其钢
杜韵和周天都经历了完整的音乐教育，但要成为成熟的作曲家，需要大量经验的积累。就像余隆所说，“没有一部作品是一蹴而就的。”杜韵11岁时就开始创作，“不停地写，获奖那天在写，第二天回到家关起门来也在写。”周天同样如此，为他换来35分钟《乐队协奏曲》委约机遇的，是三年前一部15分钟的开场曲，而这15分钟的机会，又是从更早的一首8分钟的小作品那里得到的。
杜韵获得北京国际音乐节“年度艺术家”
作曲家想象中的音乐，落到乐谱上可能是另一番模样，而乐队演奏出来的效果或许与最早的想象更是大相径庭。余隆直言：“谱面和真实的演奏效果之间是有距离的，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许多理论上行得通的配器，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他这样打趣自己曾指挥过的一部作品，“作曲家的谱子乍看起来非常漂亮，但乐团上手后，就成了‘从美人变张飞，又变怪石，最后变成黑扇面儿’。越是成熟的作曲家，出现‘错位’的可能性越低。”
指挥中的余隆
杜韵也提到，如今对作品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很多年轻从业者的身份定位可能已经不再是“作曲家”，而是“音乐人”，他们做的东西形式也不一样。她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为新作品提供平台很重要，“关键是要让新人来做、来动手。”
杜韵在对谈中
时代之问
“中国概念”该如何传承创新？
本届音乐节揭幕之前，余隆曾说：“第一个推出‘中国概念’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而且，每一代的作曲家音乐节都要推广下去，我们的目光不止停留在叶小纲、郭文景、陈其钢这些大师身上，而是要为每一代作曲家提供机会。”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主题是“新古典 乐无界”，所谓的新古典，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概念”上。
周天发表观点
不过，对于不同年代的作曲家来说，“中国概念”的内涵并不尽相同。与上一代作曲家相比，杜韵、周天在改革开放后成长，从小在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对他们而言，所谓的“文化冲击”和“文化碰撞”的影响远没有之前那样深刻。周天坦言：“我们这一代不能再走谭盾、陈其钢、周龙他们那一代作曲家的成功之路，他们的创作正是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而我们从小就生长在开放的社会中。”
马勒室内乐团演奏周天的作品
留学和旅居国外的经历，使杜韵和周天这代作曲家都更习惯用国际化的创作手法表现“中国概念”。上周五的音乐会，周天为叙述者、长笛、中提琴和竖琴而作的《柯林斯读中国诗集》，将诗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意象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文化碰撞的惊艳火花。他介绍，美国诗人柯林斯对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留白极感兴趣，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是外国人，但留白的是中国文化内涵。而他为大提琴创作的独奏作品《韵》，在大提琴演奏的弓法上，采取了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并不常用的方式，来体现中国风格。
巴赫
更积极开放的心态，成为杜韵、周天们诠释“中国概念”的动力。虽然历史会将作曲家归结于时间而使之成为某一代，但在周天看来，个体非常重要，“年轻的作曲家也会有古典音乐的心境，而年老的作曲家也可能有现代的创作激情，而古典音乐就是讲究传承的，巴赫的音乐今天也仍然年轻，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今天听也没感觉是以前的作曲家创作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如何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如何坚持自己的方向。”
得失之间
委约作品能否宽容失败？
进入新世纪以来，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节，都把目光投向现世的杰出作曲家，以委约创作或者联合委约的形式推动新音乐作品的创作。在余隆的执掌下，北京国际音乐节最早把“委约作品”的概念引入了国内。截至本届音乐节开幕前，北京国际音乐节至今已相继委托中外作曲家创作了18部各类作品，今年之后，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提升。
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作品专场音乐会”
不过，就像余隆所说的，委约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艺术和文化机构喜欢向业已成名的作曲家委约作品，因为“保险”和“完成度”高。在对谈现场，杜韵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觉得允许失败非常重要。”这一观点马上得到了余隆的认可，委约方应该对年轻人多一些包容，要允许他们在合适的范围内“失败”。余隆开玩笑说：“你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考上哈佛，难道从小就不给他吃饭了吗？所有人都在期待下一部‘黄河’或者‘梁祝’的出现，但其实这两部作品成功的背后是同时期成千上百部不那么成功的作品，佳作出现的几率向来并不乐观。”
余隆在对谈现场
对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将青年音乐家推向公众视野始终是持之以恒的事业。余隆把青年音乐家比喻成“种子”，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平台则是“土壤”。多年来，包括张昊辰、杨洋、林大叶、黄屹等一批优秀青年才俊，通过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不断展现自己的才华。对于“土壤”和“种子”，余隆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多委约作品是‘命题作文’，应该在创作上给年轻作曲家更多自由度；而作曲家本身不能怨天尤人，创作是不能停止的，不是只等到人家找你写的时候，你才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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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监制：周南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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